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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編撰歷程的回顧與思考
2020年02月23日 08:50 來源::《民族文學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蘇珊 字號

內容摘要: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編寫歷經半個多世紀,文學史的編寫原則也在不同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中不斷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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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編寫歷經半個多世紀,文學史的編寫原則也在不同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中不斷變化。總的來說,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原則在不同時期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理論的指導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的演變。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從最初國家主導的帶有普遍的政治意識色彩的民族國家知識建構,轉向為以民族國家知識建構為根本導向的知識個體生產。直至今日,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由國家規約的現代化知識生產轉變為個體自覺的統一的現代化民族國家追求。在新的時代語境下,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亟需整合民族美學與社會、文化、政治、歷史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開拓出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獨特而合理的新格局。

  關鍵詞:少數民族文學史 編撰 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史”(項目編號:13&ZD121)階段性成果

 

  中國多民族文學史建設工程,從1958年正式開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已經形成了包括通史、斷代史、專門史等在內的完整的少數民族文學史學術體系。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建設基本可以分為六大階段,整個編寫過程一波三折,歷經幾十年,每一階段都伴隨不同的時代背景表現出不同的時代特征。由于各個民族文學史發展情況不一,有些民族至今還只有一部非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概況,為了更加全面直觀地反映少數民族文學史編撰歷程,我們在本文中所采用的文學史數據是廣義的文學史歷史概念,既包括專門的文學史,也包括文學概況、文學資料匯編等。

  一、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發展現狀

  進入21世紀,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從無到有的發展歷程,中國55個少數民族中除了撒拉族、畬族、裕固族、仡佬族、俄羅斯族、塔塔爾族,其他民族都有了本民族的專門文學史,雖然裕固族、俄羅斯族這兩個民族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史,但也各有了意義等同的文學概況性質的專著,如裕固族的《裕固族文學研究》(武文著,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8年)、俄羅斯族的《俄羅斯族文學概況》(楊鳳培、柴恒森著,內部資料,新疆社會科學院印發,1983年)。很多60年代、80年代版本的民族文學史也陸續重新出版修訂本,且在21世紀初(2013-2015)掀起修訂再版的熱潮。經統計嚴格意義上的正式出版的文學史著作,有兩個及以上版本文學史的民族有白族、布依族、藏族、朝鮮族、傣族、侗族、哈薩克族、回族、黎族、滿族、蒙古族、苗族、納西族、維吾爾族、彝族、壯族。有一本專門民族文學史的民族有保安族、阿昌族、布朗族、達斡爾族、德昂族、東鄉族、獨龍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高山族、哈尼族、赫哲族、基諾族、京族、景頗族、柯爾克孜族、拉祜族、傈僳族、珞巴族、毛南族、門巴族、仫佬族、怒族、普米族、羌族、水族、塔吉克族、土家族、土族、佤族、烏孜別克族、錫伯族、瑤族。還有的民族在20世紀80年代已有文學史或文學概況初稿,如塔塔爾族和俄羅斯族,新疆社會科學院1983年編印《新疆塔塔爾族文學概況》和《俄羅斯族文學概況》,但由于種種原因,最終未能正式出版,不得不說這是很大的遺憾。截至2018年的統計數據表明,正式出版的各類少數民族文學史著作,包括族別文學史和綜合性文學史、初稿和修訂版、民族語版本和漢語版本、斷代史和專門史等,共有二百多部,其中維吾爾族的各類文學史有二十多部,版本最為豐富。

  二、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原則的嬗變

  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編寫歷經半個多世紀,文學史的編寫原則也在不同的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中不斷變化。總的來說,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原則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的演變。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是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的初始階段,文學史是國家知識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時期的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編寫原則帶有普遍的政治性和階級性色彩。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受“文革”影響暫停的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工作重新啟動,以重要的兩次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會議擬定原則為切入點,研究范式發生變化,少數民族文學史的政治形態色彩褪去,但仍然以國家知識建構思想為根本導向。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原則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從普遍帶有階級性、人民性的國家知識話語轉向為知識分子個人化為主的國家知識生產行為,理論框架更為寬廣,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從而使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呈現出多元化的態勢和格局。

  (一)20世紀50年代——20世紀70年代

  從1949年到20世紀60年代初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初創期”,“少數民族文學話語”的產生與初步形成,客觀上存在已久的各兄弟民族的文學藝術,被作為現代中國文學學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被提出、命名、建構;國家政權不斷地將少數民族文學整合到整體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中來,賦予其特定的“社會主義少數民族文學”的定位,將其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完整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政權發展文化事業的重要舉措。此發展階段,又可以分成兩種理論話語形態:第一種為“兄弟民族文學”,第二種為“社會主義少數民族文學”。1960年8月的《關于少數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發表,使得“少數民族文學”稱謂正式定型,成為了一個跨民族、跨歷史的統一性的概念;也完成了少數民族文學由側重于各民族文學平等的“兄弟民族文學”向側重于“完整”“平等”的“社會主義少數民族文學”的過渡。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初期對少數民族文學的性質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在整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初期,少數民族文學的“人民性”、“兩種文化的有無”、“階級性”、少數民族文學搜集與整理的方法與原則、少數民族文學史編纂中的歷史分期、作家作品歸屬等問題,在著手開展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的過程中同步展開討論。

  1958年中宣部就曾著手開展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工作,7月17日召集來京參加“全國民間文學工作者大會”的有關人員座談,后由于“文革”使其工作停止。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有關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原則的初步意見,“文學史應從古至今,寫到目前大躍進為止。全國解放以后歷次運動中各民族產生的新作品,都要加以闡述。寫‘史’或寫‘概況’,要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要強調勞動人民的創作,強調各民族人民之間的團結和友誼。”(1)在當時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指引下,文學史編寫原則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以階級論為綱,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解析文學作品,給文學作品定性,文學作品入史的標準不是以文學審美為核心標準,而是以政治立場是否正確、是否有利于各民族團結為首要條件。文學史的性質和功能決定了文學史是一種國家知識,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的“多民族”既是歷史的產物,也是對民族國家構成的客觀描述和法律規定。“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國家必然要行使國家權力建構,構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相一致的國家知識體系。在這種情況下,少數民族文學的知識化和學科化自然而然地成為國家建構的重要內容。”(2)

  為了更快寫出一套我國各少數民族的文學史或者文學概況,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于1961年編寫制定了《中國各少數民族文學史和文學概況編寫出版計劃(草案)》,對各少數民族文學史和文學概況具體的編寫體例作了說明,這也成為此階段和稍后問世的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的基本體例。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體例與以往中國文學史的編寫體例有許多差異,首先少數民族文學史不僅要敘述各民族的文學現象,而且也要寫民族文化的各個方面,簡要介紹各族形制各異的民族文化有利于更好地闡釋民族文學現象和民族文學發展脈絡,但最重要的還是以說明本民族的文學發展情況為目的,不宜喧賓奪主或離開文學而過多地談社會歷史和其他方面。其次,關于入史的標準問題,寫入文學史的作家作品,必須是對本民族文學發展有一定貢獻或者比較有社會影響(包括反面影響)的作家作品。此外,關于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的比重,鑒于大多數少數民族都有較豐富的民間文學,而作家文學起步晚,因此,各民族的文學史詳古略今。但文學史要求寫出文學發展的全貌,并且應給予重要作家作品相稱的文學史地位和評價,所以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古今比重根據實際情況適當平衡,各民族文學的古今比例并不完全一致。

  由于沒有可資借鑒的文學史寫作經驗,初期的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完全是嘗試性質的,加上少數民族文學不同于漢族文學的諸多特質,導致了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編寫要注意區分文學“史”和文學概況。文學史的敘述方法,要盡可能以各個時期的重要作家或者作品為線索,寫出一個民族的文學發展過程,但部分章節也可按照某一時期的文學體裁集中敘述。文學概況可以有不同的敘述方法,重在對文學面貌的介紹和概況,因此可以缺少對作家作品文學史地位的評述。文學史和文學概況有明確的分野,寧可把具有文學史內容的著作稱為文學概況,也不能把實際是文學概況的著作稱為文學史。這一時期,由于研究工作的剛剛起步,受制于民間文學資料的匱乏,尤其是只有民間文學而作家文學還不甚發達的民族,文學史編寫工作困難重重,文學史的寫作主旨還集中在全面展現文學發展概貌的方面,所以最早問世的《蒙古族文學簡史》《白族文學史》《苗族文學史》等3部書稿準確來說更像是本民族文學概況介紹,而1980年面世的《蒙古族文學概況》《廣西少數民族文學概況》《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傳略》等直接以概況或者簡史來命名更加直白凸顯出此時期文學史編撰的文學史觀和體例特點。總的來說,此一時期的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有如下特點:

  首先,關于少數民族文學史寫作體例的問題。受蘇聯學派的影響,寫文學史要研究上層建筑,且要研究上層建筑互相之間的關系,少數民族文學史中敘述各民族的文學現象時,需要適當地介紹本民族的社會歷史、民族文化藝術和民族風俗習慣;分析文學現象時,不僅要指出它們和經濟基礎的關系,還應說明它們和其他上層建筑(政治、哲學、宗教等)的相互作用。文學史要寫客觀的發展過程,要對文學發展中發生過的各種文學現象加以闡述。特別是少數民族文學史,文學與宗教的問題是普遍存在需要詳細闡述的。

  其次,以上方面基本概括了少數民族文學史寫作的基調,在不違背當時主流的意識形態的前提下,學界還對少數民族文學的“厚古薄今”、“民間文學有無兩種文化斗爭”問題展開了討論。編寫少數民族文學史或概況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反映各少數民族文學的面貌,因此對少數民族的文學作品必須全面搜集、忠實記錄,在整理工作中不要肆意篡改,不要輕易否定少數民族民間文學中的“消極”成分,這里的“消極”常指的是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的壓迫。這是當時階級斗爭占據意識形態歷史舞臺的產物,導致了文學史的寫作要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另外,關于“厚古薄今”問題的爭論,對待民間文學要批判的繼承,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原則對古今的應用是不一樣的。政治標準始終是第一位的,但不能用當時的政治進步標準來評判古人,不能只看一個作家或者一篇作品當時的政治態度,他們的政治態度是受其所處的時代和所屬的階級限制,他們的政治態度是屬于過去的,他們所留下的優秀作品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真實歷史、代表了那個時代的社會思想,客觀真實的記錄歷史才是它最重要的現實價值。

  總之,這一時期的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編寫原則主要偏重于文學的意識形態,以意識形態標準來評判文學作品和作家,以意識形態的發展脈絡作為文學史編寫的時間順序。當然這樣可以更好地體現文學的社會現實精神,更好地以與時俱進的學術成果與理論研究反思并協助當前的社會變革。但是,也應看到,完全偏重文學的意識形態,按照思想史的模式編寫少數民族文學史,把少數民族文學史寫成階級斗爭史、思潮發展史,這種以階級觀點為基準對于少數民族文學流變予以描述和闡釋的知識建構路徑,暴露出明顯的機械論色彩,因為它不能完全、客觀地體現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自然規律,更不能將文學史的寫作提升到“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3與“文律運周,日新其業”(4)交融互動的高度。

  (二)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

  編寫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和文學概況的工作從1958年開始,自1958年7月至1961年3月,先后召開了有關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史和文學概況編寫工作的兩次座談會和一次討論會。在此期間以及在此之后,各地編寫委員會做了大量工作,共編寫出十幾部少數民族文學史和文學概況初稿。此后由于“文革”,這項工作被迫暫停。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全黨工作的重點應該從1979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中國各民族的文化建設事業從此也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1979年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在昆明再次召開“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工作座談會”,標志著這項工作重新啟動。這一時期的少數民族文學告別“社會主義少數民族文學話語”,逐步確立起以民族為本位的“民族文學話語”,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的重啟和新生是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各民族主體自覺的表現。

  1983年7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組織編寫、毛星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正式出版,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統地記述中國55個少數民族文學的大型專著。毛星在《前言》中說,“這是一部介紹性的著作,不是歷史,不是理論,不是批評,也不是評介”(5)。1984年《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叢書》編寫計劃啟動,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或文學概況的編寫和出版工作在全國各地繼續進行,這些著作,都以自己獨有的內容和風格填補了中國文學史建設領域中的許多空白。馬學良、梁庭望、張公瑾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揭示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各階段文學現象及其發展規律,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少數民族文學史專著。

  這些少數民族文學史著作,不僅僅具有文學史的性質,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著作還具有民族史、社會史、思想史、文化史的性質,因為這些民族的文學大多是民間口頭文學,許多民間文學作品與本民族的歷史、社會、思想關系異常密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流變史與民族文化整體的演變息息相關,因此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編寫應該是多種學科知識的綜合與多方面本質因素交融合作的結果,所以,為了全面把握少數民族文學本體及其發展規律,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寫作應當也必須綜合除文學以外的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與成果,如人類學、文化學、社會學、民族學等,將文學現象、文學發展脈絡等與社會歷史演進、社會文化變遷聯系起來,以廣闊客觀的文化視野來考察和審視文學現象、梳理文學發展過程,由此還原闡釋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真實狀貌。在這樣的文學史觀的指導下,這一時期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呈現出以下特點:

  首先,有關于編寫框架的問題。這一時期的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注重全面展示我國各少數民族的文學創作成就,大致將其分為了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兩大部分,只有那些千百年來一直以口頭形態從事文學創作的民族例外。總的來講,這一時期已初具雛形或正式出版的少數民族文學概述,大致分為三種模式。第一種,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均資源豐富的少數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按照文學體裁和發展過程依次介紹。以藏族文學為例,共分神話傳說、民間故事、歷史文學、傳記文學、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民間戲劇、民歌、民間敘事詩與頌詩、作家詩歌、文學理論與修辭等單元。第二種,有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而以民間文學為主體的少數民族,如苗族、壯族、彝族、滿族、傣族、白族、土家族、柯爾克孜族、納西族、錫伯族等,對民間文學部分著重介紹,按體裁對民間文學細致分類,集中書寫闡釋各少數民族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部分,即一般將其凝縮為一章或兩章。以彝族文學為例,共分神話、民間傳說、民間故事、民間抒情詩、民間敘事詩、民歌、諺語與諺語詩、當代文學等單元。第三種,民間文學資源豐富而作家文學匱乏的少數民族,如傈僳族、佤族、黎族、畬族、鄂倫春族、撒拉族、赫哲族、仡佬族、珞巴族、基諾族,按照每個民族民間文學的實際情況,分別進行介紹。以佤族文學為例,共分神話和傳說、史詩和敘事詩、民歌、民間故事等單元。

  其次,文學史寫作前都先簡要地介紹每個民族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風俗習慣等,然后按照文學史發展的順序介紹每個民族的文學樣式和主要作品。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較多與音樂、舞蹈、戲曲、表演相關的內容,在說明具體文學作品時,簡要提及。

  再次,確切的說,這一時期的少數民族文學史也更像是各個少數民族文學的概況,對各民族的優秀文學作品進行了較全面的介紹,重在全面和概覽,較少對作品的批判性評論。且對入史作品的選擇采取有無民族性的單一標準,如果作家是少數民族,但所寫作品既不反映民族生活也無民族特色,不納入本書的介紹范圍。確屬少數民族文學作品,但已載入中國文學史中,簡略提及。

  文學史的最高任務是探索、發現和總結文學的發展規律,諸如文學發展的內部矛盾是什么,怎樣由于各種矛盾的變化而顯示出文學發展的階段性,文學的“源”與“流”的辯證關系等。因此,這就要求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研究者,既要探究一般的文學發展規律,也要研究進步的文學的發展規律。嚴格的說,文學史的研究對象與作家作品評論的研究對象有本質的區別。這個時期的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對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微觀梳理重在對作品、作家的全面概述,側重于對文學文本本身的客觀考察,在此基礎之上再結合少量的主觀的文學評論。

  文學史要對文學歷史進行全局性、整體性的宏觀考察。文學發展的過程是多層次、多結構的,所以文學史的宏觀研究要求在廣闊的時間和空間背景中去考察各種文學現象。不管是“縱觀”還是“橫觀”,目的都是從宏觀角度觀察文學歷史和文學現實,從而透過繁復的文學現象認識文學歷史的本質,揭示出文學的固有規律。這些文學規律包括民族的某個文學體裁的發展程度和社會地位、民族文學發展的特殊軌跡、民族文學不同發展階段受到的影響因素等。在探明這些文學發展規律基礎之上,文學思潮的流變、文學主題的嬗變等才能得到綜合的考察和研究。相反,如果僅僅著眼于一個作家、一部作品,或者作品的某一方面的研究,這就會忽略每個文學發展階段文學思潮的真實動向,眾多作品所蘊含的真正意向必須要放置到整個文學發展的宏觀研究中才能看得比較分明和透徹。所以,把握文學的宏觀研究層面對文學歷史和文學現實的直接研究才能更加全面和客觀,不會犯以偏概全的錯誤。

  因此,從如上層面來說,這個時期的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的重要意義在于首次對少數民族文學現實作了最全面的概述,是對中國文學史模式的顛覆,不論在中國文學發展史還是在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史上的貢獻和功績都是無可厚非的。我們在這樣微觀層面的厚實的文學現實基礎之上,要繼續把握宏觀的文學發展動態,提煉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史的固有規律。總之,文學史研究要探索文學發展史的流變規律,即是在一個文學歷史發展長河中進行分析、概括、綜合的過程,需要將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辯證地統一起來,探究社會文化思潮與文學自身演化機制的雙向互動才是較為有效的研究范式。

  最后,“對于文學史這種知識建構而言,國家意識形態對文學史寫作的規約,與文學史的知識屬性是矛盾的統一體”(6)。國家權力和國家意識形態對文學史的規約首先要遵循知識本身的科學屬性,所以,知識建構個體在具有國家意識的同時,會依據文學史知識自身的科學性對國家權力意識進行檢視和修正。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編寫原則與文學史觀基本延續了前一階段有關少數民族文學史寫作方針的討論,但相比初期,這一時期文學史編寫的意識形態色彩趨于減退,對作家或者作品的評判從以階級斗爭為主要評判標準向以文學審美原則為主要評判標準過渡。20世紀80年代后的民族文學史編寫實現了從國家知識建構向民族文化自覺建構的轉移,政治化的意識形態色彩逐漸減弱,變成現代知識生產的一部分。然而,盡管沒有直接的國家意識形態干預和指導,但是民族文學史本身的國家意識形態屬性必然要受到隱性意識形態———現代性思想的影響,仍然規范著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編寫者集體或個人的寫作行為。比較20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召開的有關民族文學史編寫的研討會內容,“無論是60年代制定的指令性編寫原則還是80年代制定的指導性編寫原則,其精神始終一貫,這就是:通過組織化的學術行為,通過現代性的統一思想,并且通過漢語這一統一的表述形式,將民族自我意識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中華民族現代意識的有機組成部分。”7現代民族國家意識在這里展現出顯性和隱性的雙面性,即知識分子個體知識生產中對民族現代性發展的自覺追求與現代民族國家主導的少數民族文學史建構,兩者共同作用。

  (三)20世紀90年代至今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少數民族文學集中地表現為建構“多民族文學史觀”理論形態,提煉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說”的理論范式。大致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以“各民族文學關系話語”為主,同時“民族文學話語”也仍然在延續,可視為由“民族文學話語”到“多民族文學史觀”轉變的過渡期。9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開展的“各民族文學關系史編寫”工程,標志著少數民族文學從側重于民族本位性的建構,向側重中華各民族文學關系研究的轉變,最終指向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學史格局。1997年問世的《中華文學通史》是中國多民族文學史建設的開山之作。《中國多民族文學史論》《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比較研究》《中國南方民族文學關系史》《中國各民族文學關系研究》等的相繼問世標志著少數民族文學史寫作范式的轉折。

  除此之外,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或文學概況的編寫和出版工作在全國各地繼續進行。四十多個民族的八十余種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或文學概況著作正式出版,其中有些民族還出版了兩部或兩部以上的文學史著作,例如蒙古族、壯族、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文學史寫作從前期注重階級性、人民性、飽含濃郁意識形態色彩的國家知識建構轉變為知識分子個體的學術生產行為。各種版本的少數民族文學史出現,55個少數民族基本都撰寫出了各自的文學史。而且21世紀初還迎來了少數民族文學史修訂的高潮,許多初撰于20世紀60年代或者80年代的民族文學史紛紛在2013年至2015年間重新修訂再次出版,例如攸延春著《阿昌族文學簡史》,1998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2014年再次修訂出版;李纘緒著《白族文學史略》,1984年由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出版,2014年修訂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除白族、阿昌族外,還有拉祜族、鄂倫春族、佤族、羌族、怒族、德昂族、傣族、達斡爾族等民族都紛紛于此期間修訂本族文學史。這些修訂版本相比初版增補了許多新涌現出的現當代作家文學作品,除此之外,最大的修訂就在于將充滿政治意識形態和階級劃分觀念的文學評論和作品定性等內容刪除。各少數民族文學發展歷史既作為整體的一部分出現在各種綜合性的“中國少數民族史”“中國文學史”“中華民族文化概論”中,同時又以個體獨立的狀態成為各個民族文學的綜合性概述。

  我們對迄今已有的少數民族文學史進行回顧和總結,少數民族文學綜合史和各族專門史經歷了從不自覺的現代民族國家建構到自覺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追求。“縱觀至今的少數民族文學史,包括綜合性的少數民族文學史和不同版本各個民族的文學史,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知識分類模式和體系建構途徑,大致有兩種代表性的建構方式,一種是總體研究,一種是分解研究”(8)。總體研究是將少數民族文學作為一個整體考察,著眼于各個少數民族共有的文學起源、共有的文學樣式、共有的民間文學題材、共同的文學影響因子等,整合各少數民族文學之間的共同性,提煉其中相同或相似的規律與特點。這種建構少數民族文學史的模式高屋建瓴,從一個極高的、宏觀的視野對少數民族文學史進行整體性的研究,有利于把握中國55個少數民族文學的整體發展脈絡、整體發展規律。這類文學史模式的代表著作有梁庭望、張公瑾編著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概論》,分別從少數民族文學的起源與發展、少數民族文學的分類、少數民族文學縱橫關系論、少數民族文學與周邊國家文學的關系、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方法論、少數民族文學與當代社會等方面概論55個少數民族文學。“分解研究”由白崇人提出,他認為“我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是復雜多樣的,雖然各民族文學創作之間存在著共同性,有許多相同或相似的規律與特點,但每一個民族的文學創作都有屬于自己的獨特之處。尤其是近十幾年來,各民族的文學創作都有長足的發展,但發展的表與里卻千姿百態、不盡一致。內部與外部的諸多因素都在影響著每一個民族的文學創作的氣脈。如果按照以往的思路只從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整體來研究它、評價它就遠遠不夠了,必須對它進行‘分解研究’即對每一個民族的文學創作進行研究,作出評價。”(9)分解研究著重于從微觀入手,探析各民族文學創作發展的面目和特點以及存在的問題,比較各民族文學創作的異同和不帶有普遍意義的個別文學現象,分別探析不同少數民族文學的面貌才能客觀展現我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全貌,看清不同民族個體也才能更準確地把握民族整體,這樣由小到大、積沙成山的客觀評價工作才能促進每一個民族文學創作的發展。如果“總體研究”不建立在對單個民族文學創作研究的基礎之上,往往會出現以偏代全、以少概多的弊端,容易忽略對某些尚處后進的民族的文學創作的狀況和問題的了解與認識。

  總的來說,無論是綜合性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還是單個民族的文學史,此時期文學史編寫所秉持的文學史觀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進一步淡化,是否政治正確、是否突出各民族團結統一已不再是少數民族文學作品或者作家入史的首要標準。其次,不論是綜合性或是單個民族的文學史,基本都是編寫者個體的知識生產行為,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編寫成為少數民族文學知識化的標志。但是,在認可文學史是知識分子個人知識輸出性質的同時,仍不能忽視文學史不同于其他個人知識輸出的關鍵特質,即國家知識屬性,在這一時期的文學史編寫中,國家知識屬性逐漸從幕前走向幕后,少數民族文學史知識生產中的“民族國家”從有意識的主動建構轉向潛意識的自覺追求。“我們也應明確由于文學史所具有的國家知識屬性,因此這要求文學史編寫首先要具有明確的國家意識,從國家知識的角度來規約自己的學術話語。”(10)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初期,國家提出“政治立場正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規范了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過程中知識生產的基本原則是政治意識形態,“這一基本原則保證了國家在占有現代性資源方面處于主導地位”(11)。而20世紀90年代后,這種由國家主導的民族國家知識建構轉向為知識分子自覺的現代化民族國家追求。

  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編寫要將個人話語權力與國家知識屬性結合起來,充分理解和認識作為國家知識的少數民族文學史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少數民族文學史應更加客觀、全面地反映五十五個民族文學發展的歷史,科學研究和總結少數民族文學在中國文學中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的雙重歷史發展規律。

  三、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存在的問題與展望

  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工作從無到有發展至今已有半個多世紀,少數民族文學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少數民族文學的存在,中國文學更加豐富多彩。少數民族文學史也是中國文學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只寫漢族文學的文學史稱不上真正的中國文學史,由于少數民族文學及其相關研究的迅速發展,樹立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打破舊有的中國文學史框架,重寫包含五十六個民族文學的文學史,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創造了新的歷史機遇,這也將改組整個中國文學,對整個中國文學的現狀和未來產生巨大影響。回顧半個多世紀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的歷程,在認可其拓荒性質的學術成果和肯定其巨大歷史功績的同時,我們也應直面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編撰仍存在的問題。

  第一,中國少數民族各族別文學史著作于20世紀80年代90年代陸續出版之后,至今已經有二三十年的時間了。在這幾十年間,各少數民族文學都有了巨大的發展,新人新作不斷涌現,舊人舊作也有新的發現,文學觀念不斷更新,文學史觀不斷變化,對歷史上作家和作品的認識也不斷深化和提高。所以亟需對已有的各民族文學史著作進行補充修訂,甚至有些民族的文學史已然不能完全跟上其文學發展的節奏和步伐,不能涵蓋文學發展的現狀,陳舊靜態的文學史與新鮮動態的文學現實嚴重脫節,因此重寫工作勢在必行。

  第二,已有民族文學史的現狀表明,各民族文學史編撰發展很不平衡。有些民族的文學研究隊伍還相對匱乏,少數民族文學學科意識不強,例如俄羅斯族、撒拉族、畬族、仡佬族、塔塔爾族等至今仍沒有正式出版的專門民族文學史。而少數民族文學相對發達的民族例如蒙古族、維吾爾族、壯族、苗族等,文學史相當豐富,基本都有兩個版本以上的綜合性文學史和不同體例的專門史、斷代史等。同時,文學史發達的民族都有專業的延續良好民族文學研究學術傳統的研究隊伍,專業的研究隊伍反過來也保障了文學史編寫的權威性,因為研究隊伍的學術水準越專業,越能以更開闊的歷史文化視野在研究的范圍和深度上有所突破,能更加全面、深入、系統地反映整個民族文學的總體特征和發展規律,因此形成了一種正向的雙循環,馬太效應也愈演愈烈。在少數民族文化受到現代文明巨大沖擊的現狀下,如果對不平衡的發展態勢不加干預,可以預見其結果,相對弱勢邊緣的某些少數民族文學尤其是民族民間文學不僅日漸式微,甚至將直面消失的危險,因此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編撰工作亟待開辟新局面。

  第三,少數民族文學史具體的編寫體例存在的問題。例如有關于分期原則的問題,現有的少數民族文學史,包括綜合文學史或是各民族文學史,大部分都延用中國文學史傳統的按照歷史分期或者編年分期的編撰體例,固然這樣的分期方法能夠直接揭示文學發展的脈絡,便于歸納和總結文學發展的規律,但是以時間為主線的編寫方法依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即在敘述文學現象或梳理文學發展脈絡或歸納文學思潮時,容易生硬地割裂文學史本身演變發展的連貫性和因果性,影響文學史敘述的整體性,暴露出體系僵化的弊端。尤其是對于擁有大量民間文學作品的少數民族文學而言,民間文學本身的時間屬性就是模糊不明的,不同民間文學類型的發展規律并不能與歷史體系完全重合,如果生硬的按歷史分期法如朝代更替、重大歷史事件為標志,對其發展脈絡進行分段,只能大致反映其發展的歷史時代背景,而忽視了其最本質的文學性價值。

  盡管少數民族文學史按照歷史分期的研究方法存在諸多弊端,但是“時間概念仍然是歷史知識的主要工具之一”(12),所以它仍然是少數民族文學史研究的重要手段與標志性特征。就少數民族文學史分期問題而言,仍然有許多問題丞待解決,但55個少數民族不可能存在唯一正確的研究模式與方法。因而,正確的文學史觀應該是不斷向傳統的文學史分期觀念挑戰,推動文學史編撰及相關工作以整體視角與邏輯性為理論支點,向宏觀性與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此外,現有的少數民族文學史存在史多論少的問題,這是少數民族文學史發展初期就存在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后幾部綜合性文學史的問世對局部現狀有了較大改善,但未能改變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的整體格局。一批于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工程初期問世的文學史著作,由于急著完成國家話語建構的工作任務,即以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編寫完成建構平等團結的中華民族的政治目標,受限于時間緊迫、資料匱乏,初期很多的少數民族文學史采取了文學概論、文學簡史、文學資料匯編的形式,對文學史現象的敘述性描述較多,而對文學史現象和文學史發展規律的評述較少。但是,顧名思義,文學史是文學的歷史,它是研究文學的歷史現象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基于宏觀的整體文化背景來摹寫文學發生的歷史情境、產生機制、影響因素、變化規律等是文學史撰著的題中之義。因此史多論少的文學史書寫還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文學史。

  回首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編撰事業的發展,我們梳理其發展足跡,總結歸納少數民族文學史編撰的特點與規律,回顧過去的同時又展望未來,我們既要規避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指導的文學及文學史觀的知識生產的意識形態性弊端,也要兼顧韋勒克的“文學史的新理想”,即超歷史性、超意識形態的純粹文學審美追求。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編寫只有以“文學性”為核心標準,總結出各個民族“各美其美”的民族審美特點,打破固有的知識結構與歷史理念,依托開放多元的文學史觀,堅持歷史態度與美學標準的統一,整合少數民族文學民族美學與社會、文化、政治、歷史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才有可能開拓出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獨特而合理的新格局。

 

  注釋

  1.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編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參考資料》,內部資料,1984年,第2頁。

  2.李曉峰、劉大先:《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及相關問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79頁。

  3.劉勰:《文心雕龍》,王志彬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511頁。

  4.同上,第354頁。

  5.毛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前言”,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6.李曉峰、劉大先:《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及相關問題研究》,第93頁。

  7.呂微:《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研究---國家學術與現代民族國家方案》,《民族文學研究》2000年第4期。

  8.李曉峰、劉大先:《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及相關問題研究》,第183頁。

  9.白崇人:《對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應注重“分解研究”》,《民族文學研究》1994年第1期。

  10.李曉峰、劉大先:《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及相關問題研究》,第95頁。

  11.呂微:《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研究---國家學術與現代民族國家方案》,《民族文學研究》2000年第4期。

  12.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邢培明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第310頁。

作者簡介

姓名:蘇珊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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