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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聚差異共識:人民政協的特有功能和獨特優勢
2020年02月20日 10:36 來源:《中國政協》(京)2018年第21期 作者:虞崇勝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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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虞崇勝,武漢大學政治文明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通過和平、理性的協商方式凝聚和達成共識,是多元社會、多樣性社會存在的根本前提,也是人類政治文明中極具理性和智慧的政治精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隨著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社會日益多元化和多樣化,同時人們的相互依賴也更加緊密。于是,凝聚和達成共識較之以往任何時代都顯得更為重要。

  人民政協作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在凝聚共識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功能和優勢。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加強和發展人民政協工作,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充分發揮人民政協在凝聚共識方面的特有功能和獨特優勢。

  一、精準把握共識和差異共識的科學內涵

  什么是共識?從字面上理解,共識就是共同的認識或一致的認識。但從認識的規律來看,如同千人千面一樣,人們的認識總是千差萬別的。從人類認識的源生性來說,是沒有一致的認識和共同的認識的。但是,從本質上來說人類不是個人存在物,而是類動物(不是單個的魯賓遜,而是在人類共同體中存在的),是在人與人的依賴關系中才能發展的動物。那么,不同存在的人、不同認識的人,如何才能生存在一起呢?這就要求借助一定的方式,找到不同人的共同點,進而達成某種共識。

  然而,“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世界上的事物都不是整齊劃一的,更何況人們的思想認識呢!因此,真正意義上的共識,其精髓并不是一致的認識,而是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理性認識,是一種“容和”的政治狀態。1914年,章士釗在《政本》一文中指出:“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謂有容?曰不好同惡異。”因此,寬容、包容是共識的要義,也是共識存在的前提。

  需要指出的是,共識中的“共”,是多而不是一,無多則無“共”,有異才需要共識。從根本上來說,共識就是和而不同,而不是同而無異。因為如果沒有差異,沒有不同,共識和達成共識就沒有意義。所以,我們不能將“共識”簡單地理解為“一致”和“相同”,而應該將其視為經過民主協商后達成的一種理性的、正義的認識。

  共識是人類共同體存在的前提,凡是人類共同體,無論是民族、國家、政黨、團體,都是基于某種共識而存在的。但是,共識不是自然存在的,也不是自發產生的,它是要通過一定的程序和機制達成的。人們通常所說的凝聚共識、達成共識、獲得共識等,都是要經過一定的程序和機制才能實現的。

  人類社會不同制度下達成共識方式不盡相同,但綜合起來看,不同共同體達成共識有三種情況:

  其一,妥協共識。妥協共識是以一方妥協或雙方妥協而達成的共識。這種共識往往是以強力為后盾,多存在于階級社會和對敵斗爭中。中外歷史上不乏以妥協而達成共識的案例。比如,著名的澶(chán)淵之盟就是北宋與遼經過多次戰爭后雙方妥協而締結的盟約,即達成妥協共識。

  澶淵之盟指北宋與遼(契丹)之間訂立的和約。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遼蕭太后與遼圣宗親率大軍南下,深入宋境。宋真宗想遷都南逃,因宰相寇準的勸阻,才勉強至澶州督戰。宋軍堅守遼軍背后的城鎮,又在澶州城下射殺遼將蕭撻覽(一作凜),一度扭轉被動局面。遼害怕腹背受敵,遂提出和議。宋真宗歷來畏敵,主張妥協議和,先通過降遼舊將王繼忠與對方暗通關節,后派曹利用前往遼營談判,于十二月間(1005年1月)與遼訂立和約,規定宋每年送給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因澶州在宋朝亦稱澶淵郡,故史稱“澶淵之盟”。此后宋、遼之間百余年間不再有大規模的戰事,禮尚往來,通使殷勤,雙方互派使節共達三百八十次之多,遼朝邊地發生饑荒,宋朝也會派人在邊境賑濟,宋真宗崩逝消息傳來,遼圣宗“集蕃漢大臣舉哀,后妃以下皆為沾涕”。

  “澶淵之盟”是典型的通過雙方各讓一步,進而達成的妥協共識。這種共識是雙方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了避免更大的犧牲而作出讓步之后達成的。這種妥協共識雖非自愿,但對于結束戰爭維持和平還是有意義的。

  其二,差異共識。差異共識是在承認差異和保護差異前提下達成的共識。這種共識往往是在特殊條件下達成的,同時也是基于理性認識自覺達成的,它是一種既承認差異的客觀存在,又根據互利和共贏原則而形成的共識。

  比如國家的產生和存在,就是依據于差異共識的結果。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中專門探討了國家起源問題,他經過縝密的歸納和總結后指出:“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相互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①

  可見,國家既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同時也是各階級權衡利弊、達成差異共識的結果。一方面,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另一方面,國家“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存在不同階級就是存在差異,緩和沖突、保持秩序就是共識。如果達不成差異共識,國家是不可能將不同階級和不同利益的人群組織在一起的。

  國家的存續也是以差異共識為前提的。“大廈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闊,非一流之歸也。”大凡在世界上存在的國家,都有著特殊的機緣(基于國情的共識)而結合在一起。當代中國就是一個多樣性、差異性十分明顯且發展極不平衡的超大型國家,謀取和達成共識(凝心聚力)對于推進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進步顯得特別重要。2014年1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黨外人士共迎新春時指出:“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實踐證明,建立新中國,建設新中國,開拓改革路,實現中國夢,都需要各黨派團體和各界人士齊心努力。越是處于改革攻堅期,越需要匯集眾智、增強合力;越是處于發展關鍵期,越需要凝聚人心、眾志成城。”②

  差異共識不同于妥協共識的地方在于,它是以承認差異和保護差異為前提的。因為如果不存在差異,就沒有了比較的對象,于是謀取和達成共識就沒有意義。另外,妥協共識是被迫的,萬不得已的;差異共識則是主動的,是在理性認識基礎上達成的共識。習近平總書記結合中國的實際指出:“我們十三億人,八千二百多萬黨員,包括海外同胞,大家能凝聚共識,本身就是力量。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不同地方、不同階層、不同領域、不同方面,大家會有不同想法。那就要考慮,哪些是可以‘求同’的?哪些是可以經過做工作形成或轉化為共識的?哪些是可以繼續‘存異’的?把最大公約數找出來,在改革開放上形成聚集,做事就能事半而功倍。”③由此可見,差異共識其實是求同存異,追求的并非同而無異,而是和而不同。在一定意義上說,和而不同才是差異共識的最高境界。

  其三,重疊共識。重疊共識是羅爾斯發現和提出的一種共識。重疊共識是指在多元社會中從不同角度和通過不同方式達成的共識,它不是多重共識的簡單相加,而是多重共識凝結而成的更高的共識。羅爾斯提出重疊共識是有價值的,它為多元社會中差異巨大的人們達成共識提供了一種思路。但他提出的更高的共識只能是一種理想狀態,至于它高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達到這種程度,羅爾斯自己也沒有給出答案。其實,他也給不出答案。因為人類始終只能提出現實社會需要而可能提出的問題。

  從上述三種共識形式來說,雖然都有其特殊的語境和實現條件,但就人類社會現階段的現狀和發展需要來說,我們所倡導的是差異共識。因為只有差異共識最能反映現實人類社會發展的要求,同時也能適應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總體趨勢。其實,即使是差異共識,也不是能一蹴而就的,而是要按照其內在發展規律循序漸進地達成。關于如何達成差異共識,我們只能根據人類社會現階段的實際,從低度共識(有人說是底線共識)逐步向高度共識發展。所謂低度共識,就是法治共識。所謂高度共識,就是善治共識。法治共識即通過完善法治,使人們在法治基礎上達成共識,也就是實現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依法行為。在此基礎上,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倡導共產主義理想與情操,不斷向高度共識演進,進而在善治基礎上達成共識,也就是實現公平正義、自由平等、共存共贏、和而不同。

  二、人民政協具有凝聚差異共識的特有功能

  必須明確,人民政協所要凝聚的和可能凝聚的共識,因其自身存在條件和所追求的價值目標,只能是一種差異共識。如前所述,差異共識不是同而無異的“一致共識”,而是一種包容差異、尊重多樣、和而不同的“中度共識”。

  人民政協不是國家權力機關,而是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人民政協由于組織的廣涵性、界別的多樣性、活動的靈活性等特點,在凝聚差異共識方面具有其他政治組織所不具有的特有功能。

  其一,人民政協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形式的性質,使之具有凝聚差異共識的特有功能。人民政協是我國愛國統一戰線組織。統一戰線的獨特功能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新時期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就是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努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維護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斗。”④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互聯網技術的突飛猛進,統戰工作所面臨的形勢和工作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統戰工作對象和范圍更加廣泛。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各階層、各方面的代表人士大量涌現,統戰對象逐步從社會精英擴展到社會各階層。與此同時,統戰對象利益訴求、思想觀念更加多元。改革開放以來,人們思想觀念的獨立性、差異性、多樣性、多變性明顯增強。統戰對象尤其是新的社會群體,來自不同階層、不同行業、不同領域,利益訴求差異性日益顯現,有的看重經濟利益,有的看重社會身份,有的追求個人精神享受,有的追求公益價值。如何正確處理一致性與多樣性的關系,引導他們合理表達訴求、有序政治參與,團結引導他們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為經濟社會發展作貢獻,這是統一戰線面臨的新課題。

  人民政協作為統一戰線組織,一方面,可以借助自身組織特點推動從主要依靠政策工具轉向政策、法律、經濟、文化手段并舉。隨著人們的民主意識、法律意識、市場意識、公平意識的不斷增強,統戰工作的行政手段可能會有所弱化,法律手段、經濟手段、文化手段在統戰工作中的作用將進一步凸顯。另一方面,人民政協可以推動從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向依靠行政和社會化力量并舉。社會轉型期,統戰工作社會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單純依靠各級統戰部門、統戰系統單位的力量做統戰工作可能會捉襟見肘。特別是在基層和新興社會組織,找到合適的工作載體、渠道和抓手開展統戰工作,是當前我們需要研究的重點問題。只有深入基層、深入群團組織,主動依靠社區、社團、互聯網,與統戰對象充分溝通、深度交流,才是做好統戰工作切實有效的辦法。同時,在互聯網的時代背景下,統戰工作必須在做實“線下”工作的同時,重視做好“線上”的工作,充分利用好網絡這個渠道和平臺,加強線上交流、線下溝通雙管齊下,主動占領網絡陣地,爭取網絡輿論宣傳的主動權,進而形成差異共識。

  人民政協凝聚差異共識,必須充分反映統一戰線的本質要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做好人民政協工作,必須堅持大團結大聯合。大團結大聯合是統一戰線的本質要求,是人民政協組織的重要特征。人民政協要堅持在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事業、共同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基礎上,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匯聚起共襄偉業的強大力量。”⑤

  其二、人民政協通過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三大職能,使之具有達成差異共識的特有功能。人民政協的主要職能是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這三項主要職能是各黨派團體、各族各界人士在中國政治體制中參與國是、發揮作用的重要內容和基本形式,體現了人民政協的性質和特點,是人民政協區別于其他政治組織的重要標志。

  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是對國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針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在決策之前進行協商和就決策執行過程中的重要問題進行協商。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具有廣泛性和開放性的特點。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基礎上的開放性協商,它根本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競爭性協商,不是以強凌弱,也不是優勝劣汰,而是求大同存小異,尋求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因而更能夠獲得不同階層群眾的支持和理解,從而達成差異共識。

  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是對國家憲法、法律和法規的實施,重大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工作,通過建議和批評進行監督。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具有非強制性的特點。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不是靠強制性,而是靠擺事實講道理,靠切中要害,靠抓住關鍵問題。與競爭性監督不同,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不是拆臺,而是補臺,是優化、補正、完善,是化解風險和防范風險,因而更能得到相關方面的理解和接受,從而達成差異共識。

  人民政協的參政議政是對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以及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進行協商討論。通過調研報告、提案、建議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提出意見和建議。人民政協的參政議政具有經常性和規范性的特點。人民政協的參政議政依法依章進行,通過人民政協的參政議政,把不同階層有參政積極性的群眾有組織地調動起來,有利于實現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有利于將社會的不同(差異)意見和建議集中起來,進而達成差異共識。

  其三,人民政協作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使之具有形成差異共識的特有功能。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人民政協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之所以如此重視人民政協在協商民主中的作用,主要在于人民政協具有其他協商機構不具有的特點和優勢,這是其他機構所不可比擬的。

  綜合起來看,人民政協協商民主有六個特點:一是人民政協協商民主,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為依托,與整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相配套,是一種制度性民主;二是人民政協協商民主,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體現,也是黨聯系群眾的橋梁,是一種人民民主;三是人民政協協商民主,是以統一戰線大團結大聯合為主旨的,堅持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是一種合作型民主;四是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強調有序性和參與性,能夠避免競爭性民主互相攻訐、相互傾軋的弊端,是一種新型的參與式民主;五是人民政協協商民主,是以中華傳統文化為根基的民主,是一種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民主;最后,人民政協協商民主追求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境界,倡導求同存異、體諒包容的理念,實行平等協商、合作共事的方法,與中國傳統文化相契合,有助于培養出理性包容、合作共贏的協商政治文化。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的這些特點,不僅是其區別于其他協商民主形式的長處,而且是其凝聚和形成差異共識的基本前提。

  正是基于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的這些特點,習近平總書記對人民政協寄予厚望。他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對政協工作提出如下要求:“人民政協要發揮作為專門協商機構的作用,把協商民主貫穿履行職能全過程,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制度建設,不斷提高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水平,更好協調關系、匯聚力量、建言獻策、服務大局。要拓展協商內容、豐富協商形式,建立健全協商議題提出、活動組織、成果采納落實和反饋機制,更加靈活、更為經常開展專題協商、對口協商、界別協商、提案辦理協商,探索網絡議政、遠程協商等新形式,提高協商實效,努力營造既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協商氛圍。”

  三、凝聚差異共識是人民政協的獨特優勢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中國共產黨統一領導下,通過多種形式的協商,廣泛聽取意見和建議,廣泛接受批評和監督,可以廣泛達成決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識,有效克服黨派和利益集團為自己的利益相互競爭甚至相互傾軋的弊端;可以廣泛暢通各種利益要求和訴求進入決策程序的渠道,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為了維護和爭取自己的利益固執己見、排斥異己的弊端;可以廣泛形成發現和改正失誤和錯誤的機制,有效克服決策中情況不明、自以為是的弊端;可以廣泛形成人民群眾參與各層次管理和治理的機制,有效克服人民群眾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治理中無法表達、難以參與的弊端;可以廣泛凝聚全社會推進改革發展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克服各項政策和工作共識不高、無以落實的弊端。這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獨特優勢所在。”⑥

  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上述優勢,也是完全適用于人民政協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同時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在凝聚共識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優勢。

  首先,人民政協所依托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具有合作性、非競爭性的優勢,反映了差異共識的內在精神。人民政協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運作過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獨特作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是一種新型的政黨制度,在世界政黨制度中獨具特色。在這一基本政治制度中,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既親密合作又互相監督,而不是互相反對。中國共產黨依法執政,各民主黨派依法參政,而不是輪流執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以其獨特的結構功能和運行機制,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要求,保障了人民民主權利的充分行使,是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人民創造的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制度,但它并不是自立于人類政治文明大道之外的,而是比較充分地反映了差異共識的內在精神的:(1)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確立的,是各種政治力量經過反復比較得出的正確選擇。因此,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有著廣泛的共識基礎。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加強和鞏固也是建立在全國人民共識的基礎上的。(2)我國的政黨制度是合作式的而非競爭式的。共產黨執政,各民主黨派參政,共產黨與民主黨派是合作的關系,而不是競爭的關系。執政黨與參政黨的真誠合作,是基于對國家和社會發展方向和發展路徑的共識之上的,是一種“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高度共識。(3)人民政協以其組織的包容性,為各黨派、各界人民提供了利益表達的場所,及時有效地反映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和要求。這與差異共識“不僅能代表少數群體和少數利益,還能更準確地表達每個人的意愿,而且更具包容性,能夠代表更多的人、更廣泛的利益”是一致的。⑦

  其二,人民政協組織形式包容性、廣泛性、參與性的優勢,演繹了差異共識的基本理念。從人民政協的組織形式看,人民政協容納了不同的利益群體,以其組織形式的包容性體現了差異共識的基本要求。改革開放以來,人民政協以增進民主團結為使命,圍繞“大團結、大聯合”的目標,努力擴大團結面、增強包容性。全國政協在界別設置上增加了文藝界、科技界、社科界、體育界、經濟界以及特邀香港人士、特邀澳門人士等,并適當調整了一些界別名稱,使全國政協的界別增加到34個。適應我國社會階層的新變化,先是把“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納入統一戰線,后來又將“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列入愛國統一戰線范圍,從而使人民政協的聯系面更加廣泛。這種廣泛性說明,人民政協不僅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組織,而且以其組織形式的廣納性和包容性演繹著差異共識的基本理念。

  人民政協由界別組成,許多界別既是特定利益群體的代表,也是我國公民以界別形式表達群體訴求的重要渠道。人民政協這種組織結構,有利于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也有利于執政黨和政府及時了解不同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的愿望要求,準確系統把握不同方面群眾脈搏,既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又照顧到各方面的具體利益,還可以使一些社會矛盾和問題得到妥善解決,實現利益關系的協調平衡。此外,政協會議討論中可以有不同意見的辯論,這對于保證公共決策的科學性有重要意義。由此可知,人民政協作為我國政治體制框架內的政治組織、作為實現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完全有理由也完全能夠成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和凝聚差異共識的重要政治舞臺。

  其三,人民政協活動形式的多樣性、靈活性、引導性的優勢,拓展了差異共識的組織渠道。人民政協的活動具有多樣性、靈活性的優勢,能夠聚焦科學發展、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問題和群眾最為關切的問題,通過深入調查研究,努力為改革發展出實招、謀良策。特別是在宣傳改革發展的大政方針,引導所聯系群眾支持和參與改革發展,正確對待新形勢下改革發展帶來的利益格局調整,為改革發展添助力、增合力等方面具有獨特優勢。

  1.集思廣益,科學決策。人民政協人才薈萃,參與主體相當廣泛,他們來自各黨派、各團體,聯系著社會各個階層。全面深化改革是整體性改革,牽動著各階層的利益,情況相當復雜。因此,要實現改革的科學性,堅持穩中求進、整體協調,政協一定能夠發揮建言獻策和凝聚共識的重要作用。各級黨政機構要嚴格按照中央的要求,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積極創造條件讓社會各界的利益訴求能在政協得到充分表達,發揮政協在重大決策和重要事項形成過程中的獨特作用。

  2.釋疑解惑,形成共識。相對其他機構而言,人民政協位置比較超脫,能夠更好地了解和闡釋各方面的問題,最大限度地集中社會各界的利益訴求,在充分尊重各自意見基礎上形成共識,扮演政策闡釋者和推動者的角色。依靠人民政協這個大平臺,從不同角度、不同界別、不同人群中把正確的意見收集好,把方向性、根本性的意見確定好,使改革政策的出臺、內容的確定更加科學。人民政協在改革發展中,勤于思考,勇于實踐,知情明政,努力當好黨委和政府的參謀,向所聯系群眾做好釋疑解惑的工作,讓各界群眾在一些改革重大問題上形成共識。

  3.化解矛盾,凝聚人心。人民政協作為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橋梁、窗口、平臺,具有代表性強、聯系面廣、包容性大的優勢。政協工作要聚焦黨和國家中心工作,就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問題和群眾最為關切的問題,深入進行調查研究,努力為改革發展出真招、實招、高招。要積極宣傳改革發展的大政方針,引導所聯系群眾支持和參與改革發展,正確對待新形勢下改革發展帶來的利益格局調整,為改革發展凝智力、添助力、增合力。廣大政協委員要敢于講真話、進諍言、獻良策,及時反映真實情況,勇于提出建議和批評,幫助查找不足、分析和解決問題,推動各項改革發展舉措落到實處。

  人民政協的活動形式靈活多樣、不拘形式、講求實效,能夠及時地反映社會不同階層的不同聲音。從政協的活動形式來看,人民政協匯聚了多方的不同力量,集合了多元的利益訴求,已經成為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達成差異共識的重要組織渠道。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70頁。

  ②習近平:“在同黨外人士共迎新春時的講話”,載《人民日報》,2014年1月24日。

  ③《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31-32頁。

  ④《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⑤“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六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載《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68頁。

  ⑥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六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4年9月21日),載《人民日報》,2014年9月22日。

  ⑦參見虞崇勝:“人民政協:中國式共識民主的最好實現形式”,載《中國政協·理論研究》,2010年第4期。

作者簡介

姓名:虞崇勝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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