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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災的歷史地理學思考
2020年02月17日 08:2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龔勝生 字號

內容摘要:疫災與人類相始終。人類醫學進步的歷史,很大程度上是人類與疫災不斷斗爭并戰勝疫災的歷史。近3000年來,中國的疫災頻度總體上呈現越來越高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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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災與人類相始終。人類醫學進步的歷史,很大程度上是人類與疫災不斷斗爭并戰勝疫災的歷史。中國記載疫災的歷史悠久,早在殷商時期,甲骨文中就有了“疫”字。秦漢時期,我國現存最早的自然地理著作《山海經》和中醫理論著作《黃帝內經》就有了疫災流行與動植物、氣候等自然環境要素關系的論述。中國自古以農立國,人口密度大,疫災易于流行,是個多疫之國。古人一方面不斷地遭受著疫災侵襲的痛苦,另一方面也在不斷地記錄著這些痛苦以警示后人。正史、方志、實錄、檔案、文集、醫案、報刊等各類歷史文獻都記錄下了豐富的疫災史料。這些疫災史料雖然分布零散,但歷時長、總量多,可謂汗牛充棟。經過20余年的努力,我們廣泛搜羅歷史文獻中的疫災史料,以編年體方式,編撰完成了五卷本共280多萬字的《中國三千年疫災史料匯編》。根據我們的研究,從春秋戰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公元前770年至1949年)的2720年間,我國至少有893年為疫災流行之年,疫災頻度達32.83%,平均不到3年就有1年發生疫災。其中,先秦兩漢時期(公元前771年至220年)的疫災頻度為5.74%;魏晉南北朝時期(220—581年)的疫災頻度為20.99%,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疫災高峰期;隋唐五代時期(581—960年)的疫災頻度為12.40%,是中國歷史上疫災相對稀少的時期;北宋時期(960—1127年)的疫災頻度為35.12%,南宋時期(1127—1279年)的疫災頻度為53.29%,元代(1279—1368年)的疫災頻度為57.78%,明代(1368—1644年)的疫災頻度為78.34%,清代(1644—1911年)的疫災頻度為98.51%,民國時期(1912—1949年)的疫災頻度為100.00%。自北宋以來,疫災頻度不斷上升且居高不下,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疫災高峰期。近3000年來,中國的疫災頻度總體上呈現越來越高的趨勢。

  疫災流行既是社會文化現象也是自然生態現象

  疫災的發生,既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關,也與自然環境密切相關,既受社會規律制約,也受自然規律制約。因此,疫災流行既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也是一種自然生態現象。

  從社會規律看,一是疫災流行的規模與人口狀況密切相關。一般而言,疫病大多是近鄰接觸型傳播,疫災大都是密度依賴型災害。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人口密度不斷提升,人口流動性不斷增強,不僅疫災流行的頻度越來越高,而且疫災流行的時間也越來越長。我國由先秦兩漢時期約20年一流行,魏晉南北朝時期約5年一流行,發展到北宋時期的3年一流行,民國時期的無年不流行。二是疫災流行的強度與人類干擾自然的深度密切相關。在我國歷史上,隨著人類干擾自然和破壞自然程度的加深,疫病種群不斷增多,而且疫病的致病能力也不斷增加,疫災的破壞性不斷增強,如東晉時期出現的天花,南宋時期出現的鼠疫,清朝時期出現的霍亂。

  從自然規律看,一是疫災流行的長期趨勢受氣候變遷趨勢制約。寒冷期氣候變化大,自然災害頻繁,疫災相對頻繁;溫暖期氣候較穩定,自然災害較少,疫災也相對稀少。二是疫災流行的季節變化受氣候變化制約。總體而言,濕熱氣候有利于疫災流行,寒冷氣候不利于疫災流行。因此,夏秋季節疫災頻發,冬春季節疫災稀少。三是疫災流行的空間分異受生態環境的空間分異制約。我國東南半壁人口稠密,西北半壁人口稀少,歷史上疫災主要發生在東南半壁;我國南方地區相對溫暖濕潤,北方地區相對寒冷干燥,因而南方地區的疫災多于北方地區。有的病原體具有自然疫源性,這類疫病所導致的疫災流行,具有明顯的地方性,如鼠疫、血吸蟲病等;還有的病原體存活需要較嚴格的生態環境,這類疫病也有一定的地方性,如瘧疾、黑熱病、霍亂等。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是人類長期適應自然生態的產物,它們對疫災空間分布的影響也是自然規律制約的體現,如晚清民國江南水鄉的生活方式導致霍亂年年流行。受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雙重制約,中國歷史上的疫災流行具有顯著的空間分布特征,即人口稠密地區多于人口稀疏地區;城市地區多于鄉村地區;交通沿線地區多于偏僻地區;自然災害頻發地區多于自然災害稀少地區;自然疫源地地區多于非自然疫源地地區。

  古代疫災防控成效有限

  疫災危害極大,疫情就是敵情,救疫就是救國,因此,中國古代十分重視疫災的防控。在中國古代,每當疫災發生之后,政府和民間都會采取一些救災措施。政府的救災措施主要有:蠲免租稅,賑濟錢糧,施醫給藥,瘞埋死者;下罪己詔,祭祀山川神,請求上天寬宥或神仙幫助;大赦天下,釋放囚徒,舒緩怨艾之氣;禁止屠宰,停葷減膳,彰好生之德。民間的救災措施主要有:捐錢捐糧,施醫給棺,建義冢,瘞死尸;倡導孝道,不畏傳染,盡心侍奉患者;求神拜佛,禮懺建蘸,行巫道術,驅逐厲鬼;抬神巡游,儺戲酬神,請求瘟神保佑;改期過年,顛倒時序,消災轉運。上述應對措施,或以疫災為上天所譴,或以疫災為厲鬼所為,或以疫災為瘟神所降,或以疫災為戾氣所致,由于病因找不對,基本上發揮不了作用。因此,中國古代的疫災要么是在自然的阻隔下停息,要么是在易感人群的滅絕下止息。不但如此,有些措施初衷是要防疫,但結果適得其反,反而導致疫病流行得更快速、更廣遠。比如,抬神巡游之時,萬民空巷,士女聚觀,不僅勞民傷財,而且直接導致疫病傳播蔓延;又比如,改期過年,舉國若狂,送往迎來,互賀新年,也為疫病傳播提供了極好的機會。

  民國時期,逐漸有了一些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疫災的應對才漸漸步入科學的、制度化的軌道。但是,當時公共衛生體系畢竟處于草創階段,社會又動蕩不安,疫災流行之時,政府和民間的應對效率,總體而言仍然非常低下,因此全國性的疫災大流行屢見不鮮。從衛生行政體系看,直到民國晚期才有衛生部的設置,且垂直衛生行政體系最多到縣;從衛生服務體系看,應對疫災除少數幾個常設的綜合性醫院外,大多是臨時性的時疫醫院,醫生、病床、藥物都顯得嚴重不足;從衛生防疫體系看,除中央防疫處和海關檢疫處外,地方政府根本就沒有防疫機構的設置。疫災流行時,政府的應對措施主要有:撥給防疫經費;實施鐵路、港口檢疫和交通管制;成立防疫委員會,派遣醫療專業隊到疫區指導;禁止抬神巡游、建蘸誦經等民間陋習。民間的主要應對措施有:地方鄉紳或醫者設置時疫醫院,免費救治貧民;民間慈善組織送醫送藥、捐款捐物;抬神巡游、禮懺祈禳、改期過年等。即使是現代醫學發達的上海,當時也年年霍亂流行,還被稱為“傳染病之城”。可以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除了牛痘接種的持續推廣、1910—1911年的東北大鼠疫防控、1917—1918年的山西大鼠疫防控,我國在疫災防控方面取得的成績都是十分有限的。

  總結經驗 多舉措加強疫情防控 

  回顧中國的疫災流行史,總結經驗教訓,為現代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防控提供決策咨詢,是科學工作者應該肩負的社會責任。當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正在全國各地肆虐,對于當下疫情,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加強防控。

  一是把疫情防控重點放在人口密度大、人口流動性強的城市地區。所有大規模疫病傳播都是近鄰性密度依賴型傳播,如果說人口密度是疫病流行的“啟動器”,那么,人口流動就是疫病流行的“加速器”。由于城市地區有著更高的人口密度和更強的人口流動,因此疫病防控的重點在城市地區,要集中有限的防疫資源,重點做好縣級以上中心城市的防控。

  二是加強所有交通線路上人口流動的管控,強化疫病的隔離效果。應該指出的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源頭可能來自某種野生動物,但其宿主與人們的日常生活關聯并不密切。因此可以肯定,這次疫情中,汽車、火車、飛機、輪船各類交通工具并不是傳播疫病的載體,進行交通管控要精準把握管控對象,即管控憑借交通工具進行空間遷移的流動人口,而不是管控交通工具和道路,加強流動人口管控,不應以交通線路的破壞為代價。

  三是將疫病流行視為重大災害,納入應急管理部的職責范圍,建立疫災戰備物資庫。疫病流行具有突發性,屬于危害國家安全的重大災害,納入應急部門的管理理所當然。疫情就是戰情,要像儲備抗震救災物資那樣儲備救治疫災的口罩、護目鏡、防護服、檢測包等醫療物資。2003年的“非典”流行催生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體系的建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平息之后,有必要建立起重大疫情防控救治的長效機制。

  四是盡快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對餐飲行業從事野生動物消費做出更嚴格的規定,對違反規定的行為做出更嚴厲的懲罰。細菌、病毒及其宿主都是生命形式,都具有其與生俱來的固有價值,人類處于生物鏈的頂端,應該遵循地球倫理,與自然和諧相處。歷史告訴我們,保護野生動物就是保護我們人類,善待野生動物就是善待我們人類,細菌、病毒等微生物與人類社會同進化,人類干預、破壞自然的程度越深,面臨的自然反饋也越強,新細菌、新病毒的致病能力也越高,疫災就越難對付。

  五是正確引導網絡輿情,以疏為主,確保民眾及時獲取正確的疫情信息。歷史上,信息主要靠口口相傳,疫災流行之時,往往謠諑紛飛,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如今自媒體時代,人人都是信息制造者,人人都是信息傳播者。要及時“疏”通民眾的情緒,“疏”通政府的政令。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病的輿情引導與管理,是有經驗教訓可以吸取的。

  六是建設大型疫病醫療中心,消除醫院成為疫病傳播源的隱患。早在秦代湖北就有“厲遷所”的設置,清代東北也有“避痘所”的設置,隔離傳染源歷來都是控制疫病流行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中國在上海建立的第一所傳染病醫院——“中國傳染病醫院”就是疫災流行激發的產物。目前建成的火神山、雷神山兩座醫院為應急醫院,必將對疫病防控發揮重大作用,但其建置是非永久性的。古人曾“伐亂”與“伐疫”并重,今人更應該未雨綢繆。建議武漢市政府將火神山、雷神山兩座醫院予以永久保存,同時,建議每個省會城市按照每萬人一張病床的標準規劃建設一座疫病集中治療中心,讓每一個染病之人都能夠及時得到專業的救治。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城市與環境科學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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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龔勝生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趙明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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