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哲學
從認知到行動:生態學與生態哲學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2020年02月20日 11:56 來源:《自然辯證法通訊》2018年第3期 作者:鄭慧子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現代環境運動的興起促使生態學、生態學哲學和生態哲學形成了從認知到行動的一個完整的邏輯鏈條,三者分別在其中承擔著各自獨特的學科任務。然而,在這個邏輯鏈條中明顯地存在一些嚴重問題,它們對這個邏輯鏈條的運行構成了阻礙。這些障礙就存在于生態學和生態哲學中。生態學中的最大問題在于生態學是否是一門成熟科學的爭論,具體表現為傳統意義的生態學與“新生態學”以及生態學能否或應當滿足何種意義上的科學評價標準的爭論。生態哲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學科定位不清以及疏離科學、甚至反理性和反科學的激進環境主義傾向。這些問題都是需要我們審慎對待和解決的問題。

  關 鍵 詞:生態學;生態學哲學;生態哲學;環境哲學

  作者簡介:鄭慧子,男,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兼職教授,研究方向為生態學哲學,環境哲學,科學哲學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資助“生態學的‘科學危機’及其實踐形式研究”(編號:15BZX038)階段性成果。

 

  一、引言

  生態學(ecology)、生態學哲學(philosophy of ecology)和生態哲學(ecological philosophy)或環境哲學(environmental philosophy)這三個學科及其命運與現代環境運動的興起有著各自不同的聯系。現代環境運動根源于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于1962年發表的著名的《寂靜的春天》一書。這本被譽為“點燃了現代環境運動火花”[1]的著作,激起了人們對環境狀況的憂慮和“生態意識”的急劇增長。卡森因此被視為現代環境主義的先驅[2]和“溫柔的顛覆者”,[3]她的工作挑戰了現代人對科學和技術的基本假設,以及整個社會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行為方式和信念體系。[4]美國環境史家唐納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指出,現代環境運動使生態學以一種異乎尋常的方式登上了歷史舞臺,開始扮演著一個核心的智力角色,以致我們把我們這個時代稱之為“生態學時代”。[5]

  正是在這一孕育著社會深刻變化的背景下,科學和哲學研究也隨之發生了相應的顯著變化。其中一個重要變化就反映在生態學、生態學哲學和生態哲學這三個學科領域中,它們隨著現代環境運動的興起形成了一個從認知到行動的完整的邏輯鏈條。生態學從以往的一個默默無聞的生物科學的分支學科一躍成為最引人注目的一門科學,人們對它應對環境問題給予了特別期望,將其視為能夠給社會帶來廣泛的革命性變革的一門“顛覆性的學科”。[6]生態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命運由此發生了徹底改變。生態學哲學的興起也同環境運動緊密相連,正是由于當代人類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都是生態的或有很大的生態成分的,因此研究者們呼吁哲學家們應當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對生態學及其對人類事業的巨大意義的關注。[7]生態哲學則完全是這一現代環境運動的產物,它因對造成當代環境問題的根源的哲學反思而出現。當前,生態學的思想正在廣泛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并迅速成為我們時代的一種基礎性的思想方式。然而,直到目前與此相關的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并沒有像我們期望的那樣順利發展,因為在這個從認知到行動的邏輯鏈條中還顯著地存在著一些重要的對立和沖突的觀念障礙。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源就來自于這一邏輯鏈條的兩端,即生態學和生態哲學中存在的問題。這種情況事實上已影響和阻礙了環境保護的健康發展。因此,本文將對其中的一些主要問題給出考察和討論,期望由此引起相關研究者的注意并開展后續的研究。

  二、生態學中存在的一些基礎問題

  生態學作為一門科學的整體狀況目前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包括生態學家和哲學家在內的許多研究者都認為,它作為一門科學還遠未達到成熟科學的地步。這是對生態學的一個嚴重質疑。為什么說生態學還不是一門成熟科學呢?

  對于這種狀況,我們可以找到一個簡單的理由,這就是生態學之所以還沒有達到人們期望的一個成熟科學的標準,是因為它作為一門科學還處在初期的發育階段。因為生態學作為生物科學中的一門分支學科的歷史,相對于其他的那些成熟的科學部門,例如整個物理科學部門,甚至是其他的生物科學分支學科,事實上都是極其短暫的。人類對自身生存環境及其各種動植物的了解,自人類出現在地球上以來就開始了,這是人類生存實踐活動的必然結果,所以,人與自然的關系,或人對自然環境的了解及獲得的相應的經驗知識,已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然而,這種歷史并不是嚴格科學意義上的歷史。在科學史上,我們說生態學的思想或多或少是淹沒在那個極其漫長且包羅萬象的博物學(natural history)的歷史和傳統的框架中的。而作為真正的具有批判性的生態學,從德國著名的動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1834-1919)在1866年提出“生態學”術語到現在,也不過才有150年的學科史。一個學科如果沒有足夠的時間作為依托,不可能達到一個相對高的發育水平。指出這一點是必要的,但這不能構成我們為生態學是尚未發育成熟的科學進行辯護的理由。歷史短暫并不意味著這就是生態學作為一門科學必然有實質性問題的根本原因。

  生態學作為一門科學存在的主要問題,首先表現在生態學的研究主題所涉及的范圍問題。這是一個最基礎性的和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們知道,任何一門科學都有自己確定的研究主題,這是一個學科能否成立首先要滿足的前提條件。事實上,一個學科如果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疑問或猶疑不決,必然會對這個學科的發展造成一系列的障礙。這個問題在生態學中具體表現為,生態學究竟是作為一門純粹的自然科學還是一門綜合性學科的爭議。如果把生態學看成是一門純粹的生物學的分支學科,人及人的活動因素就會排除在外;如果把生態學定位于一門綜合性學科,就必然要把人及人的各種因素置于其中,也即生態學的研究主題中必須包含人在內,而不是將人與自然生態系統分離開來。這樣一來,生態學的研究主題所涉及的時空范圍就會表現出巨大的差異。

  美國著名的生態學家尤金·P.奧德姆(Eugene P.Odum)就明確主張和呼吁把生態學看成是一門“新生態學”[9]或“新的綜合性學科”。[10]這種主張是對生態學作為一門科學及其性質的一個巨大轉變,事實上這不僅把生態學從一門生物學的分支學科的地位提升了出來,甚至也把生態學提高到了與包括生物學在內的整個自然科學部門相對應的地步。正是這種認知,一方面極大地突出了生態學的學科地位的重要性,同時另一方面也顯著增加了生態學研究的難度。因為,這種“新生態學”不僅涉及到傳統意義上的生態學研究的范圍和內容,同時也把人文、社會科學部門一并涵蓋在了生態學的研究主題的范圍內。[11]這種轉變帶來的難度是,生態學的研究中包含了比以往更多的變量和不確定性的因素,因為在以整個生態系統或整個生物圈為對象時,在原有的開放性和復雜性的基礎上,人所帶來的各種擾動因素又被加入其中。

  這樣,當我們按照一般的科學理論評價的標準來看待生態學時,我們就很難按照精確科學的標準對生態學中的基本概念、規律和理論給出一個準確的判斷,或者說,這種判斷的公正性與合理性本身是否成立都成了問題。例如,作為被人們廣為熟悉的“自然平衡”概念是一個最古老的生態學概念,盡管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有不同的解釋,但迄今依然是一個基本的生態學概念,[12]這個術語究竟是一個科學意義上的概念,還是一個價值意義上的概念?生態學家們至今沒有給出明確的判斷。事實上,針對這種“新生態學”要研究全部實體的綜合性主張,雖然極具魅力,但多數生態學家并沒有被這一雄心勃勃的抱負打動,他們更愿意從事傳統意義上的那種分門別類的自然細部的生態學研究。[13]當然,如果考慮到海克爾所給出的關于生態學的確切定義,[14]也許奧德姆的“新生態學”主張更為適當,同時也更為符合當代環境保護所期望的全球生態學的構想和研究。

  除此之外,關于生態學作為一門科學不成熟的評價,還集中反映在生態學的理論層面的質疑和批評。首先,我們要指出的是,對生態學的這種指責是建立在科學哲學所給出的一般意義的科學理論評價體系之上的。所謂科學哲學的一般意義的科學理論評價體系,指的是這個評價體系是以物理科學的研究為范例而建立起來的科學哲學理論作為審查任何一門科學的標準或參照系,具體說它是以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學說為基本特征的。如果不考慮科學哲學家們對證偽主義這一學說本身的爭議,也即無論這一學說是否成立,直到目前的科學理論評價體系依然是以物理科學的標準作為參照系的。這是一個統一的科學評價的理論構想。在這個參照系下,一個科學理論是否能夠被接受,必須滿足構成理論的基本概念是精確的、可測量的,規律和理論必須具有精確的可檢驗的預見性。對生態學的質疑和批評正是在這樣的參照系下進行的。這種對待生態學的基本方式和態度,無論是否合適,這都是直到目前的生態學哲學研究中表現出的一個最主要的特征。

  根據這樣的科學理論評價體系,我們看到,生態學在理論層面的研究結果遭遇到了全面的質疑。內容上看,它涉及到生態學的基本概念、規律、模型、理論等諸多方面,這些批評的矛頭都毫無例外地指向了生態學作為一門科學是否具有合理性的基礎問題。因為,在批評者看來,有大量的文獻[15]-[19]指證了生態學迄今依然存在的主要問題廣泛分布于生態學理論的各個層面:一是生態學中的基本概念(例如“自然平衡”、“穩定性”、“整體性”)是模糊的,甚至有些摻雜了各種非科學的因素,例如“自然平衡”概念([12],pp.322-350);二是生態學的模型、假說(如“多樣性—穩定性”假說)不具有可檢驗性;三是生態學中不存在普遍規律;四是生態學理論不能為環境決策和環境保護提供精確的科學預見。如果說批評者針對生態學給出的這些批評是成立的,它們真實地反映了生態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現實狀況,那么這的確會使生態學陷入一種極為尷尬的境地:一方面,生態學由于環境問題的出現而一躍成為一門最顯著和最重要的科學,人們對其能夠解決當前嚴峻的環境問題給予了前所未有的期望;另一方面,生態學由于自身的問題卻又無法做出它應有的解決環境問題的科學貢獻。批評者正是基于他們對生態學中存在的上述理論層面的問題,普遍認為生態學作為一門科學事實上遠未達到人們的期望,它還未發展成為一門像物理科學那樣的硬科學,生態學缺乏實質性的進步,目前還只能把它看成是一門僅具啟發性和教育意義的軟生態學,甚至認為生態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理論發展和實踐還處在“危機”中。

  從“問題—解決”的路徑看,基于社會對生態學的巨大需求和批評者給生態學造成的雙重壓力,研究者試圖從中找出能夠使生態學擺脫這種科學困境的路徑,便是一個非常緊迫的事情了。我們看到在這種努力中,研究者所給出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解決方案,例如,一些生態學家提出了以“自下而上”的個案研究方法論取代以往的“自上而下”的一般規律或理論的預見性的方法論方案([16],pp.106-148),甚至有生態學家直截了當地指出,生態學家像其他自然科學那樣試圖追求和發現生態中的普遍性是一種“精神分裂”的表現,因為生態學事實上已成為一門關于個案研究的科學([13],p.10)。此外,也有生態學家主張應當把生態學訴諸于人文學科,以此消解生態學在當前遇到的科學困境。[20]諸如此類的這些方案,在我看來,事實上已在不同程度上或強或弱地接受和默認了批評者給出的生態學在理論層面存在的問題是真實的。這樣,如果我們把生態學還看成是一門科學,那么生態學的研究呈現出來的結果,就毫無可遵循的科學規律可言了。這種結果對于生態學的社會應用和環境保護不可避免地會帶來難以想象的困難。無論如何,這都是需要生態學家和生態學哲學家引起特別重視的問題。

  當然,針對這樣的質疑和批評,我們可以甚至也需要從一個更廣泛的科學背景來看待生態學的這種狀況。這就是關于生態學是否是一門成熟科學的爭論,事實上是傳統上的生物科學與物理科學之間的爭論在生態學問題上的一個自然延續和呈現。以美國著名的生物學家恩斯特·邁爾(Ernst Mayr)[21]-[24]和弗朗西斯科·J.阿亞拉(Francisco J.Ayala)[25]為代表的一些生物學家明確拒絕了對生物學不科學的批評。他們認為,出現這種局面的主要根源就在于,是因為批評者把對生物學的科學性的判斷放在了以物理科學為范例的一般科學哲學理論的框架之下。這種做法是不公正的,因為在他們看來,在現有的一般性的科學哲學考察的理論框架中,并沒有給作為一個整體的生物科學留下一個合理存在的科學位置,因而,整個生物科學的獨特性便在這種審查中被排除掉了。邁爾等人明確主張,在科學理論評價的體系中應當為生物科學留下這樣的位置,傳統的科學理論評價體系并不適合于生物科學,因為生物科學是一個完全不同于物理科學的“自治的”科學部類。此外,我們也注意到,近些年來一些生態學家[26]-[29]開始有意識地拒絕在生態學與物理學之間進行這種過于緊密的類比。他們提醒人們不要理所當然地去相信那些來自于物理學的哲學傳統。他們認為,生態學的研究主題的巨大復雜性、生態現象的偶然性和隨機性等事實,已對這種建立在物理科學基礎上的科學評價方式提出了挑戰。

  三、生態哲學中存在的一些主要問題

  生態哲學目前存在的問題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學科定位不清的問題;研究中存在的疏離科學,以及反理性和反科學的激進的環境主義傾向。

  關于生態哲學的學科定位問題,我們可以從2007年2月15位重要的環境哲學家在美國北德克薩斯大學召開的關于“環境哲學的未來”的會議說起。根據羅伯特·弗洛德曼(Robert Frodeman)和戴爾·杰米森(Dale Jamieson)的綜述,這次會議討論了環境哲學在作為哲學、教育、出版、會議和社會應用等方面的問題。與會者試圖通過明確環境哲學遭遇的各種挑戰為其找到新的發展道路。與會者認為,環境哲學雖然經過一代人的努力提高了人們對環境問題的重視,但它至今還沒有尋找到自己真正的家園。這種狀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環境哲學家一直試圖為環境哲學建構一個完善的理論基礎,但這至今沒有得到哲學共同體的善意回應,一些哲學家認為環境哲學不具有“真正的”哲學資格,因為其研究過于局部性和話題性,缺乏審慎的理論思考,甚至易被宣傳沖動所蠱惑;另一方面在環境科學、工程和公共政策領域中,人們有時又批評環境哲學的工作過于抽象和遠離現實的環境問題。[30]在我看來,環境哲學面臨的諸多問題可以歸結于一點,這就是環境哲學至今未能找到它在研究中的一個恰當的定位。環境哲學所以會陷入這種窘境,就在于環境哲學家未能實質性地處理好哲學和現代科學之間的關系,這是環境哲學既不見容于主流的哲學研究傳統,同時也不被應用領域所接受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們堅持環境哲學是一門哲學學科的定位這一基本主張,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贊同弗洛德曼的重新定位哲學的看法。他認為,應當在哲學、科學和政策的邊界上為環境哲學家標示出一塊地方,這樣做雖然有可能被哲學家們繼續說我們做的事情仍然不是真的哲學,但是,環境哲學家取得進步的方式并不是要去做哲學家們所以為的那樣的哲學問題,而是要加強我們作為哲學家同那些科學家和政策制定者之間的聯系,因為他們不太關心哲學家們從事的那些純粹的哲學問題,他們需要知道的是,我們作為環境哲學家能否為他們面對的環境問題提供有益的幫助。這樣,環境哲學就可以在這些領域中得到承認和獲得相應的地位,進而反過來對主流的哲學造成某種沖擊。[31]弗洛德曼的這個說法很大程度上帶有浪漫的色彩。按照這種策略,環境哲學就等同于把自己從哲學共同體中實行了自我放逐。

  此外,我們也不贊同一些環境哲學家把環境哲學定位于跨學科性的學科的做法。[32],[33]因為,事實上只存在跨學科性的問題,而不存在所謂的跨學科性的學科。研究中的一種常態是,研究者面對的一些問題,通常由于涉及的時空尺度、成因的復雜性或多維性,從而導致這些問題不能通過某個單一的學科所解決,相反,這些問題需要依賴于多個學科的研究方法聯合成為一個整體,共同應對才能最終完成問題的解決。環境問題事實上就屬于這種性質的問題。最后,我們更不贊同的是尤金·哈格羅夫(Eugene Hargrove)[34]的關于環境哲學終將消失的看法,他的這種觀點早在1989年就提出來了。他認為環境哲學的研究最終將會成為科學哲學、倫理學、美學、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部分,當環境在哲學的基本領域得到恰當考慮時,環境哲學就沒有必要存在了。[35]

  環境哲學作為哲學是由現代哲學所承擔的任務決定的。哲學自古希臘以來,它的發展和變化可以由兩個基本任務所統攝。哲學的第一個任務是對包括人自身在內的世界的認識,它旨在獲得我們感興趣的一切事物的真相及支配事物的普遍原理,這是一個尋求事物真相的過程。這一任務自歐洲文藝復興之后就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科學事業,特別是到了19世紀40年代,從事這項工作的哲學家被歷史性地賦予了“科學家”的稱謂。[36]而哲學的另一任務就是,隨著科學從哲學中獲得了獨立的發展形式后,它轉而開始關注于事物及其發展的應然狀態的追問和探索,即旨在為人的行動的合理性提供價值判斷和根據。這是我們堅持環境哲學作為一門哲學的定位時,必須充分考慮的一個基本的哲學背景。

  因此,環境哲學家不需要去從事科學家和應用科學家從事的那些事情。環境哲學能夠應運而生就在于它把人類遭遇到的環境問題作為己任,環境哲學的價值在于它主張的基本思想根本有別于傳統上哲學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主張。環境哲學家需要關注他們的工作是否能夠為環境問題的解決提供一套獨特的價值判斷。在這個意義上,環境哲學的效用就體現在為社會行動提供合理的價值評價體系,而不是直接參與社會行動。未來的環境哲學應當為人在自然中的行動提供一個完善的價值體系,以此方式參與社會行動。為此,環境哲學需要緊密地與生態學聯系起來,因為,生態學是環境哲學能夠提出有價值的評價體系的科學基礎。環境哲學應對生存挑戰的根據在于:針對環境問題,基于生態學的思想和原理,堅持對傳統的人與自然關系中的自然事物工具主義的哲學觀念的批判和清理,提出一個適于人與自然和諧的價值體系。如果環境哲學家仍然在哲學和科學之間搖擺不定,那么,環境哲學就真的沒有了未來。

  環境哲學中的另一個主要問題就是,研究中存在著疏離科學、甚至是反理性和反科學的激進環境主義的傾向。

  環境哲學中存在的疏離生態學的傾向,具體指的是環境哲學家把生態學作為一種現成性應用于他們的研究中。由當代環境運動造成的社會反應,盡管呈現出各種不同的旨趣,但是在一點上表現出了高度的一致性,這就是它們都共同訴諸于生態學,將其作為思想和行動一個思想來源。我們看到在現實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尤其在哲學、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中,“生態”這個詞語被頻繁地冠之于各種學科上,仿佛由此就可以使之獲得某種耀眼的光芒。這種做法已成為當今社會中的一個重要的文化景觀。這樣,我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便擁有了一個共同的基礎。當然,這個一致性如果使生態學真正獲得這樣一個思想來源的地位,使其思想在相關的研究中科學地呈現出來,那么,這將是解決環境問題的一個良好開端。然而,環境哲學在運用生態學作為基礎時,事實上生態學直到目前基本上都是作為一個未經深思熟慮的現成性前提,被納入環境哲學推理的過程中。

  在此我們僅舉一例印證這種情況。對環境哲學的研究影響最深刻和持久的就是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的《沙鄉年鑒》一書。這是一部關于自然的素描和哲學隨筆的著作,它反映了利奧波德對自然的愛以及人與土地的生態倫理觀。美國歷史學家蘇珊·L.弗萊德(Susan L.Flader)認為,正是他的敏銳觀察,哲學洞察力和清晰的表達,使利奧波德贏得了像梭羅一樣的地位。[37]利奧波德在該書中表達的“土地倫理”思想為環境哲學研究注入了持久的思想活力。按照沃斯特([5],p.2)所給出的生態學傳統的分類,利奧波德的“土地倫理”思想基本上可以歸類于那種與“帝國主義式”的生態學傳統相對立的“阿卡迪亞式的”浪漫主義的生態學傳統。它以觸及人類情感和心靈的方式引導人們對生活環境中的那部分自然的熱愛。如果說有什么不同,這就是利奧波德對自然的思考融入了科學的成分,利奧波德把進化的和生態學的思想引入了他的人與土地關系的倫理觀之中。這可以看成是利奧波德區別于歷史上的那些著名的浪漫自然主義作家的獨特之處。從他采用的生態學思想及由此做出的土地倫理的結論看,生態學是被作為一種現成性,或是以他所理解的生態學思想應用到了他的土地倫理觀中了。

  利奧波德說:“簡言之,土地倫理把人類的角色從土地群落的征服者轉變成為其中的普通一員和公民。這意味著他對每個成員的尊重,也包括對這個群落本身的尊重。”[38]在這段話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群落”(community)概念是被直接拿來使用的,它只是被用來做倫理判斷的一個可以被替換的無實質性推理的詞,因為,人是土地群落中的普通一員這個判斷,不是由“群落”作為科學前提顯現出來的,而是由一個倫理命令使人成為其中的普通一員。因此,利奧波德的這個判斷與“群落”沒有關系。此外,利奧波德在另一處說:“事實上,人只是生物隊伍中的一員已通過對歷史的生態學解釋所表明。”([38],p.205)這個說法顯然與上句話的推理邏輯直接相沖突,因為在這里利奧波德是基于土地與人的關系作出的這個判斷。其實,即使不考慮這二者之間的邏輯沖突,僅就土地決定了人的特性就能夠科學地得到人是生物群落中的普通一員的結論嗎?事實上也不能從科學上得到這個結論。因為,根據生態學,人在群落中的實際地位,恰恰不是利奧波德所說的那種情況,而是正相反。因此,人是生物共同體中的普通一員這個判斷與生態學沒有關系,或者說,這是對這一概念不甚了解的一種誤用。對于利奧波德的這種土地倫理觀,則被美國環境哲學家霍爾姆斯·羅爾斯頓三世(Holmes Rolston III)贊賞地視為一種“直覺”的飛躍過程。[39]

  在環境哲學中,我們看到生態學在很多情況下是作為一個現成性的科學前提。從整體上看,環境哲學家在對待生態學的基本方式上,并沒有深入地了解和研究生態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狀況,更沒有隨著生態學的發展思考生態學對環境哲學可能產生的影響。相反,在一些基本問題上,例如群落、自然平衡、食物鏈和循環等生態學概念存在著誤讀和誤用的情況,把生態學的思想和原理直截了當地用到了相關問題的理論研究中了。這反映了環境哲學的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實質上的疏離生態學的傾向。

  最后,環境哲學中存在著反理性和反科學的激進環境主義的傾向。環境哲學在它的數十年的發展中逐漸出現了一種背離科學——實質上這也是對生態學的背離——走向直覺的非理性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與早期的浪漫主義的環境保護思想有匯流的趨勢,或者說,它們已經匯流在了當代的激進環境主義者的思想中,浪漫主義和激進主義是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以致我們很難將二者清晰地區分開來。如果我的這個觀察是正確的,我們又可以把環境哲學中的激進環境主義稱之為“浪漫的激進環境主義”,也即一種建立在浪漫主義基礎上的激進環境主義。馬丁·路易斯(Martin Lewis)說:“如果我們想要發動一場足夠有力的環境運動以促進那些必需的改革,那么我們就必須首先放棄我們的各種浪漫的幻想。一種有意義的環境主義不能建立在鄉愁、一廂情愿和信仰基礎之上,因為文明一經被破壞時,人類的這些固有的善良就會顯露出來。”[40]路易斯[41]還在他的一篇論文中指出,最堅定的環境主義者一直對科學抱有敵意,認為科學是破壞環境的同謀,他們把科學和理性看成是導致人類遠離自然的根源。路易斯指出,這種激進環境主義思想目前在許多環境哲學家那里已成為一種主流思想,同時也廣泛波及到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導致人們把近代科學革命的出現看成是我們人類犯下的一個最大錯誤。此外,尤其值得提到的是由美國生物化學家保羅·R.格羅斯(Paul R.Gross)和數學家諾曼·萊維特(Norman Levitt)共同出版的《高級迷信》一書。這部書是科學界正面系統地批駁人文主義者反對科學和理性的第一本著作。其中他們專門用了題為《伊甸園之門》(The Gates of Eden)一章的篇幅批駁了許多激進的環境主義者的思想,特別是對我國環境哲學的研究者所熟悉的美國環境哲學家卡洛琳·莫茜特(Carolyn Merchant)的激進的環境主義思想的批判。莫茜特的激進的反科學思想反映在她的許多著述中,尤以《自然之死》[42]和《激進的生態學》[43]為代表。格羅斯和萊維特指出,從長遠的觀點看,生態烏托邦的狂熱帶來的危險將會削弱和消除生態上完善的社會政策實行的可能性,這種結果必然是受到了當下激進的環境主義者的極端反科學主義思潮的裹挾,如果聽任這種反科學主義思潮的泛濫,那么必然會降低那些標準的科學問題得到解決的機會。([40],p.156)

  四、結語

  現代環境運動的興起導致生態學、生態學哲學和生態哲學之間形成了一個從認知到行動的完整的邏輯鏈條。在這個邏輯鏈條中,生態學與生態學哲學共同構成了生態哲學的科學和哲學基礎。其中,生態學是最基礎性的研究,它為我們呈現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物與其生存環境之間,以及生物與生物之間的復雜關系,這是我們開展后續相關研究的基礎。這表明生態學占據了認知層面的任務。生態學哲學直接以生態學為研究對象,它關注生態學中的所有元問題的系統分析和考察,這些元問題包括一切屬于科學哲學關注的問題,它的研究目的是與生態學家一道為生態學作為一門標準的科學創建一個合理完善的概念框架,進而有效地從科學層面指導社會實踐。生態哲學則是以生態學和生態學哲學為基礎展開研究,它關注并批判和清理影響人與自然關系合規律發展的各種反自然的觀念,最終為創設基于科學的人與自然的互動關系提供一個系統的價值觀念體系。在這個過程中,生態哲學應當清楚了解它與生態學和生態學哲學之間的關系,生態哲學要想真正實現自己的學科任務,贏得哲學內外相關領域的尊重和重視,就必須把自己的哲學批判和價值觀念體系的建構緊密地與生態學與生態學哲學聯系起來,因為它們是生態哲學能夠提出有價值的思想的基礎和源泉。

  然而,從上述的討論我們看到其中還明顯地存在一些嚴重的問題,這些問題事實上已對這個邏輯鏈條的運行構成了阻礙。這些障礙存在于生態學和生態哲學中。生態學中存在的最大問題在于生態學是否是一門成熟科學的爭論,具體表現在傳統意義的生態學與“新生態學”以及生態學能否滿足或應當滿足何種意義上的科學評價標準的爭論。生態哲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學科定位不清以及研究中存在的疏離科學、甚至是反理性和反科學的激進的環境主義傾向。生態學中存在的問題造成的后果是它還不能為生態哲學研究提供一個堅實可靠的科學基礎,同時也對環境保護和環境政策的制定帶來更多不確定性的困難。而生態哲學中存在的問題,直接造成了從認知到行動的邏輯鏈條的斷裂,尤其是它的疏離科學、甚至反科學和反理性的浪漫的激進環境主義傾向,對更為科學合理的環境保護的社會實踐帶來嚴重傷害。無論如何這都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一種結果。

  因此,我們需要做的事情,一是針對生態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深入開展生態學的元問題的哲學研究,這既是生態學家的事情,也是生態學哲學家的事情。受惠于現代環境運動而興起的生態學哲學,甚至比生態哲學產生的時間還要晚,研究者們明確有意識地提出“生態學哲學”(philosophy of ecology)這一詞組是在2000年,最初是作為一本論文集的標題而出現的。([13],p.15)但是,盡管如此,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新興的科學哲學學科,它借助于我們的生態學時代到來的晨輝,一定會為生態學擺脫自身的所謂科學“危機”做出自己獨特的理論貢獻。二是對于生態哲學,直率地講,如果希望有一個可持續的學科發展前景,它必須清楚地給自己一個明確的學科定位,尤其是要與那種困擾它的浪漫的激進環境主義的夢魘徹底告別,真正擁抱科學和理性,與科學包括生態學達成一個緊密的思想聯盟,共同面對嚴峻的環境問題,這是生態哲學面對問題和挑戰能夠做出的一個最明智和最真誠的選擇,以此為自己掃清前進道路上的障礙。

  原文參考文獻:

  [1]Jameson,C.M.Silent Spring Revisited[M].London:Bloomsbury,2012,17.

  [2]Gillam,S.Rachel Carson:Pioneer of Environmentalism[M].Edina:ABDO Publishing Company,2011,87.

  [3]Lytle,M.H.The Gentle Subversive:Rachel Carson,Silent Spring,and the Rise of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227.

  [4]Stein,K.F.Rachel Carson:Challenging Authors[M].Rotterdam:Sense Publishers,2012,Xiii.

  [5]Worster,D.Nature's Economy:the Roots of Ecology[M].San Francisco:Sierra Club Books,1977,vii.

  [6]Sears,P.B."Ecology:A Subversive Subject"[J].BioScience,1964,14(7):11-13.

  [7]deLaplante,K.,Brown,B.,Peacock,K.(Eds)Philosophy of Ecology[C].Amsterdam:Elsevier,2011,vii.

  [8]Egerton,F.N."A History of the Ecological Sciences:Early Greek Origins"[J].Bulletin of the 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2001,82(1):93-97.

  [9]Odum,E.P."The New Ecology"[J].BioScience,1964,14(7):14-16.

  [10]Odum,E.P."The Emergence of Ecology as A New Integrative Discipline"[J].Science,1977,195(4284):1289-1293.

  [11]Odum,E.P.Ecology:the Link between the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M].(2nd Ed.),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5,1-13.

  [12]Egerton,F.N."Changing Concepts of the Balance of Nature"[J].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1973,48(2):322-350.

  [13]Keller,D.R.,Golley,F.B.(Eds)The Philosophy of Ecology:from Science to Synthesis[C].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0,15.

  [14]Stauffer,R.C."Haeckel,Darwin,and Ecology"[J].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1957,32(2):141.

  [15]Peters,R.H.A Critique for Ecolog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1-16.

  [16]Shrader-Frechette,K.S.,McCoy,E.D.Method in Ecology:Strategies for Conserva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79.

  [17]Aarssen,L.W."On the Progress of Ecology"[J].Oikos,1979,80(1):177-178.

  [18]Hansson,L."Why Ecology Fails at Application:Should We Consider Variability More than Regularity?"[J].Oikos,2003,100(3):624-627.

  [19]Reiners,W.A.,Lockwood,J.A.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for the Practices of Ecology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9-66.

  [20]Weiner,J."On the Practice of Ecology"[J].Journal of Ecology,1995,83(1):153-158.

  [21]Mayr,E."The Autonomy of Biology:the Position of Biology among the Sciences"[J].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1996,71(1):97-106.

  [22]Mayr,E."The Autonomy of Biology"[J].Ludus Vitalis,2004,12(21):15-27.

  [23]Mayr,E.This is Biology:the Science of the Living World[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30-33.

  [24]Mayr,E.What Makes Biology Unique?:Considerations on the Autonomy of A Scientific Disciplin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21-38.

  [25]Ayala,F.J."Biology as an Autonomous Science"[J].American scientist,1968,56(3):207-221.

  [26]Cooper,G.J.The Science of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on the Foundations of Ecolog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124.

  [27]Birnbacher,D."Limits to Substitutability in Nature Conservation"[A].Oksanen,M.,Pietarinen,J.(Eds)Philosophy and Biodiversity[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180-195.

  [28]De Roos,A.M.,Persson,L."Unstructured Population Models:Do Population-Level Assumptions Yield General Theory?"[A].Cuddington,K.,Beisner,B.(Eds)Ecological Paradigms Lost:Routes of Theory Change[C].Burlington,MA:Elsevier Academic Press,2005,31-62.

  [29]Taylor,P.J.Unruly Complexity:Ecology,Interpretation,Engagement[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1.

  [30]Frodeman,R.,Jamieson,D."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J].Ethics & the Environment,2007,12(2):117-118.

  [31]Frodeman,R."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J].Ethics & the Environment,2007,12(2):120-22.

  [32]Gruen,L."A Few Thoughts on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J].Ethics & the Environment,2007,12(2):124-125.

  [33]Klaver,I.J."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J].Ethics & the Environment,2007,12(2):128-130.

  [34]Hargrove,E.C."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J].Ethics & the Environment,2007,12(2):130-131.

  [35]Hargrove,E.C.Foundations of Environmental Ethics[M].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1989,2-3.

  [36]Whewell,W.The Philosoph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Founded upon Their History[M].Vol.1.London:John W.Parker,West Strand,1840,CXiii.

  [37]Flader,S.L.Thinking like a Mountain:Aldo Leopold and the Evolution of an Ecological Attitude toward Deer,Wolves,and Forests[M].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4,xv.

  [38]Leopold,A.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204.

  [39]Rolston III,H."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the Environment"[A].Phillip,O.F.,(Eds)Environment and Colorado:A Handbook[C].Fort Collins Colorado:Environmental Resources Center.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1973,44.

  [40]Gross,P.R.,Levitt,N.Higher Superstition:The Academic Left and Its Quarrels with Science[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149.

  [41]Lewis,M.W."Radical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nd the Assault on Reason"[J].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1996,775(1):209-230.

  [42]Merchant,C.The Death of Nature:Women,Ecology,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M].San Francisco:Harper and Row,1980.

  

作者簡介

姓名:鄭慧子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馬云飛)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戶昵稱:  (您填寫的昵稱將出現在評論列表中)  匿名
 驗證碼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
最新發表的評論0條,總共0 查看全部評論

回到頻道首頁
QQ圖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內文頁廣告3(手機版).jpg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碧水源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