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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筆記”與歷史唯物主義及《資本論》的關系 ——對馬克思晚年筆記研究中一個焦點問題的新探討
2020年02月19日 11:23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8年第5期 作者:林鋒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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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西方學界曾流行一種論調,認為馬克思創作于其晚年最后時期的“人類學筆記”表明了他思想傾向的一個重大變化:放棄歷史唯物主義原有立場和《資本論》創作,轉向實證科學性質的“人類學研究”,并試圖探求一種更為科學的人類史觀。我國某些學者附和西方學者的論調,同樣認為筆記是對馬克思唯物史觀原有立場的“修正”和“超越”,《資本論》及經濟學研究在晚年馬克思的學術活動中已“邊緣化”或退居次要地位。上述論調不符合晚年馬克思學術活動的真實情況。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唯物史觀仍是晚年馬克思最基本的學術立場,《資本論》及其經濟學研究仍在晚年馬克思學術活動的基本框架內,他從未放棄《資本論》創作及經濟學研究。澄清這些事實,有助于還原馬克思思想史的真相,深刻認識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連貫性,駁斥西方學者炮制的“兩個馬克思”對立的神話。

  關 鍵 詞:“人類學筆記”;唯物史觀;《資本論》

  作者簡介:林鋒,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大眾化與國際傳播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晚年馬克思五個重要筆記新探討”[項目編號:11CZX01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人類學筆記”與歷史唯物主義、《資本論》的關系,是西方學界在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研究上所關注的焦點問題、核心問題之一。在此問題上,西方學界曾流行所謂“‘人類學筆記’是對馬克思先前創立的唯物史觀及《資本論》經濟學研究的‘否定’和‘超越’”的論調。一些西方學者認為,馬克思創作于其晚年最后時期的“人類學筆記”表明了他晚年歷史哲學思維的“重大變革”和“飛躍”,筆記中的新思想、筆記所體現的哲學思維方式與他先前創立的唯物史觀觀點是相互矛盾的,前者對后者而言,意味著一種根本的“超越”。①國內某些研究者持相似的看法,認為筆記相對傳統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而言,意味著重大的修正或超越。這種“修正”“超越”尤其表現在,晚年馬克思在其筆記中充分注意到了“血緣親屬關系”在原始社會中的特殊重要作用,從而拋棄了傳統唯物史觀的“經濟決定論”原理。有些西方學者還提出,馬克思中晚年時期對經濟學研究及《資本論》的興趣逐漸衰退,最終放棄了《資本論》的創作,轉向了“經驗人類學研究”。一些國內學者附和上述論調,也認為馬克思晚年因其對人類學研究的首要興趣,將《資本論》經濟學研究放在了次要或從屬地位。事實上,所謂馬克思“人類學筆記”與他先前創立的唯物史觀之間的“根本對立”,以及前者對后者的所謂“超越”,不過是某些西方學者及一部分附和西方論調的國內學者基于不準確的理解而炮制出來的“偽問題”“假問題”。要推翻這種流行論調,揭示其“謬誤性”,必須緊緊地圍繞和依據“人類學筆記”的文本,通過細致入微的文本學分析及相關的比較研究,來回應和駁斥西方關于“人類學筆記”及其與唯物史觀之關系的流行見解。在本文中,筆者借助于自己多年從事(關于馬克思筆記的)文本學研究及對筆記與唯物史觀著作的比較研究,提出若干“證據”,以證偽所謂“筆記與唯物史觀根本對立,前者是對后者的超越”的西方學界流行說法。此外,筆者還依據一些重要的事實或證據,對所謂“‘人類學筆記’表明馬克思對《資本論》及其經濟學研究的興趣衰退”“晚年馬克思放棄《資本論》創作及經濟學研究”的說法予以正面回應和駁斥。在本文看來,澄清“人類學筆記”與唯物史觀、《資本論》的真實關系,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從事這項學術工作,有助于還原馬克思思想史的真相,深刻認識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連貫性、一以貫之性,駁斥西方學界炮制的“兩個馬克思”(即“人類學筆記”所體現的“老年馬克思”與《資本論》時期以“唯物史觀”為思想特征的“中年馬克思”)對立的神話。客觀地說,“人類學筆記”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及《資本論》經濟學研究之間,絕不是相互矛盾、格格不入的對立關系,而是相輔相成、并行不悖、有機統一的關系。

  一、“人類學筆記”是對唯物史觀原理的驗證與運用:若干重要證據

  筆者首先考察和辨析“人類學筆記”與唯物史觀的關系,駁斥西方學界所謂“‘人類學筆記’是對唯物史觀的修正與超越”的論調。在此,筆者提出兩個強有力的證據,作為對西方學界流行見解的一種直接回應。

  第一,馬克思對摩爾根及其研究原始社會的名著《古代社會》予以了高度贊揚,而這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摩爾根的歷史觀在許多方面傾向于唯物史觀的學術立場,他從事的人類學實證研究證實了唯物史觀不少原理的“科學性”。眾所周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序言》中談到,“不是別人,正是卡爾·馬克思曾打算聯系他的——在某種限度內我可以說是我們兩人的——唯物主義的歷史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來闡述摩爾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這樣來闡明這些成果的全部意義。原來,摩爾根在美國,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發現了40年前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并且以此為指導,在把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加以對比的時候,在主要點上得出了與馬克思相同的結果”②。很明顯,馬克思對人類學家摩爾根的高度欣賞和贊揚,絕不是無緣由、莫名其妙的欣賞和贊揚。這種“欣賞”“贊揚”,一方面固然是基于對其原始社會研究的“科學性”的認同,不過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是摩爾根對唯物史觀原理強烈的“傾向性”、他與馬克思的歷史觀在不少基本問題上的“不謀而合”“一致性”。事實上,馬克思正是基于他與摩爾根在歷史觀不少重要問題上認識的“一致性”及這種“一致性”所導致的情感上的“親近性”,來高度贊揚、欣賞摩爾根的學術研究的。這恰恰證明:先前的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場,根本沒有被馬克思所拋棄或修正,唯物史觀仍然是晚年馬克思最基本的學術立場。此外,恩格斯在上述說明中清楚無誤地提示讀者,晚年馬克思曾有一個重大的“哲學研究計劃”(聯系唯物史觀觀點來闡述摩爾根的研究成果及其意義),這成了他未能完成的“學術遺愿”,恩格斯則以馬克思這一“遺愿”的“執行者”自居。③這同樣有力地證明,晚年馬克思并未放棄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他甚至還打算以唯物史觀為基本依據和出發點,從哲學高度闡釋摩爾根的人類學研究成果,揭示其“學術意義”,驗證和發展唯物史觀相關原理。

  第二,馬克思在“人類學筆記”中直接運用或表達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較之上述證據,這一“文本學證據”的“說服力”更加顯著,是對西方流行論調的“科學性”的有力否定。筆者舉出若干典型的例證。

  堅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用物質原因來說明精神現象,是唯物史觀最基本的特征,堪稱唯物史觀思維方式的基石。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特征鮮明地體現于晚年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中。在“柯瓦列夫斯基筆記”④中,針對柯瓦列夫斯基“用一種精神現象來解釋另一種精神現象”⑤的做法,馬克思鮮明地提出了批評,他在摘錄柯氏原著的相關表述時,特意加了一個注釋:“為什么意識在這里起著causa efficiens{動因}的作用,而不是隨著氏族分為‘支系’而必然發生的實際的空間劃分(這種“實際的空間劃分”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物質性因素——引者注)起著這種作用呢?”⑥這里不難看出,馬克思晚年究竟是基于什么立場,基于什么思維方式,來批評、質疑柯瓦列夫斯基的。顯然,他是基于徹底的、高度自覺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唯物史觀基本立場,基于唯物史觀的思維方式來批評柯氏的。在馬克思看來,不能像柯瓦列夫斯基那樣,停留在問題的表面,用一種精神現象來解釋另一種精神現象,而應揭示和深究被柯氏視為原因的那種精神現象(即“氏族各支系血親意識的削弱”)背后的、構成這種精神現象之深刻根源的物質性原因,這種物質性的原因、現象(即“隨著氏族分為支系而必然發生的實際的空間劃分”)才是氏族各支系、分支萌生“調整自己的財產關系,增強經濟獨立性”之愿望的“更深刻”、更具“本原性”的原因。根據上述文本學分析,想必讀者已能充分理解和認可這一點:“柯瓦列夫斯基筆記”中的馬克思,是一個自覺堅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唯物史觀思維方式的典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馬克思19世紀40年代便已奠定的這一唯物史觀最為基本的原理,在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中并未消失或被“修正”。這一點毋庸置疑。

  筆者再舉一例。眾所周知,強調經濟因素對政治因素的“本原性”“決定性”,充分肯定國家等政治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經濟因素的依賴性、依附性,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顯著特征。關于這一點,恐怕沒有哪位學者會提出異議。早在1843年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就提出并論證了“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私有財產決定政治國家”的重要結論。⑦后來他始終堅持這一基調,強調政治上層建筑對經濟因素的依賴性、從屬性,這成了馬克思“唯物史觀”眾所周知的基本特征。那么,這個特征是否在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中消失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在馬克思晚年對英國人類學家梅恩《古代法制史講演錄》一書所作的讀書筆記(系馬克思晚年所作的5個“人類學筆記”之一)中,他就以一種鮮明的方式,再次聲明了唯物史觀的上述立場。他批判了梅恩夸大道德因素對政治國家之作用的唯心史觀傾向,以筆記中罕有的大量筆墨,分析了國家的經濟根源,針鋒相對地指出:“國家的看來是至高無上的獨立的存在本身,不過是表面的,所有各種形式的國家都是社會身上的贅瘤;正如它只是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才出現一樣,一當社會達到迄今尚未達到的階段,它也會消失。先是個人擺脫最初并不是專制的桎梏(如傻瓜梅恩所理解的),而是群體即原始共同體的給人帶來滿足和樂趣的紐帶——從而是個人的片面發展。但是只要我們分析這種個性的內容即它的利益,它的真正性質就會顯露出來。那時我們就會發現,這些利益又是一定的社會集團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階級利益等等,所以這種個人本身就是階級的個人等等,而它們最終全都以經濟條件為基礎。這種條件是國家賴以建立的基礎,是它的前提。”⑧在這段引文中,晚年馬克思宣布,“經濟條件是國家賴以建立的基礎,是它的前提”,這無疑又一次強調了作為“政治上層建筑”的國家對經濟因素的依賴性、依附性,再次肯定了經濟因素是政治國家的基礎和前提。試問:馬克思這里所表達的見解,不正是他先前的唯物史觀關于國家與經濟因素、經濟基礎之關系的基本立場嗎?至少我們可以完全自信地宣布,在政治國家與經濟基礎、經濟因素的關系問題上,馬克思的立場始終如一,“人類學筆記”與他先前的唯物史觀,二者在立場上并無“根本性”“原則性”的差異。

  二、馬克思如何看待血緣親屬關系與物質生產、經濟因素的關系

  為澄清“人類學筆記”與唯物史觀的真實關系,駁斥學界的錯誤流行見解,很有必要回應和辨析某些國內學者提出的“晚年馬克思在其‘人類學筆記’中充分注意到了‘血緣親屬關系’的特殊重要作用,從而拋棄了傳統唯物史觀的‘經濟決定論’原理”的說法。必須承認,這一說法帶有相當的迷惑性和誤導性,容易在讀者中激起某種認同。不作必要的回應和說明,所謂“‘人類學筆記’與唯物史觀對立說”就仍有其存在的“學術空間”(即學術上的“庇護所”),筆者很難完全說服持不同意見者。

  在對上述論調進行質疑前,筆者首先肯定這一說法的某種“合理性”。的確,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充分意識到:血緣親屬關系在原始社會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它是聯結原始人的主要紐帶,是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不過,在他的理解中,“物質生產”“經濟因素”與“血緣親屬關系”之間,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關系(如某些國內學者所誤解的那樣),而是“緊密結合”“并行不悖”“有機統一”的關系。在晚年馬克思那里,承認“血緣親屬關系”在原始社會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及它在社會關系、社會制度中的基礎地位,并不意味著否定“物質生產是原始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經濟因素在原始社會及其發展中起最終的決定作用”的事實。在他看來,二者并不矛盾。血緣親屬關系只影響和制約物質生產這種經濟活動的具體表現形式,并不取消或替代后者在原始社會發展中的根本作用、決定作用。“血緣親屬關系”涉及的主要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物質生產”涉及的主要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它們之間非但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對立的,反而是緊密聯系、有機結合的:原始社會的物質生產,主要表現為血緣親屬團體的共同勞動,參與共同生產的勞動者主要是彼此間有血緣關系的親屬團體的成員。也就是說,在原始社會中,物質生產正是通過“血緣親屬關系”這一社會紐帶來實現的。在筆者看來,絕不能僅憑“晚年馬克思注意到血緣親屬關系在原始社會中的特殊重要性”,便倉促、輕率地得出他否定物質生產、經濟因素在原始社會史中的“決定”作用的結論。如上所述,血緣親屬關系與物質生產、經濟因素之間,并非什么“互相排斥”“相互矛盾”的關系,它們之間是能夠兼容、有機統一的。關于“血緣親屬關系”與“物質生產”的關系,還需指出的是,雖然馬克思承認前者有其自身相對獨立的發展邏輯,但在他看來,它在原始人的社會制度中的基礎地位,仍然受到“物質生產”的根本制約。血緣親屬關系之所以能成為原始社會的社會制度、社會關系的基礎,歸根到底,是由原始社會“物質生產”的相對不發展決定的。它在原始社會中的基礎地位被地域、財產關系所取代,最終也要歸因于“物質生產”的相應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血緣親屬關系同樣是被物質生產、經濟因素所“制約”和“決定”的。

  此外,為不少國內學者所詬病、責難的“經濟決定論”⑨是否被“人類學筆記”及晚年馬克思所贊同或支持?與國內不少論者不同,筆者提供的答案是肯定的。當然,筆者不贊同機械、抽象地理解馬克思晚年的“經濟決定論”,也不贊成脫離馬克思的原意與語境,隨意、機械地在探討“原始社會及其發展史”時到處套用“經濟決定論”。但是,必須指出,狹義的、特定語境下的“經濟決定論”的確是晚年馬克思及其“人類學筆記”的真實思想和立場。這里所說的“狹義的、特定語境下的‘經濟決定論’”,就是指晚年馬克思及其筆記所自覺堅持的“物質生產、經濟因素從‘歸根到底’的意義上決定原始社會基本面貌及發展進程”的唯物史觀核心立場。早在19世紀40年代中后期,馬克思就對物質生產在人類歷史發展、社會結構中的基礎作用有了較為深刻、透徹的認識。他明確將物質生產的進步視為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肯定了人類社會基于物質生產的進步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基本規律、總體趨勢。在其晚年時期,借助于摩爾根的科學資料,馬克思清楚地發現,原始社會的發展也是符合上述基本規律的:物質生產的具體狀況和發展水平,根本制約和決定了原始社會的基本面貌;物質生產的發展速度,影響甚至決定了原始社會的發展速度,早期原始社會之所以發展極其緩慢,歸根到底是因為當時物質生產的發展極其緩慢,而晚期原始社會之所以呈現較快的發展速度,歸根到底也是因為當時的物質生產發展較快;物質生產的進步,是原始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原始社會史就是人類社會由于物質生產的推動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飛躍的前進、上升過程;生產工具、生產方式的變革,是導致原始社會由某一階段向更高階段飛躍的決定性、革命性力量;不僅原始社會前進、發展的根本動力來自物質生產的發展,原始社會解體、文明時代形成的根本動力,也來自物質生產的相應發展。上述系列論斷是符合筆記及晚年馬克思思想的原意的。我們知道,馬克思在筆記中明確提到摩爾根的一個核心論斷:“人類進步的一切偉大時代,是跟生存資源擴充的各時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⑩這個論調強調的便是經濟因素、物質生產在人類歷史(包括原始社會史)中的決定性作用。以往學界有一種不準確的理解,認為在晚年馬克思及晚年恩格斯的學術理解中,是“人自身的生產”(人類的自我繁衍)或“血緣親屬關系”而不是“物質生產”在原始社會中起“決定”作用(“物質生產”對原始社會只起“次要”作用),這完全違背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必須澄清的是,在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的理解中,對原始社會及其發展而言,“人自身的生產”絕不是什么最終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或推動力量,就其自身而言,它受到物質生產的根本制約,其發展狀況首先取決于后者的具體發展水平。在物質生產發展到一定水平前,原始社會人類的大規模繁衍,從而人口的大規模增加,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原始社會早期人口稀少,食人之風盛行,這恰恰說明了物質生產水平對人自身生產的直接制約作用。事實上,在原始社會中,正是在某一形式的物質生產活動(譬如畜牧活動、田野農業活動)得到較充分的發展的地區,人自身的生產、人口的繁衍才達到了繁榮的景況。馬克思的筆記充分注意到,正是大面積的農耕活動,“第一次提供了無限量的食物”(11),從而為人口的大量繁衍創造了決定性的前提條件:“在田野農業出現以前,地球上任何一個地區都很難發展到50萬人一起生活并處在一個管理機關領導之下。如果有例外的話,那一定是平原上的畜牧生活的結果,或在特殊和例外的條件下用灌溉改善了園藝的結果。”(12)顯然,只有物質生產的發展,而不是“人自身的生產”(當然也不是什么“血緣親屬關系”),才稱得上是決定原始社會基本面貌和發展水平,推動原始社會前進、發展的根本動力和決定性因素。

  三、“人類學筆記”與《資本論》:相輔相成、并行不悖、有機統一

  至于筆記與《資本論》的關系,筆者先前發表的學術論文曾作初步的探討或說明。筆者2010年發表的《馬克思“人類學筆記”歷史地位新界定》一文指出,“人類學筆記”與《資本論》,二者的“主題”截然不同(筆記以探索“原始社會、文明起源問題”為主題,《資本論》則以探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起源、運行機制、基本矛盾和發展趨勢”為主題)且“互不隸屬”,但這兩個相對獨立的“主題”可以統一到一個更高層次的“主題”(即論證資本主義的“歷史性”“暫時性”,以及共產主義社會的“合理性”“必然性”)之下(盡管二者服務于這一“主題”的方式和路徑各不相同)。(13)在筆者看來,可以這樣來理解或定性“人類學筆記”與《資本論》的關系:二者是馬克思學術生涯、學術體系中“互不隸屬”“相對獨立”并存在一定“聯系”(14)的兩種學術探索活動的產物和體現;筆記與《資本論》,不僅在“學科性質”(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實質上是一種“歷史哲學性質的筆記”(15),《資本論》則首先是“經濟學著作”)上迥然不同,在“理論主題”“學術志趣”上更是如此,絕不能不加辨析和區分,將筆記簡單歸入“《資本論》經濟學研究”的范疇中去,或簡單地從“《資本論》經濟學研究”的視角來理解、定性筆記的“主題”“學術價值”和“歷史地位”,那樣將會導致對“筆記”本身的極大誤解和誤讀,抹殺筆記自身的“獨特性”及其承擔的真實學術使命。

  在聲明了關于二者關系的上述立場后,筆者還要鄭重指出:筆記與《資本論》之間,雖然缺乏“直接”的學術聯系,幾乎不存在什么“筆記的學術研究是直接為《資本論》及其經濟學研究服務”的情形(反之亦然),但是筆記也根本談不上是對《資本論》及其經濟學研究的“否定”或“超越”(西方學界的這種提法本身就是荒謬的)。這一點也是必須澄清的。筆者以下從“應然”與“實然”兩個層面,深入說明一個重要結論:“人類學筆記”與《資本論》及相關經濟學研究,絕不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的對立關系,而是“并行不悖”“相輔相成”“有機統一”的關系。所謂的“人類學筆記、《資本論》對立說”,既不符合邏輯和常理,亦不符合事實。

  首先,馬克思在筆記中所流露出來的“研究志趣”(探索“原始社會、文明起源問題”),與《資本論》本身的“主題”“研究志趣”并不構成實質性的“矛盾”或“對立”。事實上,二者之間雖鮮有“交集”,但彼此間并無根本性的矛盾或沖突。恰如其分地說,二者是“并行不悖”“互不沖突”的關系。此外,從“價值觀”層面,甚至可以說,二者是一個學術上的“聯盟”關系:它們從不同學科層次,通過不同路徑和方式,共同論證了“資本主義的歷史性、暫時性”及“共產主義社會的現實性、必然性”。既然如此,怎能將筆記與《資本論》及其經濟學研究截然對立起來,用前者來否定后者呢?事實上,筆記與《資本論》雖然在學科性質、學術主題、研究思路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但在“價值目標”及“精神實質”上,卻可以說有著高度的“一致性”(都服務于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我們不妨試想一下,馬克思晚年為什么要無緣無故、毫無道理地用“人類學筆記”的“歷史哲學研究”來反對和排斥(構成他40—80年代學術活動之重心的)《資本論》經濟學研究呢?要知道,這二者都完全符合他的價值目標、革命理想,對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都是必要的、有益的,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他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用其中一個方面來反對另一個方面呢?為什么不使二者相輔相成、相互補充、并行不悖,共同服務或致力于他的革命理想、革命事業呢?可見,所謂“筆記是對《資本論》及其經濟學研究的否定”的說法,不符合正常邏輯,是完全站不住腳的錯誤看法。

  其次,還必須澄清,“人類學筆記”的存在,并不意味著馬克思的其他理論活動(比如《資本論》及其經濟學研究)已經“邊緣化”或退居“次要”地位。在以往西方學界中,某些學者(譬如美國學者萊文、凱利)基于某種片面的、表面化的考察,倉促地得出結論:筆記的寫作意味著馬克思對經濟學研究及《資本論》的興趣“衰退”,有的西方學者甚至斷定,馬克思在其晚年最后時期放棄了《資本論》的創作,轉向了“人類學研究”,我國學界也有部分學者附和西方的論調(如前所述)。嚴格說來,上述說法是不夠嚴謹、不夠準確的。這里首先必須指出,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及其所從事的“原始社會、文明起源研究”(這種研究構成了“人類學筆記”的“主題”、首要的學術志趣),只是他晚年諸多學術論著、理論活動中的一種,并不能囊括其全部學術活動,也不能抹殺或替代其他理論活動。筆記及其“原始社會、文明起源研究”確實在馬克思晚年的學術活動中占據重要地位,但不能認為它們就是“唯一”的理論活動(這顯然嚴重違背馬克思晚年的客觀實際),甚至也不能認為它們是馬克思晚年學術活動的“中心”(只能算是“主要活動之一”)。馬克思晚年除了寫作“人類學筆記”,試圖進行唯物史觀性質的“原始社會、文明起源研究”外,還寫成了《給查蘇利奇的復信》等探索俄國及其公社未來發展道路問題的重要文稿,眾所周知,他還創作了篇幅巨大的“歷史學筆記”(16),其篇幅容量遠大于“人類學筆記”。用“人類學筆記”及“原始社會、文明起源研究”來排斥和替代晚年馬克思其他論著、其他理論活動,是不可取的,這樣做只能是人為地縮小了馬克思晚年的學術空間,狹隘、片面地理解了他的學術志向。另外,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的是,馬克思晚年根本沒有“放棄”或“忽視”《資本論》及其經濟學研究,仍在從事經濟學方面的相關學術工作。據我國學者的考證,馬克思晚年為配合和延續其《資本論》經濟學研究,在1875-1883年(我們已經知道,“人類學筆記”寫于1879-1882年,這兩段時間具有“重合”之處)作了大量的(其數量十分可觀)讀書筆記。(17)據介紹,在馬克思晚年為繼續研究經濟學問題、創作《資本論》“續篇”所作的大量筆記中,甚至還有不少關于“自然科學問題”的筆記(據相關學者的看法,這是為了配合經濟學研究中馬克思對相關問題的探索)。(18)以上情況有力地證明:《資本論》及其經濟學研究并未在馬克思晚年的學術活動中“邊緣化”或退居“次要”地位。另外,馬克思晚年所作的相關說明,更是為這一點提供了決定性的“證據”。1879年馬克思在致丹尼爾遜的信中明確表示,“我不僅從俄國而且也從美國等地得到了大批資料,這使我幸運地得到一個能夠繼續進行我的研究的‘借口’”。1881年12月他致丹尼爾遜的信中又提到,“我想盡快地完成第二卷(即使是我不得不在國外出版它)。我現在特別想完成它(馬克思這里提到的‘第二卷’,指‘《資本論》第二卷’——引者注),以獻給我的妻子”。(19)

  ①譬如美國學者凱利就明確斷言,筆記表明,馬克思晚年“正在超越一種僅限于經濟學和階級分析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代表著馬克思本人思想過程辯證發展的最后階段的人類學,使他超出了他的大多數追隨者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的范圍;而在這一點上,說馬克思就是他自己的第一個‘修正主義者’并不過火”。參見[美]凱利:《晚年馬克思與人類學》,載高崧等編:《馬克思主義來源研究論叢》第8輯,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470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5頁。

  ③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5頁。

  ④“柯瓦列夫斯基筆記”,即晚年馬克思對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書所作的讀書筆記,系馬克思“人類學筆記”中地位最重要的兩個筆記之一。

  ⑤具體地說,柯瓦列夫斯基用“氏族各支系血親意識的削弱”來解釋氏族各分支何以萌生“調整自己的財產關系,使自己不受比較疏遠的其他各分支的參與和干涉”的愿望。見[德]馬克思:《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7頁。

  ⑥[德]馬克思:《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第26頁。

  ⑦參見王東、林鋒:《馬克思哲學創新的重要鋪墊——重新評價〈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歷史地位》,載《新視野》2006年第1期;林鋒:《〈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四大哲學創新——兼評“〈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不成熟論”》,載《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

  ⑧[德]馬克思:《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第510頁。

  ⑨筆者注意到學界中一個“有趣”但不正常的現象: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不少學者(包括一些自覺維護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聲望”的研究者)一談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與“經濟決定論”的關系,便極力把二者區分開來,嚴正聲明:“經濟決定論”不是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相關立場的準確闡釋。筆者在此澄清:“經濟決定論”這個提法是中性的,不一定是“負面用語”。“經濟決定論”既包括為學界普遍批判的、帶有機械論色彩的、違反歷史辯證法的那種“經濟決定論”(即庸俗化、教條化、形而上學的“經濟決定論”),也包括另一種意義上的“經濟決定論”,后者并不認為物質生產、經濟因素對人類社會每一微觀領域、人類歷史進程中每一具體事件都起直接的決定作用,而只是強調:物質生產、經濟因素作為一種本原性的因素或力量,從“歸根到底”的意義上,最終決定著人類社會的整體面貌和人類歷史的總體進程。馬克思恩格斯所持的便是這樣一種“經濟決定論”。

  ⑩[德]馬克思:《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第126頁。

  (11)同上書,第130頁。

  (12)同上。

  (13)具體地說,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是從唯物史觀、歷史哲學的高度,科學說明“不存在私有制”的原始社會的現實性及私有制、階級、國家的歷史由來,驗證私有制、階級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性、暫時性和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現實性、必然性;《資本論》則是從經濟學層次,具體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起源、運行機制、基本矛盾和發展趨勢,科學論證資本主義的歷史性、暫時性及共產主義社會的現實性、必然性。參見林鋒:《如何科學界定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的歷史地位》,載《東岳論叢》2009年第8期;林鋒:《馬克思“人類學筆記”歷史地位新界定》,載《東岳論叢》2010年第1期。

  (14)當然,筆者堅決反對隨意地、主觀地談論這種“聯系”。在筆者看來,僅僅是在“價值觀”的層面上,我們才能斷言:“人類學筆記”與《資本論》之間存在著某種深刻的、本質性的“聯系”。實際上,筆記與《資本論》除了在“價值觀”層面上發生“間接的”聯系外,我們幾乎找不到二者之間任何“直接”的聯系。我們很難設想,一部研究人類遠古時代的著作,能對馬克思考察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有多少直接的“功用”。或許有人會說,對人類早期歷史的探索,或許有助于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起源。在筆者看來,這個看法是荒謬的。對此,筆者要質疑道:馬克思即便是要探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所謂“起源”,也未必要到人類的“遠古時代”(“原始社會”)去探尋“謎底”吧?為什么不從封建社會的發展進程中去探尋這種謎底呢?人類的原始社會史,對于探索資本主義的起源,其“意義”即便“存在”,恐怕也是非常微小的。

  (15)參見林鋒:《馬克思晚年筆記和人類學的關系》,載《東南學術》2004年第3期;王東、林鋒:《人類學筆記,還是國家與文明起源筆記——初答葉志堅先生》,載《東南學術》2006年第2期;王東、林鋒:《人類學筆記,還是國家與文明起源筆記——與西方學者的學術對話》,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06年第10期。

  (16)值得一提的是,晚年馬克思篇幅巨大的“歷史學筆記”對(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后的)整個“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歷程的探索,在相當程度上與《資本論》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起源問題”的探索有關。

  (17)參見王東:《馬克思學新奠基——馬克思哲學新解讀的方法論導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61—462、470、540—559頁。

  (18)參見上書,第461—462、470、557—559頁。

  (19)馬克思等:《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通信集》,馬逸若等譯,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4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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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林鋒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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