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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傳播思想史研究亟待深化
2020年02月21日 09:4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汪羅 字號

內容摘要:20世紀90年代,海默(Hammer)曾效仿羅杰斯(Rogers)評述施拉姆(Schramm)創構傳播學的情形理解作為研究本體的“跨文化”從嚴格意義上講,起初的“跨文化”研究并非學科門類,而是指稱一種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它可以追溯到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的“軸心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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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90年代,海默(Hammer)曾效仿羅杰斯(Rogers)評述施拉姆(Schramm)創構傳播學的情形,對跨文化傳播學的建制進行了饒有趣味的說明。他認為,二戰以后,來自心理學、傳播學、人類學、國際關系學和社會學等領域的學者都曾踏足跨文化傳播領域,關注不同跨文化語境中信息交流與文化互動的學問。后來,這些人都離開了,唯獨愛德華·霍爾(Edward Hall)留下了,在這塊待開發的交叉領域繼續深耕。1959年,愛德華·霍爾在《無聲的語言》一書中將intercultural和communication兩個詞并置,創構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標志著跨文化傳播成為一個研究領域,開始受到關注。此后,跨文化傳播在20世紀70—80年代逐步被建制成為一門學科。雖然跨文化傳播誕生的歷史已有60余年,但顯而易見,研究者更多思考的是文化信息在國家、組織等主體之間流通的表層問題。所謂“治學先治史”,即便跨文化傳播思想史不能成為一門顯學,也應該在跨文化傳播研究體系中占據一席之地。然而幾十年過去了,跨文化傳播思想史研究始終未能得到重視。

  理解作為研究本體的“跨文化”

  從嚴格意義上講,起初的“跨文化”研究并非學科門類,而是指稱一種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它可以追溯到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的“軸心時代”,以及意大利哲學家維柯(Vico)的文化“多樣性與共同性”的理論命題。早期的“跨文化”研究主要聚焦于“民族—國家”這一維度,強調西方國家強勢推行文化中心主義、文化帝國主義及文化殖民主義在全球范圍內通行等一系列實踐論題,這一點也正是始終困擾跨文化傳播思想史研究的核心問題。因為以“民族—國家”為切入點,僅僅是“跨文化”研究脈絡中極為狹隘的一個傳統。如若將研究尺度局限于此,我們的想象力也勢必會受到限制,對跨文化傳播思想史的認知和研究存有偏見。

  跨文化傳播是人類在成長與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的歷史文化現象,是人類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更是促成一類文化得以延續的動力機制。我們應該做的,是探尋跨文化傳播主體如何界定自身所處的文化邊界,以及如何理解文化邊界中文化要素的普遍與特殊、差異與間距、趨同與離異等論題,以此來超越“民族—國家”的單一視角,從而擴充“跨文化”研究的內涵與外延。從學理上講,任何一種形式的跨文化傳播都是跨越文化邊界的傳播行為與傳播實踐。在此,文化邊界并不單單囿于國家與民族,它也可以是地理、疆界、宗教、族群、性別、語言等其他文化要素,這樣的“跨文化”研究才更加接近“inter-cultural”(文化與文化之間)的概念。以此為前提,我們才能將“跨文化”研究的歷史置于整體的歷史脈絡之中,重新建立起囊括文化邊界不同指向的跨文化傳播思想史研究,而不是按照既有的書寫方式進行比照與裁剪。

  理解作為研究范疇的“傳播”

  自跨文化傳播誕生以來,圍繞對于“傳播”的不同理解,相繼產生了“殖民—控制”“沖突—理解”兩類研究傳統。就前者而言,它是一種傳播之“術”,直接結合了跨文化傳播學科得以在美國誕生的理由和背景。譬如,美國著名的跨文化傳播研究專家薩姆瓦(Samovar)關注焦點即是跨文化傳播的“殖民—控制”這一維度。他認為,“促使跨文化傳播勢在必行的一個原因,就是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在取得核威懾的能力”。再往回看,我們還可以發現,澳洲、美洲等地以及歐洲文化共同體的形成都是當時歐洲人特別是英國人,借用強制移民和武力屠殺的措施來推行其文化政策及殖民意圖。有了這樣的歷史鋪墊,研究者對在跨文化語境下進行的大多數傳播行為與傳播實踐的理解和想象就會不自覺地與“殖民”抑或“控制”的意圖關聯起來。

  現實情況是,“殖民—控制”固然是跨文化傳播中“傳播”內涵的題中之義,但并不是全部,更不是跨文化傳播旨在實現的價值遵循的本質。如若只是將“殖民—控制”作為跨文化傳播思想史研究的概念框架,我們的視野就會受到極大的遮蔽,在研究中刻意突出“作為政治的跨文化傳播”的解釋效力。相反,我們還需要重視跨文化傳播中的傳播之“道”,開掘“沖突—理解”這一維度的思想史資源,以此來解釋“作為日常生活的跨文化傳播”的豐富性與混雜性。此中,尤為重要的是追溯跨文化傳播形塑“人之為人”的內在機制,追溯跨文化傳播思想史研究中關于“人之存在”及“人之命運”的思想資源。因為作為“以傳播為目的”的結群型動物,人是最能彰顯文化邊界的有機要素,是文化的結晶。在傳播之“術”的視域中研究思想史,借用先哲的思想來反觀當下的問題,也許并不能獲得令人滿意的結果;反之,在傳播之“道”的視域中研究思想史,我們就有可能為跨文化傳播思想史研究帶來增發新知識生產的可能性。

  理解作為研究路徑的“思想史”

  整理和闡釋人類思考跨文化傳播的思想歷程,必須要明確跨文化傳播思想史研究的載體、重要文本、思想家及思想家的思想體系等內容。現在來看,跨文化傳播思想史研究的主流敘事方式,仍然是較為傳統的“人物研究法”,摘選重要的思想家對于跨文化傳播的描述與觀點,并按照時間次序予以排列組合。盡管這種做法非常必要,但其缺憾亦十分明顯。

  首先,我們很難從中發現基于自覺性和自主性而建構起來的研究著述。大多數著述的立論起點都是對業已達成共識的思想史資源進行重復消耗,忽視那些潛在的思想史資源。就如傳播研究迷思“四大奠基人”一般,跨文化傳播研究者亦是將兩個“霍爾”(愛德華·霍爾和斯圖亞特·霍爾)奉為圭臬。而作為跨文化傳播思想史研究認識論和知識論來源的(文化)人類學、結構主義語言學并不成為主流和常態。我們亟待深化的,是重新確認經典文本及重要人物,重新建立跨文化傳播的思想譜系,否則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跨文化傳播思想史。其次,這種“人物研究法”,只是“思想家的歷史”,這些思想家的著述可以隨意地被整合為某個研究傳統,甚至是一類學派。鮮有研究成果能夠將思想家置于其所處時代的知識語境與社會語境中予以考量。值得提及的是,在傳播思想史研究中,對此征候已有諸多反思,其中至少有以下兩個研究路徑可供參照。其一,開掘現有跨文化傳播思想史研究中的“失語者”和“失蹤者”,探尋此類思想史資源“失語”及“失蹤”的緣由及表征。譬如,上文所述之(文化)人類學及結構主義語言學便是很好的切入點。由此,我們或許還可以建構一個“復調”的思想史景觀,而不是任由跨文化傳播思想史研究淪落為既有的主導敘事進行自我展演與自我重復的附庸。其二,重視跨文化傳播思想史的外圍諸如圖像、制度等資料,使其成為除思想家的描述及觀點之外的思想史文本,幫助我們重建更為豐富、立體的跨文化傳播思想史。

  總體來看,跨文化傳播思想史研究是一座重要但卻未被深度開掘的研究富礦。當全新的知識語境與社會語境輪番登場,共同賦予了跨文化傳播研究新的內涵和新的任務時,我們必須要在對人類數千年的思想歷程的回首中期許未來,讓跨文化傳播思想史研究收獲應有的尊重與理解。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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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汪羅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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