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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翻譯的語言接觸研究:翻譯文本的“顯化”特征對原生文本的歷時影響
2020年02月19日 11:38 來源:《外語教學與研究》2018年第2期 作者:龐雙子 王克非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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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語料庫語言學與描寫翻譯研究的結合,翻譯文本與原生文本比較語料庫實證研究的興起,使透過翻譯的書面語言接觸的考察成為可能。本文通過平行語料庫和類比語料庫的歷時復合考察,分析翻譯文本中表示對等關系的連接詞顯化現象對于漢語原生文本可能產生的影響,并結合隱化現象進行分析。研究發現:1)總體看來,漢語翻譯文本與原生文本在對等關系連接詞的使用頻次上呈現較為一致的變化,銜接上使用較少的連接詞,但在某些歷史時期,二者呈現偏離;2)不同時期漢語翻譯文本與原生文本在對等關系連接詞的使用上具有相關性,翻譯文本中的顯化特征會遷移至原生文本中;3)從長期來看,翻譯中與源語對應成分逐漸增高,英語語言的透過性影響逐漸增強,語際的顯化和隱化逐漸下降,表明對等關系連接詞由“意譯”向“直譯”轉變;此外,語際顯化和隱化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變化比率,具有社會歷史屬性。研究認為,透過翻譯的語言接觸在一定歷史時期會引起目標語語言顯化程度發生變化,并探討造成這種現象發生的可能因素。

  關 鍵 詞:顯化;歷時;語料庫;翻譯;語言接觸

  作者簡介:龐雙子,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王克非,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與教育研究中心。

  標題注釋:本研究獲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項目“基于歷時復合語料庫的漢語翻譯文本與原創文本比較研究”(14YJC740070)資助,特此致謝!

 

    1.緒言

  透過翻譯的語言接觸(language contact through translation,簡稱LCTT)是一個新興的重要研究領域。語言接觸既包括使用不同語言的說話者之間面對面的交流,也包括書面語之間的接觸(Braunmuller&House 2009:1)。過去的語言接觸研究集中在口語者之間的語言接觸,而翻譯作為一種語言接觸現象,無論是在語言學領域還是翻譯學領域,均未受到足夠的關注(Malamatidou 2011:135)。近年來語料庫語言學與描寫翻譯研究的結合,翻譯文本與原生文本比較語料庫實證研究的興起,使透過翻譯的書面語言接觸的考察成為可能(Blake 1992;Gottileb 1999;Baumgarten 2007)。翻譯是實實在在的語言接觸,經由翻譯遷移的源語特征會引起目標語語言中某種組合的頻率變化,或通過讀者對翻譯的模仿而轉移到目標語之中(Bisiada 2013:22)。其中最典型的是翻譯中的“顯化”現象。顯化,又稱明晰化、外顯化,這個概念最早由Vinay&Darbelnet(1958/1995)作為翻譯技巧提出,Blum-Kulka(1986:292)將其解釋為“譯者解譯原文的過程可能會使譯語文本比源語文本冗長”,這是因為譯語對銜接關系體現得更清楚。隱化是與顯化相反的概念,即翻譯中隱去了源語清晰的銜接關系。譯學研究上,一般將“顯化”和“隱化”作為帶有共性的翻譯特征。

  翻譯文本具備間性的性質,一方面受源語影響,另一方面會對目標語語言產生影響。Schleiermacher(1813/1973)認為“語言中的諸多美麗和力量,有些就是來自翻譯”(轉引自Bisiada 2013:20),說明了翻譯對目標語言的影響。中外歷史表明,翻譯會對目標語語言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或塑造。現在這一研究多局限在歐洲語言之間的比較。我國有學者關注源語透過性,但尚未注意譯語對于目標語語言的透過性影響。翻譯文本可視為目標語語言的一種變體,不能完全代表一種語言(McEnery&Xiao 2007:25)。語言接觸視角下的顯化研究可使我們更好地理解翻譯作為語言接觸現象所發揮的功能,進而系統觀察漢語翻譯文本以及原創文本近百年的成長歷程及其相互作用。此外,關于翻譯文本顯化現象的研究目前多停留在共時層面,缺乏與源語及隱化結合的歷時比較分析,研究結果難免偏頗。

  據此,本文應用新研制的歷時復合語料庫,動態考察20世紀1930年前后、1960年前后和1990年前后這三個時期的英漢翻譯文本的顯化特征,繼而結合漢語原生文本來考察翻譯與現代漢語發展之間的關系。如果翻譯文本作為目標語語言的模型語言,目標語語言就會呈現出與翻譯語言相關的變化趨勢,例如更加顯化。本文將具有指標意義的“對等關系”連接詞作為顯化現象衡量指標,并重點關注以下問題:1)翻譯文本中對等關系顯化特征是否受到源語透過性影響,語際顯化和語際隱化分別呈現怎樣的變化;2)翻譯文本和原生文本中對等關系連接詞的發展變化在上述各個時期的表現是否呈現相同的趨勢;3)通過漢語翻譯文本與原生文本的歷時比較,分析這兩類文本的顯化特征在各個時期是否具有相關性,并對其動因進行探討。

  本文所謂“顯化”和“隱化”分語際和語內兩個層面。語際相對于語內,指英漢跨語言層面,語內即一種語言(如漢語)內的原生語言和翻譯語言。語內顯化是指同一語言內部,翻譯文本在整體語篇上呈現出的不同于目標語原生文本的顯性特征。語內隱化是指翻譯文本在整體語篇上呈現出的不同于目標語原生文本的隱性特征。語際顯化重在跨語言層面的比較,指譯者將源語各部分隱性的銜接關系在譯語中明示,語際隱化則指譯者將源語文本中各部分顯性的語義銜接關系加以削減。

  2.翻譯與語言接觸的研究

  過去四十年間,語料庫研究幾乎改革了語言研究的各個方面(Xiao&Wei 2014)。基于雙語語料庫的翻譯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利用語料庫進行翻譯與語言發展關系的考察在國際上成為一個新興課題(參閱House 2011;Kranich et al.2011;Malamatidou 2013)。

  在語料庫翻譯學領域,翻譯與語言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是從歷時的角度來考察翻譯文本與非翻譯文本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異同,以探求翻譯在目標語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龐雙子、王克非2015:80)。翻譯與語言發展關系的研究無論是在歐洲或中國的歷史上都有一些傳統。早在公元前1世紀,羅馬翻譯者將希臘語譯成拉丁文的過程中,開始模仿希臘語言來豐富本族語(Montgametry 2000);公元8-11世紀,拉丁語的宗教翻譯逐漸對英語、德語等語言產生影響(Koller 1979/2004:61)。在整個19世紀及之前,翻譯在語言演變的歷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只作為隨感或評點被提及。Weinreich(1953/1974前言viii)對語言接觸的“干擾”(inteference)現象做過較為系統的研究和梳理,將語言接觸引起語言變化的研究重點由語言間的求“異”(divergence),轉向趨“同”(convergence),在一定程度上為翻譯所引起的目標語言變化奠定了理論基礎。隨后以語言學研究為導向的語言接觸現象被輔以社會和心理因素的考察。最具代表性的為Labov(1972:537),他認為語言的內部因素與外部社會文化和心理因素共同促成了語言接觸和演變發展。

  20世紀90年代末期,語料庫語言學與描寫翻譯研究的發展有力地推動了透過翻譯的語言接觸研究的發展。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有關英語對其他語言影響的著述涌現出來(Dayrell 2005;Probst 2009;Bennett 2010;Kranich et al.2012),多見于歐洲語言對之間的比較(Blake 1992;Baumgrten 2007),如英語對德語的影響,也有其他語言對之間的研究,如英語對波斯語的影響等。雖已產出階段性研究成果,但仍較為零散。對1996-2016這二十年間的翻譯與語言接觸的研究進行文獻計量考察,不難發現,語料庫翻譯研究已然成為該項研究的主要路徑。Juliane House帶領的德國漢堡大學團隊嘗試通過多語種產出的考察,將此類研究由共時引向歷時(參閱Amouzadeh&House 2010;House 2011)。Kranich et al.(2011)在其《多語言語篇產出》文集中將LCTT作為一個新術語做了多方位的考察,首次對透過翻譯的語言接觸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將該項研究推向了一個新階段。Kranich et al.(2012)認為英語作為“通用語”在翻譯到德語之后,“文化過濾”(culture filter)現象有所下降。Malamatidou(2013)考察了英語和希臘語的被動語態在翻譯轉換后的變化。Bisiada(2013)對英德語言對之間的形合、意合轉向進行了比較研究。以上均是在科技和金融文本基礎上對翻譯現象的考察,未涉及更為重要的文學文本。

  國內該領域較早時期的研究主要是從文學和政治的角度探討“歐化”。較早從語言學角度研究歐化的文獻見于王力(1943/1985)、呂叔湘、朱德熙(1952),直至謝耀基(1990)的《現代漢語歐化語法概論》。黎錦熙(1924/2007)也曾在1951年所撰再版序中提及漢語歐化現象,但多是在其語法方面對歐化現象本身進行匯總和探討。將翻譯對于漢語的作用進行較為客觀的論述較早見于《近代翻譯對于漢語的影響》(王克非2002)。胡開寶(2005)通過對英漢詞典的考察,認為1911-1937年間的詞典歷史文本對現代漢語的歐化歷程起了重要作用。郭鴻杰(2005)以報刊為研究對象,從詞匯、句式等方面進行了分析。相關研究還有Kubler(1985)、刁晏斌(2000)、賀陽(2008)、崔山佳(2013)等。近年來有年輕學者(朱一凡2011;趙秋榮2013)對其進行理論探源和量化統計,對一些詞匯和句法現象做了有意義的比較。不過已有研究多停留在一些語言現象的甄選,或是對其文化背景進行描摹,集中在民國時期的短時分析,缺乏較有力的實證統計及長時①考察。因此,本文擬進一步深入英漢語言對之間的考察,將英語文本、漢語翻譯文本和目標語(漢語)文本三者結合起來,考察翻譯如何作用于現代漢語的發展。

  3.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所構建語料庫為歷時復合語料庫的平行和類比部分(見表1),以三個時期的英漢平行語料庫并與同時期漢語原生文本構成的類比語料庫為基礎數據,考察翻譯語言的歷時特征。此外,輔以清末民初時期的語料庫作為補正。本文選取20世紀三個時間段為考察點:1)1930年前后: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外國文學作品大量引入中國,是現代漢語基本面貌逐漸形成期;2)1960年前后:新中國成立后,文化知識普及,為現代漢語白話文成熟期;3)1990年前后:中國改革開放,隨之而至的是又一次文化和學術譯介大潮,漢語白話文有新的變化。

   

  1)語料組合和庫容:英漢平行語料庫收錄了1927-1937、1955-1962、1987-1997三個時間段的英漢平行語料,共5,791,871字詞,以適應對于詞類和語法現象的提取。本文中語料庫的收錄主要以翻譯文本(TC)的年代為參考,表1所列的年代為譯語的出版年代。主要選取文學書面語言,文本類型參照FLOB語料庫的文學部分,包括:宗教、自傳和散文、神話和傳說、一般小說、愛情小說、懸疑小說、探險小說、科幻小說、幽默小說9種文本類型,并根據不同時代特征做適度調整。歷時漢語原生文學語料庫每個時期的收錄與翻譯文本的年代相對應,共3,161,391字。此外,清末語料20篇,共417,869字。

  2)取樣:文本取樣基本按照20000字以內收入,超出20000字的文本,則按相同的比例進行節取,同一本書節取不超過三次,確保語料的均衡性,抽取字數根據所節選書籍總字數有所調整。

  以上作家作品主要參考《民國時期總書目》(北京圖書館1987)、《中國現代作家著譯書目》(北京圖書館書目編輯組1986)等進行收錄。其中翻譯作品1930年前后共52篇,涉及出版社23家;1960年前后共33篇(部分分前中后節選),涉及出版社6家;1990年前后共66篇,涉及出版社8家;原生漢語中1930年前后收錄275篇,1960年前后收錄330篇,1990年前后收錄120篇,共725篇。

  3.1 語料庫加工和標注的設計

  本文所構建語料庫的后期語料加工和賦碼主要包括以下類型:對其進行元信息的標注,包括:年代、譯者、性別、語言類型等;對文本進行清理和賦碼。平行語料庫進行句級對齊,存儲成xml格式,之后進行手工校對。英文標注主要以賓夕法尼亞英文詞性賦碼(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reebank Tag-set)為參考。漢語詞性標注主要以基于ICTCLAS分詞原則的Yacsi漢語分詞和詞性標注工具進行分詞和詞性標注。

  在語際顯化和隱化等層面的考察中通過使用BFSU質性標注軟件對顯化和隱化的類型進行計算機和手工相互結合的半自動標注。研究主要對詞項進行隨機抽樣,每個時期抽取各500個語言對進行標注和統計。其中,源語對等成分分為直接對應和副詞或者介詞對應等;源語非對等成分主要包括語際增添型顯化、替代型顯化、省略性隱化、替代型隱化四類。此外,對于文本中出現的特殊轉換類型如釋義(paraphrase)、標記性(marked)等也分別根據其具體出現頻次進行了標注和統計。為了確保統計的有效性,研究對軟件實現后的標注進行兩次人工校核。

  3.2 研究步驟和數據統計

  本文所述顯化概念主要與銜接層面相關。銜接是對隱性連貫關系的文本顯化標記(Becher 2011:95)。本文選取連接詞作為考察對象,是因為連接詞是翻譯共性研究的焦點,且在譯文顯化中起重要作用。以往有關翻譯與語言接觸的研究多為對詞匯或者語法結構的考察,缺乏對語言系統整體變化的探究。連接詞位于語義與詞匯語法之間,是顯化現象的顯著標記,由此有助于在語言接觸的視角下系統觀測兩種語言在銜接形式上的歷時變化。

  本文主要研究步驟為:1)考察三個時期漢語翻譯文本中對等關系連接詞轉換方式的變化;2)對三個時期英語源語文本和漢語翻譯文本中的對等關系連接詞進行對應分析;3)考察類比語料庫中是否出現與平行語料庫一致的變化;4)通過對應分析的方法來觀察漢語翻譯文本和原生文本每個時期使用對等關系連接詞頻次的不同。

  文中連接性詞語主要沿用Pander Matt&Sanders(2006:33)對連接詞的界定:單獨的詞項或者固定的組合,用來表示小句、句子或者說者言語中的語篇關系。關于連接性轉換的分類,英語主要參考Halliday&Hasan(1976);漢語主要參考邢福義(1996:352-356)的劃分,將連接性轉換分為三類:對等關系、對比關系和因果關系,其中對等關系包括并列、連貫、遞進、附加、選擇、時間、邏輯;對立關系包括比較、對立、轉折;因果關系包括因果、推斷、條件、假設、目的,三類語義關系,共15子類。對于復句的分類主要根據分句之間的語法語義關系,其中又以語義關系為決定性因素。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表對等關系的連接詞為研究對象,考察它在翻譯文本中的使用,并與漢語原生文本中的使用做一歷時變化的比較分析。

  在統計方法上,本研究著重對文本進行數據挖掘和觀測。“文本數據挖掘”(TDM)目的在于從大規模真實文本數據中發現新信息,找出文本數據集合的模型,探知其中隱含的趨勢,從文本數據的噪聲中分離出有用信號(馮志偉2016)。

  1)相對頻率:翻譯文本中的變化比率不同于原生文本中的變化比率,為了對這二者進行歷時橫向的比較,本研究通過相對頻率比值,見以下公式(Bisiada 2013:96),來對其進行歷時復合語料庫基礎上的量化考察。其中,T表示翻譯語料庫的類型,i為某一詞項,n表示絕對頻率,N表示這個時期語料庫的庫容。T2表示后一個時期的翻譯文本或原生文本,T1表示前一個時期的翻譯文本或原生文本。相對頻率可以使我們界定某個詞項在后一個時期是否比前一個時期被較多地使用。

   

  2)相關系數:翻譯文本與英語源語文本的比較主要通過相關性(Pearson系數)檢測來確定其相關程度的大小。0.8-1.0為極強相關,0.6-0.8為強相關,0.4-0.6為中等程度相關,0.2-0.4為弱相關,0.0-0.2為極弱相關或無相關。

  3)多維數據分析:本研究運用對應分析(correspondence analysis)的統計方法來測量這三個時期漢語翻譯文本與漢語原生文本之間的距離,比較二者之間的異同。對應分析(Delaere et al.2012)可以通過分析由定性變量構成的交互匯總表來揭示變量間的聯系,揭示同一變量的各個類別之間的差異,以及不同變量各個類別之間的對應關系。

  4.研究結果和討論

  本文兩個擬驗證的假設為:1)同一時期翻譯文本中的連接詞使用頻次高于漢語原生文本,這緣于英語源語對漢語翻譯文本的透過性效應;2)漢語原生文本中連接詞使用頻次的升高可能是因這類文本的作者受到翻譯文本的影響,從而使原生文本的銜接關系隨之顯化。

  4.1 平行語料庫的考察

  首先通過平行語料庫的考察,分析翻譯文本中對等關系連接詞變化情況。總體來看,譯者在兩種情況下會使用對等關系連接詞,一為對等翻譯,一為非對等翻譯。在非對等翻譯中分語際顯化(添加和替代)和語際隱化(省略和替代)兩種方式。本文所述對等關系主要包括并列、連貫、遞進、附加、選擇、時間、邏輯七個子類(英語源語39個詞項,漢語譯語46個詞項)。以下我們可以觀察到對等關系連接詞的三面不同“翻譯鏡像”(translation image)(Dyvik 1998)。通過對這三個時期轉換情況的考察,發現較具規則性的變化(如表2所示)。

   

  數據統計結果表明:1)在這三個時期,對等關系連接詞的隱化頻率大于顯化頻率。其中,第一時期,隱化程度明顯高于顯化程度(0.45/0.37);在第二和第三時期,顯化頻率和隱化頻率較為接近(0.34/0.37,0.24/027)。2)在這三個時期,語際顯化和語際隱化均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分別從0.37降至0.24,0.45降至0.27。3)譯文中與源語對應的成分②在這三個時期頻率逐漸增高(從0.63至0.76),非對應成分逐漸下降(從0.37至0.24)。這表明源語中的對應成分對于翻譯文本的源語透過性效應逐漸增強。

  從以上歷時考察來看,三個時期語際顯化在歷時發展中并非一成不變。1930年前后,翻譯文本中的增添或者刪減現象較多,表明譯本的自由度較高,即“意譯”較多,同時,源語透過性由于文本標準化程度的制約,受到一定限制,譯本中呈現出用詞多樣性的特點。進一步觀察,這種語際顯化部分是源于重述,偏向源語形式的表達,以及譯者的有意引介等;1960年前后,增添型的語際顯化增多,譯本較之前一時期的模仿有所減弱;1990年前后,譯本中與源語的對應成分增多,所使用的連接詞趨向規范化和整齊化,“直譯”增加。

  然而,翻譯文本中連接詞使用的變化還有可能是緣于英語源語文本本身對等關系連接詞使用頻次的變化所致,如此一來,英語源語的透過性便可能是保持恒定不變,甚至是減弱。這也是在以往的考察中常被忽略的環節。為了考察這種現象是否存在,本文通過對應分析的統計方式對翻譯文本和源語文本在這三個時期的距離和偏好進行了比較分析。如圖1和圖2所示,就英語源語而言,這三類文本較為接近原點,且第一個時期偏向使用時間、邏輯等關系的連接詞語,第二個時期偏向使用選擇、附加、遞進、并列關系連接詞語,第三個時期較為偏向使用連貫關系的連接詞語;翻譯文本第一個時期偏向使用連貫、遞進、并列、選擇、邏輯;第二個時期為時間、連貫、并列,第三個時期則更偏向于附加關系的連接詞。

   

  除第一時期的邏輯關系、第二個時期的并列關系出現重合外,翻譯文本中呈現出與英語源語文本并不相同的使用偏好。根據圖1和圖2中各個時期文本之間的距離判斷,就翻譯文本而言,第一個時期的翻譯文本與后兩個時期的翻譯文本呈現出較大的區別,而英語源語三類文本都較為接近原點,不具備較為顯著的差異。這表明翻譯文本中的頻次變化并非完全源于英語源語自身頻次變化,也表明社會文化因素在翻譯文本的語言使用中具有一定作用。

  4.2 類比語料庫的統計

  由上述討論可見,整體來看,翻譯文本在這三個時期所受英語源語的透過性影響逐漸增強。以下考察類比語料庫中原生文本是否與翻譯文本呈現出較為一致的變化趨勢,兩類文本是否具備相關性,翻譯文本中的顯化特征是否轉移到原生文本中。下頁表4數據為漢語翻譯文本和原生文本表示對等關系的七個子類的匯總。通過對等關系的翻譯文本和原生文本的歷時分析,在這三個時期,翻譯文本中對等關系連接詞的使用頻次均高于原生文本,其相對顯化頻率③分別為1.17、1.47、1.2,即第二個時期的語內顯化程度最高,其次為1990前后和1930前后。

  首先,翻譯文本中對等關系連接詞的頻次并未出現連續性的升高,從總體上看呈下降趨勢,從1930年前后的0.0069降至1990年前后的0.0067。原生文本中,1900年前后對等關系連接詞的使用頻率為0.0042,即10000個漢字中會出現42個該類連接詞;1930前后漢語原生文本對等連接詞的頻次升至59,但在1960前后出現下降,為51;1990前后再次回升至56。翻譯文本中的相對頻率變化在第二個時期較為顯著,1960年前后的翻譯文本中出現對等關系的連接詞顯著增多,即10000個漢字中出現75個對等關系的連接詞;之后在1990前后降至67個。對這三個時期做歷時比較,第一個時期,即1930年前后,翻譯文本與原生文本中的對等關系連接詞頻次使用發生突變;1960前后的翻譯文本與原生文本出現“兩極化”,即翻譯文本過多地使用連接詞,而同一時期的原生文本卻減少了連接詞的使用;1990年前后二者差異再次縮減。

   

  為進一步發現這兩類文本在這三個時期是否具備相關性,通過相關系數的檢測,兩類文本在這三個時期p值均小于0.05,具備顯著相關,且相關度有所差異。以上統計表明,翻譯文本和原生文本在對等關系連接詞的使用上均具備相關性,其相關程度在第一個時期最高(0.88),第二個時期最低(0.81),第三個時期位于兩者之間(0.83),其排序為TC1&CC1>TC3&CC3>TC&CC2,表明翻譯文本和原生文本在這三個時期呈現出聚合-偏離-聚合的趨勢。以上統計雖可觀測三個時期文本間的關系,卻無法更好地觀察這幾類文本彼此間的變化和聯系,為了對各個時期文本的歷時發展規律進行驗證和分析,我們通過對應分析的方法來測量不同文本彼此間的距離。

   

  據圖3,1)縱坐標軸即第一個維度將這七類文本分為左右兩個部分,即除第一個時期的原生文本(CC1)外,翻譯文本與原生文本仍具有較為明顯的區別。第一個時期的漢語原生文本(CC1)與三個時期的翻譯文本位于同側,表明具有較為相似的特征。且第一個時期的漢語原生文本(CC1)與翻譯文本(TC1)位于同一象限,具同質性;第二個時期二者的距離加大(TC2&CC2);第三個時期二者距離有所縮近(TC3&CC3);2)橫坐標軸即第二個維度將其分為上下兩部分,可觀察到第二個時期的翻譯文本(TC2)與第三個時期的原生文本(CC3)更為接近。同樣,第三個時期的翻譯文本(TC3)與第二個時期的原生文本(CC2)較為接近;3)1900年左右的參照文本單獨位于右上象限,與后幾個時期呈顯著性差別,表明翻譯漢語與原創漢語在此后發生了較為顯著的變化。此外,通過對這幾個時期文本對等關系連接詞類型的使用偏好觀察,翻譯文本對于對等關系連接詞類型的偏好依次為連貫、遞進、選擇、并列和邏輯;原生文本則更偏好使用遞進、連貫、附加和時間。其中,時間關系連接詞也為漢語原生文本在這三個時期發生變化最為明顯的一類。Matras(2009:194)認為連接成分(connectors)位于可借用成分的最高級,并且位于第一層級的為轉折連接成分,其次為時間承接成分,再后為因果關系。據此,本文推測翻譯文本信息顯性化的內在需求在某種程度上也會推動漢語原生文本在銜接形式上的變化。

  結合漢語文本三個時期的絕對頻率變化,研究發現,從總體來看,文學語體中,對等關系連接詞的使用,如果以1900年為起點,1990年為終點,漢語文本呈現出從意合到形合的趨勢,與科技類文本的變化結論相符(參閱陳瑞清2004)。但如果以1930年為起點,文學翻譯文本和原生文本對于連接詞的使用則整體上呈現出下降的趨勢,語篇銜接的形式化程度下降。連接詞的添加是典型的書面語語言特征,可以拉近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由于語境的缺失而造成的讀者與作者之間的距離(Enlich 1984),而口語化的語篇常依賴于語境和語義韻的線索來進行推測(Becher 2009:16)。據此,對等語義關系連接詞頻次減少,表明這種書面語語言特征的減弱,口語化傾向增強。Leech et al.(2009)通過考察1961-1990年間英語語言語法的變化,認為英語發展呈口語化傾向,并且通過不同文本類型的比較進行了較有力度的闡釋。通過以上數據,我們發現在文學語體中,這兩類文本中的對等關系連接詞從長期來看較少的使用,符合Leech等所述英語文本中銜接性逐漸降低的趨勢,表明書面語言呈現較為口語化的發展趨勢。

  在透過翻譯的語言接觸中,就文學文本而言,經濟性在語言發展系統內部起到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從翻譯品演成的歐化的白話文,只要不違反漢語語法的基本規律,經過一個相當時期,自然要與群眾的口語合流的”(黎錦熙1924/2007:18)。沈家煊(2017:42)亦提到:不用連詞、少用連詞,連接的意思靠現場推導,盡管有語法學家指責這樣的說法含糊不清,這仍然是人們常用的口頭表達方式。本文數據支持以上觀點,并證實了語義透明度與符號簡單化會共同作用于語言的發展(Langacker 1977),即“嚴密化”和“經濟性”共同作用,使其頻率發生改變,構成了現代漢語從翻譯語言中采集、吸收和消化有度的多重特點。

  其次,翻譯文本與原生文本二者之間的互動具備時間上的滯后性。通過前一時期的翻譯文本與后一時期的原生文本比較,翻譯文本的影響不會即時發生,原生文本往往受到前一時期的翻譯文本的影響。Becher(2009)認為翻譯文本對原生文本的作用具備滯后性。但不同于以上,通過英漢語言對的考察,本文認為1930年前后原生文本中某些詞語使用頻次的顯著升高有可能是受到1920年前后翻譯文本的影響,翻譯文本較具先導性。而翻譯文本與原生文本二者之間的互動在此也有所體現,即前一時期因在原生文本中的大量使用,其所產生的作用,往往會在下一個時期得到體現。而下一個時期的原生文本也往往與上一個時期的翻譯文本更為接近。

  此外,從語言接觸引起的語法復制規律來看,頻率的升高是使用模式語法復制的驅動力(Heine&Kuteva 2005)。本文通過相關數據統計表明,某些語言項低頻的使用模式會因語言接觸而被激活,從而逐漸融入漢語自身的語言系統。語言項從模型語言(M)復制到復制語言(R)受到語內和語外兩種因素的制約。翻譯文本與原生文本的聚合程度與語言受到外力而使其自身發生的變化相關,但同樣離不開社會文化語境因素的制約。研究推測源語優先性、語言接觸強度、譯者因素以及文本標準化程度均對透過翻譯的語言接觸產生作用。翻譯與創作二者之間的疏離與默契始終參與其中。在間接語言接觸較高的時期,如1930年前后,譯者充當文學的建造者,翻譯文本中汲取英語源語中的銜接形式,并由原創作者遷移至目標語語言,使漢語原生文本中的連接詞使用頻率增高;在間接語言接觸較低的時期,如1960年前后,許多歐美作品被奉為“靜態經典”,翻譯與創作較為疏離,漢語翻譯文本與原生文本在連接詞的語言形式上相差較遠。1990年前后,翻譯與創作之間呈現了類似于二三十年代的互動局面,翻譯文本與原生文本有逐漸聚合的趨勢。在這個過程中,漢語自身發展規律和力量始終參與其中。翻譯與創作的互動性在此也有較確鑿的體現。

  本文通過平行語料庫和類比語料庫相結合的歷時復合考察模式對對等關系連接詞的顯化現象進行了歷時考察。研究發現,透過翻譯的語言接觸在一定歷史時期將翻譯自身的顯化特征遷移到了目標語語言之中,引起目標語語言的顯化程度發生變化。從長期來看,翻譯文本中與英語源語對等的成分逐漸增高,表明英語源語在翻譯文本中的透過性逐漸增強;語際顯化和語際隱化在這三個時期呈現出逐漸下降的趨勢,這在某種程度上表明翻譯文本對于該類連接詞從“意譯”向“直譯”的轉變。此外,語際顯化并非總是大于語際隱化,在某些時期,二者頻次接近,因此,將顯化作為翻譯研究的共性這種說法有局限性。

  在二十世紀三個時期中,翻譯文本和原生文本中表示對等關系的連接詞總體上均呈現下降的趨勢。但是在第二個時期,翻譯文本與原生文本呈現出偏離現象。通過漢語翻譯文本和原生文本相關系數統計和對應分析,研究發現這兩類文本在這三個時期都具有相關性,從整體發展趨勢來看,這二者的相關程度為聚合-偏離-聚合的趨勢。對等關系連接詞從1930年后直至1990年左右越來越少的使用表明語篇銜接形式化程度的下降,呈現出口語化傾向。

  翻譯文本中的顯化現象在某些歷史時期在語言接觸強度的作用下,會遷移到原生文本,使其顯化程度發生變化。研究支持語義透明度與符號簡單化的內在規律。此外,各個時期英漢語言接觸的程度會對其產生影響。其背后的制約因素包括語言接觸強度和時間、源語優先性、譯者因素、文本標準化程度以及翻譯與創作的關系等。

  本文通過漢語翻譯文本和原生文本中對等關系連接詞的歷時變化考察翻譯帶來的語言接觸問題,但這還需結合其他類型的連接詞,如對比關系和因果關系等連接詞作全面分析,同時結合歷時動因對這個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①語言接觸引起的語言變化并非我們所見的短時期里某些結構的升高或者降低,抑或保持不變。只有通過較長時間跨度的考察,才能對這種由于語言接觸所構成的變化進行更具生命力的探索,有時是一百年,有時是一千年(Heine&Kuteva 2005:5)。

  ②這里的對應是指翻譯文本中表示對等關系的連接詞在英語源語中由于對等翻譯而來,為了避免與對等關系的連接詞中的對等混淆,本文將其稱為“對應”,并且不同于“對應分析”中的對應。

  ③相對顯化頻率在這里是指翻譯文本相對于原生文本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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