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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區治理的主體困境和協商進路 ——基于“黨政群共商共治”的案例分析
2020年02月21日 10:31 來源:《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 作者:孫照紅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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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社區協商是新形勢下解決基層矛盾、治理基層社會的一種重要的民主機制和治理形式,有效改善了基層黨的領導方式,提升了基層政府的公信力和群眾自治能力。但是,當前社區協商治理實踐中還存在誤解“黨的領導”、政府“強勢慣性”和群眾“弱參與”等主體困境。優化社區協商,需要發揮黨、政、群多元主體的合力。黨的基層組織應把協商民主與基層黨建結合起來,處理好黨的領導與群眾自治、民主服務和民生服務的關系;基層政府應實現從管控向治理的徹底轉變,真正從“臺前”退居“幕后”、從“運動員”回歸“裁判員”;社區群眾應努力提升社區意識、協商能力和民主素養。

  關 鍵 詞:協商民主/社區協商/基層治理/黨政群共商共治

    作者簡介:孫照紅,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所副研究員。北京 100101

  標題注釋:本文為作者主持的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首都政治生態與協商民主互動研究”(項目批準號:16JDKDA007)的階段性成果。

 

  社區是城市社會的基本單元。社區治理的主體是多元的,包括社區基層黨組織、基層政府及其派出機關、社區自治組織、駐區企事業單位、居民等。從宏觀上來看,這些主體可以分為三種力量,即政黨力量、政府力量和社會力量,政黨和政府力量又可以稱為黨政力量、政治力量。依據這些主體的參與和相互關系情況,解決社區問題的方式大體上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權威裁決式的方法,即由黨委、政府等權力機構依靠命令方法或管制手段等進行社會管理,其特征是一元化、權威式、等級化和指令性;另一種是協商對話式的方法,即由利益相關各方通過平等協商和理性對話達成解決問題的共識,其特征是多元化、平等式和對話性。”[1]顯然,“權威裁決式”的管理方式已經越來越難以適應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化以及社區居民多樣化、個性化的利益訴求,相反,“協商對話式”治理逐漸成為破解社會轉型期基層治理困境的路徑選擇。北京市朝陽區“黨政群共商共治”的社區協商治理模式就是基層協商和基層治理互融互動、互促共進的典型案例,是新形勢下解決基層矛盾、發展基層民主、治理基層社會的一種重要的民主機制和治理形式。

  一、城市社區協商治理的典型案例:“黨政群共商共治”

  基層協商多是與基層治理困境相伴而生的。在社會轉型期,基層群眾利益訴求多元、利益關系復雜、利益分歧和糾紛增多,如果基層黨委和政府仍然沿用傳統的管控方式和整合機制,其結果往往是“政府買單群眾卻不認賬”,各種社會矛盾甚至沖突轉移到黨委和政府身上,政府公信力低、公共政策難落地,進而影響黨群、政群、干群關系。在北京市朝陽區麥子店街道,也出現了基層黨委和政府的實事工程與社區居民的需求對接不上、“費力不討好”的治理困境。為應對這種尷尬局面,麥子店街道探索開展了“問政于民”的工作模式,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黨政群共商共治”的社區協商治理模式。

  (一)“黨政群共商共治”的緣起

  麥子店街道辦事處成立于1987年,位于朝陽區東北部,現總人口數為5萬多人,其中有涉及71個國家和地區的外籍人口7000多人,占地區常住人口的20%左右,居民成分復雜、需求多樣。在社區治理的過程中,麥子店街道常常遇到黨委、政府費了心、花了錢、辦了事群眾卻不理解、不領情、不買賬的尷尬局面。比如,街道耗費巨資打造精品街,居民需要的卻是一個實用的停車場;街道努力開展修花園、建綠地等綠化美化社區的工作,而居民卻更樂意在家門口開通一個便民公交線路等。與此相聯系的問題是,基層黨組織的威信不高、動員能力不強,群眾對街道將信將疑,街道工作得不到居民的認可、支持和配合,群眾參與社區治理的積極性不高,群眾的利益分化和矛盾糾紛得不到有效解決,黨群關系、政社關系、干群關系不協調。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麥子店街道創造性地開展了“問政于民”工作。2010年底,麥子店街道在廣泛、深入調研的基礎上開啟了“問政于民”工作,建立了“居民問政議事協商會”,這是一個由街道辦事處、社區居民、社會單位和社團組織等共同參與、協商決定本街道重大公共事務的平臺。2013年,在總結麥子店街道“問政于民”社區治理經驗的基礎上,朝陽區正式實施了街道社區“黨政群共商共治”工作并逐漸在全區推廣。2014年,在街道和社區兩級議事平臺①的基礎上,朝陽區建立了區級民主協商會,形成了區、街道、社區“三級”共商共治的局面,實現了區級層面的工作統籌和資源整合,朝陽區也被民政部確定為2014年“全國社區治理和服務創新實驗區”。近幾年,“黨政群共商共治”平臺逐漸向樓院甚至家庭層面延伸,目前,朝陽區已經形成黨領導下的多方參與、協商共治的基層協商和社區治理模式。

  (二)“黨政群共商共治”的主要流程和創新做法

  “協商民主尊重程序,并把程序看作是決策獲得合法性的規范性要求。”[2]26“黨政群共商共治”有一套完整、嚴密的工作程序,主要是通過“四問”完成實事項目征集、立項篩選、組織實施、監督評價等工作。

  第一問是調研“問需”,解決“辦什么”的問題。社區居民真正的需求是什么,要通過調研才能真正了解。麥子店街道辦事處統一設計并印制《問政建議案表》,通過入戶問需、網絡問需、民情信箱問需等多種方式向居民、社會組織、社會單位等發放和回收,及時匯總形成建議提案。通過社區和街道的歸類、合并、整理,初步制定出街道本年度的辦實事項目意見,并提交到街道議事協商會。目前,麥子店街道的調研“問需”工作已由街道主導變為由社區主導,社區按照一戶一表的原則由樓門長和黨員志愿者將表格送至居民家中,同時向居民做好解釋工作。

  第二問是決策“問計”,解決“辦哪些”和“怎么辦”的問題。群眾的需求和關心的問題是多樣的,社區不可能在短期內全部滿足。那么,先辦哪些、后辦哪些,需要通過議事協商會來解決。在議事協商會上,各方代表對各項建議提案的公共性、可行性、現實性等進行協商討論和科學評估,按照陳述—質詢—答辯—表決的步驟和程序,確定當年擬辦實事項目,形成立項決議并向社區居民公示。

  第三問是行政“問效”,解決“辦得怎么樣”的問題。有辦好事的好心和行動,效果也未必好,因此需要科學的考評機制。街道相關職能部門負責對已經確定的實事項目進行辦理,辦理的效果如何,通過區街行政效能監察、組織議事代表評議或者建立第三方評價等多種方式“問效”。

  第四問是監督“問責”,解決“辦不好承擔什么后果”的問題。實事工程和項目辦得好不好,必須接受群眾的監督和評議。為方便群眾行使監督權利,麥子店街道在社區報《讀麥周刊》開設監督專欄并通過“六統一”②深化社區黨務政務公開公示,提高工作透明度。一旦發現項目中存在問題,立即對相關責任部門和責任人進行倒查追責,并將“問責”納入機關效能監察考核內容。

  “黨政群共商共治”模式是一種典型的協商治理和民主治理形式。通過“問需”,黨委和政府更準確地了解了社區居民的需求和期待;通過“問計”,政府決策有了民意和民智基礎;通過“問效”,實事工程做得好不好、問題解決得怎么樣都由老百姓來評價;通過“問責”,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責任意識增強了,居民也更明確了自己的權力監督權利和責任。

  二、城市社區協商治理的績效

  無論是從政黨、政府還是從社會主體看,社區協商治理都具有巨大的優勢,取得了顯著的治理績效。

  (一)從政黨主體看,社區協商治理改善了黨的領導方式

  “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3]。在“黨政群共商共治”工作中,朝陽區委把協商民主納入黨委總體工作部署中來,研究制定了《關于開展黨政群共商共治工程的方案》和《街道系統黨政群共商共治工程操作手冊》等一系列文件,并通過規定議事代表中黨員的比例(半數以上)、黨代表任期制、黨員向黨組織反映問題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實現基層黨組織對共商共治的領導;通過動員、舉薦熱心社區事務且社會形象好的黨員成為議事代表、黨代表聯系黨員和接待社區居民制度等,發揮黨代表的示范和引領作用;充分發揮黨員代表的橋梁、紐帶、模范作用,努力營造寬松和諧的民主協商氛圍。也就是說,黨的領導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4]742來實現的。

  社區協商治理是貫徹落實黨的群眾路線的具體工作載體。“協商民主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5]82通過協商共治,黨員干部深入社區、深入樓院,聽民聲、匯民意、集民智,黨的群眾工作更深入、更扎實,黨員干部的民主意識、服務意識和調查研究能力也隨之提高。通過居民會議、網上論壇、民情懇談、社區對話、“走千家訪千人”、民情日記等形式,居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得到解決。比如,增設社區擺渡車和蔬菜直通車的問題、居民樓二次供水改造問題、更換危舊電梯問題、占壓燃氣管線整治問題等都是在“黨政群共商共治”下解決的。共商共治過程真正成為聽取群眾意見、了解群眾利益需求、為群眾辦實事解難事的過程,成為貫徹執行黨的群眾路線、密切黨群干群關系的過程。

  (二)從政府主體看,社區協商治理提升了政府公信力

  社區事務情況復雜、數量龐大且眾口難調、解決難度大,政府人力物力有限,作為承擔政府職能的基層治理單位,街道能否處理好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地方局部利益與國家全局利益的關系,是最能考驗基層政府和基層干部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麥子店街道探索、創造的“問政于民”工作模式,通過搭建街道與居民對話的平臺并問需、問計、問效、問責于民,引導居民參與到公共決策和社會管理中來,展現了責任型政府、服務型政府的擔當和作為;通過常態化的議事平臺,政府決策得到了群眾智慧的支持,這樣的決策更科學、更得民心、更易落地;基層政府從原來的“官僚本位”變為“人民本位”,從而打通了街道與居民之間的隔閡,架起了政府與群眾的“連心橋”。

  社區協商治理較好地解決了街道的為民工程與社區居民的真正需求對接不上、街道的“好心”和“好事”得不到群眾的認可的問題。社區居民的需求和意見、建議能夠以正規的途徑反映上去,居民生活中的問題和實際困難、利益訴求得以及時回應和解決,居民對街道的認可和信任度也因此而提高了。通過參與協商共治活動,居民對“哪些是街道能做的、哪些是街道不能做的”的認識更清晰,也不再把那些本來應該由社區、居民自身、產權單位和物業公司來承擔的事務強推到街道身上,街道的服務和居民需求之間不對等的抱怨也因此減少,社區居民和街道之間的距離更近、感情更深。可以說,通過協商,“商”出了為民辦實事的方向和重點,形成了科學決策模式和民主協商程序。通過共治,“治”出了政府與社會共同參與的協商治理平臺,雙方從“面對面”走向“手拉手”。

  (三)從群眾主體看,社區協商治理提高了群眾自治能力

  社區協商治理是吸納多元主體參與社區治理、激發社會活力的有效途徑。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3]。在“黨政群共商共治”的議事代表中,有黨委、政府或委辦局以及生活、工作在本轄區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社會組織、物業公司、六小門店③、社區群眾等,他們作為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表參與社區事務的討論和協商。通過參與社區協商,社區居民能夠近距離地了解黨和政府的工作,增加對黨和政府的理解、信任、擁護和熱愛之情。

  社區協商治理是培育參與型文化、訓練公民民主素養、培養公民美德的良好載體。通過參與社區協商和基層治理,基層群眾能夠更深刻地理解個人和集體、局部和全局的關系,從而培養集體意識和社會責任感;能夠提升寬容、妥協等個人美德,從而尊重他人的偏好和利益訴求、節制個人的欲求;能夠提升對民主、自由、公正的渴望以及平等對話、自由討論、理性辯論、溝通合作等參與公共事務的素養和能力。“問政活動開展以來,我最突出的感受就是我們的居民參與社區建設的積極性比過去高了,有的主動提出來要承擔小區的環境維護、綠地認養、治安巡邏等工作,他們的民主意識、家園意識和社會責任感提高了,社區也比過去和諧多了。”[6]

  三、城市社區協商治理的主體困境

  近年來,社區協商在各地開展起來并展現了良好的發展勢頭,但是,社區協商還遠不是一個完全成熟的民主運行方式和基層治理形式,在實踐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得不面對和解決的治理難題。從治理主體上看,這些難題主要表現為“黨的領導”誤區、政府的“強勢管控”和群眾的“弱參與”等三個方面。

  (一)誤解“黨的領導”

  黨的領導是基層協商能夠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黨的基層組織是黨在基層的戰斗堡壘,在聯系群眾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離開了黨的領導,基層協商就會失去政治方向、群眾基礎和實踐依據。基層黨組織在基層協商中的主要職責在于搭建平臺、建章立制、理順關系。在“黨政群共商共治”的實施過程中,街道工委發揮“指揮棒”作用,無論是組織機構的設立還是各項規則和制度的制定,無論是議題范圍的劃定還是協商資源的統籌,都要在黨委領導下進行。

  但是,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在社區治理中的作用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而不是具體的事務性工作的參與和控制,不是通過居高臨下、自上而下的政治委派和政治資源把控社會,不是黨的個別領導說了算的領導意志和話語霸權。在基層協商中,“堅持黨的領導”還存在一些認識誤區和實踐誤區。一些基層領導干部缺乏協商意識,認為協商民主會削弱自己的決定權,降低自己在群眾中的威信和領導魅力。在協商實踐中存在以權力壓制民主、“一言堂”的“長官”意志、協商過程不規范、形式化等不正常現象。比如,害怕協商結果不符合“領導意志”而回避協商,即使迫于協商壓力而不得不協商,也只是討論一些不痛不癢的問題,或者通過惡意操控協商過程、暗中安排洞察上意的“黨員代表”等方式控制協商結果朝著符合既定主張和方案的方向發展,或者選擇性地采納符合自己意愿的建議。有時還會請許多記者出席,不是為如實記錄協商過程,而是為宣傳報道之用。這種領導方式、工作方式顯然是對黨的領導的誤讀和誤解,不利于實現對基層協商的領導,不利于增強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政府“強勢”和管控慣性

  在中國,社區是一個半政府半自治的組織,它一邊連著街道辦事處,一邊連著社區居委會。街道辦事處是政府派出機構,處于中國政權的最末梢,社區居委會是群眾自治組織。因此,社區往往被形象地比作彈簧,彈簧的兩端分別代表行政力量和社會力量,社區治理的效果則取決于二者之間能否保持合理的壓力和彈性。政府(街道)的行政壓力大,社會力量(社區)就會受到壓制,同時這種壓力會反作用于政府,并通過不信任、不參與、不合作甚至對抗等形式表現出來。

  從理論上講,街道辦事處與社區居委會之間是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但是,街道掌握著社區資源的分配權,社區居委會的日常開支多數仍然由街道提供,社區人事任免、工作任務分派和績效考核也掌握在街道手中。這種權力、資源、話語等方面的強勢和支配性地位對社區自治和平等協商其實是一種威脅,使其他主體處于一種依附性地位,削弱了社區居委會和居民在利益表達、協商決策方面的影響力,同時也降低了基層政府的權威。在實踐當中,街道辦事處往往把社區居委會看作自己行政權力的延伸,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把繁雜的行政任務強加給社區居委會。社區居委會成為街道辦事處的“腿”,不得不忙于“代理”和應付街道交辦的行政任務和命令,或在各種檢查、競賽面前疲于奔命。“大部分社區居委會仍由基層政府維持日常開支,忙于行政性指派工作,無暇與物業公司、業主委員會和其他社區組織舉辦定期的協商見面會。”[7]正是由于基層自治“一直沒有擺脫政治與行政的過度控制和干預……人民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和自我教育無法完全自主發展,形不成成熟的自治需求”[8]。社區自治空間被大幅壓縮,所謂的社區自治也變成了“任務型自治”。比如,在協商議題的選擇上,多數仍然是服務于街道工作需要,一些群眾的利益訴求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往往被屏蔽。簡言之,在我國,包括“黨政群共商共治”在內的社區自治仍然有強力的官方意志和濃厚的行政色彩,社區自治的習慣尚未養成,社區造血功能還未實現,造成街道在臺上唱主角、社區居民在臺下當觀眾的局面。

  (三)群眾“弱參與”

  社區協商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社區居民、社區組織、駐區單位等社會力量的參與積極性和民主素養。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群體處于“弱參與”狀態。基層協商的“弱參與”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協商積極性不高的問題,即參與冷漠問題。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城市的社會整合和社會動員都是通過單位實現的,單位組織的高度組織化和自我封閉性形成了倫理色彩濃厚的“熟人社會”,基層各種問題基本上都可以在單位組織內解決。隨著“單位制”向“社區制”的轉變,社區作為城市社會的核心單元承載越來越多的使命,這也要求居民更多地參與到社區建設中來。但是,從“單位人”到“社區人”的轉變特別是社區意識的形成不是一個短期的過程。“在個體居民的眼里,公共事務是別人的事務—即高級人士的事務,‘老板們的’、‘政治家們的’——不是自己的事務。”[9]133在一些居民看來,政治精英、社會精英在基層協商中擁有并壟斷話語權,因此對協商民主不抱有期望。從議事代表的構成來看,除了一些政治精英和社會精英之外,其他的多是退休老人、婦女、低收入人群,而中青年的主流人群則基本處于“不在場”狀態,參與積極性不高、動力不足。

  另一方面是協商素養的問題。我國基層協商是在市場經濟不完善、政治體制改革不到位、法治建設不健全、公民社會不發達、參與型政治文化沒有構建起來等背景下產生和發展的。受傳統政治文化以及社區建設濃厚“行政化”色彩的影響,我國社區居民對社區缺乏感情和信任基礎,對社區的價值認同度不高。同時,社區居民存在權利爭取和保護意識淡薄、民主意識和法治觀念欠缺、政治信任感和責任感不足、協商科學方法缺失、協商“知識危機”等問題。在利益需求多樣、協商事務復雜難決的情況下,協商主體的知識、素養、能力和精力的參差不齊很容易使強者更強、弱者更弱,那些本來就處于強勢地位的精英階層掌控話語權,而那些本來就處于弱勢的普通居民和邊緣群體利益表達受阻,從而導致協商平等性缺失,激化社會矛盾和不穩定因素。

  四、城市社區協商治理的優化進路

  社區協商不僅是反映社情民意的通道,更是增強社區向心力和凝聚力、提高社區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徑,是維護基層群眾權益的重要方式。推動社區協商治理,需要黨、政、群共同努力,形成推動基層協商向好發展的強大合力。

  (一)推進基層服務型政黨建設

  對黨的領導的誤讀或誤解,在實踐中的不良后果是忽略或漠視其他社會主體的民主權利和利益訴求,壓制群眾積極性、能動性和自主性,既不利于實現黨的領導,也限制了基層自治和社會建設。因此,在基層協商中堅持黨的領導,就要把協商民主與基層黨建結合起來,處理好黨的領導與群眾自治的關系。通過把協商精神融入基層黨組織建設中來,在黨和群眾之間建立協商機制。一方面,引導基層群眾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和自我監督,深化公民參與,提升基層自治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在知民情、匯民意、聚民力、集民智的過程中實現黨的領導,加深群眾對黨的認知和認可。著力打造一支宗旨意識強、群眾感情深、協商素養高的黨員干部隊伍,并將聯系群眾、與群眾協商的能力和水平作為考核黨員干部的重要指標,增強群眾的信任度和滿意度,從而“形成黨在基層社會活躍和基層自治在社會生活中活躍的雙重活躍局面。”[8]

  二是寓領導于服務之中,在民生服務和民主服務中實現黨的領導。服務群眾是基層黨組織建設的基本導向。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3]。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僅包括物質生活方面的需要,還包括民主、法治、平等、公平等方面的需要。而且,“現在,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多向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延展。”[10]只有真正了解民生需求才能開展有針對性的為民辦實事工程,而與基層群眾切身利益相關的民生問題只有通過民主的方法才能反映上來。換言之,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民生決策才能落地落實。基層協商就是把民主服務和民生服務結合起來、寓領導于服務之中的民主方法。通過基層協商,基層黨組織能夠更好地了解基層群眾的就業、教育、養老、醫療等民生需求,為做好民生服務打好基礎;同時,通過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的民主協商形式,保障群眾的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民主權利,尊重群眾的主體地位。黨的基層組織要結合自身功能定位,適當調整工作重心和資源配置,把工作方式、活動方式與群眾需求對接起來,豐富服務內容、創新服務形式和載體。要通過民主協商拓展服務空間、提升服務實效,在民主決策、解決民生實事的過程中實現黨的領導。

  (二)轉變政府職能和治理理念

  街道和社區之間的權力失衡本質上是行政力量和社會力量的失衡。“社會主義民主的許多原則在具體實踐中很難落實的原因,不在于民主的制度設計困難,而在于政府習慣了傳統的全能治理模式,不能適應社會發展所帶來的挑戰,無法形成決策的協商空間,民眾也缺乏把民主參與當成一種日常生活方式的途徑。”[11]因此,如何處理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成為社區治理的關鍵問題,其關鍵點在于實現政府治理理念和政府職能的徹底轉變,真正從“臺前”退居“幕后”,從“運動員”回歸“裁判員”。一是變管控思維為治理思維。樹立有限政府、服務政府、法治政府理念,為社區居民提供高效、便捷、周到的服務,并在這個過程中提高整合社會資源、調動群眾參與積極性、應對復雜問題的能力,從而贏得社會的信任。

  二是要主動向社會“賦權”,消除社區治理過濃的行政化色彩。“民主不是政府代替公民做主,而是讓公民自己參與政治生活。”[12]31近年來,隨著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轉變,各級政府逐步放權于社會,街道辦事處也逐漸改變單向的行政命令、支配的方式,重新回歸其指導、引導的角色功能定位。“推進基層協商民主標志著治理的轉型,轉型的核心是政府向社會的‘賦權’。包含協商民主在內的民主治理需要政府向社會性治理力量賦權,通過賦權的方式將社會性治理力量‘吸納’進行政過程。”[13]要合理界定政府與社區之間的權責邊界,通過向社區放權、培育社會組織、動員社會參與等擴大基層自治的空間,同時搭建政府與社區協商溝通的平臺,實現政府行政與基層自治的有效銜接和互動;充分發揮社區居委會的自治功能,拓展并暢通居民的參與渠道,提高社區居民的參與率,滿足多樣化的民意訴求,從而變“獨角戲”為“大合唱”,匯聚起社區建設和發展的共識和力量。

  (三)提升群眾社區意識和協商能力

  公眾的有效參與是社區協商和社會治理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單純地、行政性地在社區掀起協商浪潮并不能激起更多的社區參與”[7]。因此,提升公民參與社區協商的實效,僅靠行政力量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培養居民的公共意識、公共精神,調動居民參與積極性。要真正尊重基層群眾的協商主體地位,保障基層群眾在協商過程中充分表達意見和利益訴求的權利,健全和完善信息公開制度、公眾民意訴求機制和參與協商、監督評議機制,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激發基層群眾參與基層治理的熱情。要引導基層群眾正確處理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關系,培養群眾的公共意識、大局意識和協作精神;提高基層群眾對協商文化和基層治理的價值認同,營造濃厚的協商文化和協商氛圍。

  其次,重視對基層群眾協商技巧、協商藝術的培訓和指導。“民主的陀螺正常運轉除了民主運轉的機制和程序外,還要強調使陀螺旋轉起來的外力和抽打技巧,推進民主政治也同樣需要技巧,借助時勢,循序漸進”[12]24。要通過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和信息化手段,普及協商治理的理念,進行議事規則及相關技術、方法的教育培訓;同時創造參與條件、暢通參與渠道,讓群眾在參與協商、治理的過程中得到鍛煉,并在傾聽、討論、碰撞、談判、辯論過程中學會用民主方法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升民主素養、提高協商技能,養成民主議事、民主生活的習慣。

  另外,在網絡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應充分利用網絡覆蓋面廣、信息交流和傳播速度快、時間和空間限制少等方面的便利和優勢,開辟和推廣網絡協商通道和平臺,賦予網絡平臺應有的社情民意收集器作用和輿論監督權利,為有參與熱情、參與意愿和參與能力但缺乏參與時間的中青年工作群體提供更便利、順暢、快捷的渠道。需要注意的是,網絡協商平臺在節約時間、提高效率的同時也存在“數字鴻溝”帶來的資源不均衡以及網絡暴力、信息傳播失實、無序參與等問題。因此,利用網絡終端搭建協商平臺需盡可能確保協商議題、程序、參與主體的可控以及傳播信息的準確、及時,避免非常規因素的出現擾亂基層協商的正常秩序。

  ①“兩級平臺”指社區議事協商會和街道問政議事協商會。社區議事協商會是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重要平臺,它接受社區黨委的領導,其議事代表由社區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居民常務代表、社會單位及物業代表等組成。街道問政議事協商會是街道層面的議事協商平臺,議事代表由社區議事代表推選產生。

  ②即統一公示項目、統一項目內容、統一公開時間、統一公開渠道、統一公開形式、統一監督檢查。

  ③即小餐館、小理發館、小洗浴室、小店鋪、小娛樂場所、小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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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習近平.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J].求是,2019(4).

  [11]韓福國.作為嵌入性治理資源的協商民主——現代城市治理中的政府與社會互動規則[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3).

  [12]俞可平.民主與陀螺[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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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孫照紅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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