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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村改革40年的基本經驗
2020年02月21日 15:43 來源:《中國農村經濟》2018年第10期 作者:彭海紅 字號
關鍵詞:農村改革/村民自治制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鄉村振興

內容摘要:40年來,農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積累了豐富經驗。其中有些經驗是新形勢下深化農村改革應該繼續堅持、能保證改革的社會主義道路與方向的基本經驗。

關鍵詞:農村改革/村民自治制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鄉村振興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40年來,農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積累了豐富經驗。其中有些經驗是新形勢下深化農村改革應該繼續堅持、能保證改革的社會主義道路與方向的基本經驗。這些基本經驗包括:堅持和發展農村的根本經濟制度,堅持農村改革的根本政治優勢,堅持農村的基本政治制度,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堅持改革的人民史觀。本文在綜合分析農村改革基本經驗的基礎上,對改革中的錯誤思潮特別是土地私有化思潮進行了分析和批判,認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具有土地私有制不可比擬的制度優勢,它是農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制度基礎。中國40年農村改革,遵循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在農村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也為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關 鍵 詞:農村改革/村民自治制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鄉村振興

  作者簡介:彭海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進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決策。中國共產黨把握國內外發展大局,率先推進農村改革,中國農村由此深刻地融入改革開放的歷史大潮。至今,這場深刻改變中國農村面貌、影響中國農民命運和中國農業現代化征程的變革即將走過40年歷程。40年來,中國農村政策不斷放寬,土地承包關系保持穩定,農民負擔不斷減輕,農民收入不斷提高,極大程度地調動了作為勞動者的農民(農戶)的生產積極性。同時,農業科技不斷進步,農業機械化水平不斷提高,發揮了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和各種農業生產工具的潛力。農村改革40年來,中國農業農村發展取得了重大成就,農村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解放和發展,農民的民主權利得到了充分尊重和保障,農村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從根本上說,如果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和保障,農村改革要取得這樣的成就是不可能的。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及其優勢,保證了中國農村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也為新時代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促進農村發展以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奠定了政治基礎。

  一、堅持并發展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中國廣大農民通過合作化道路建立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在廣大農村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廣大農民由封建的、落后的、分散的“小農”成為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社會主義新農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成為新時期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根本經濟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①。農村土地實行集體所有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的農村的根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在農村最直接的體現,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在農村的基本表現形式。

  在農村改革過程中,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不時受到土地私有化思潮的沖擊。在農村改革之初,就有學者以“土地集體所有制低效率”為出發點,提出了土地私有化的改革方案。當時,這種方案在學術界有一定影響。同時,在實踐中,受過去傳統觀念的影響,人們很難把公有制本身和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區別開來,從而把“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等各種形式的責任制看作“分田單干”。在這種情況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堅定地支持“包產到戶”,同時強調農村改革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在此后的農村改革過程中,中共中央通過延長土地承包期,穩定土地承包關系,發展農戶家庭承包經營;通過建立和完善農業會化服務體系、促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等政策措施,促進土地適度規模經營。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前后,國內學術界出現了一股強勢的土地私有化思潮。這股思潮持續攻擊土地集體所有制,直接提出土地私有化的改革方案。例如,有學者認為,如果實行土地私有化,中國的“三農”問題就能迎刃而解(參見楊曉凱,2002);有學者提出“永包制”土地改革方案,即把土地的承包權永久地固定給農民,使其成為一種包含使用權、轉讓權、繼承權和抵押權的土地財產權,也就是使土地承包權永久化(參見黨國英,2016);有學者設想通過土地確權倒逼土地改革往私有化的道路上發展②。

  土地私有化的這些觀點和主張均以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低效率而土地私有制高效率為假想前提,以變革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從而實行農村土地私有化進而瓦解建立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農村基層組織為目標。這些主張和觀點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抓住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某點缺陷,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持這些主張和觀點的學者們無視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這一理論常識,忽視中國建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歷史必然性,看不到實踐中農村集體經濟的成功模式,也不愿承認土地私有制的歷史局限性和種種弊端,因而這些主張和觀點既不科學,也不正確,更無益于農村改革和發展。

  主張土地私有化的學者們拋開歷史上土地私有化造成農村兩極分化的現實不談,也拋開任何一種制度都不是完美無缺的這一基本事實不談,而是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土地制度為模板,寄于土地私有制以理想和完美的想象,既脫離了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歷史,也脫離了當下中國農村的基本現實。有學者批評土地私有化主張“缺少對當前中國土地制度合理性的基本理解,具有很強的烏托邦色彩”③。也有學者指出:“土地私有化論者從未對現行土地制度作過理性的研究,所謂中國土地私有化的好處全部來自于想象和虛構,中國土地私有化是一個對中華民族極不負責的鬧劇。”(孟勤國,2010)更有學者尖銳地指出,世界史上從來就沒存在過土地“清晰的”私人權屬。所謂集體土地“產權不清晰”和“所有者缺位”的說法是自造的貌似“學術”的概念,目的是拆毀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為資本下鄉集中土地的狂歡盛宴鳴鑼開道”(潘維,2009)。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央延長土地承包期,出臺文件規范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建立并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土地流轉避開了土地私有化的歧途,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基本制度框架內發展。對此,主張土地私有化的學者們明確表示“非常令人遺憾”,明確提出“土地制度改革不能再拖延”“土地制度改變不能老是試點”“土地私有化的時間已經成熟”,他們繼續為中國農村改革開出形形色色的土地私有化“藥方”,并不斷尋找著土地私有化的突破口(參見彭海紅,2016)。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深入農村調研,提出“堅持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這是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魂’。農村土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這是農村最大的制度”。他強調“不管怎么改,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④。這實際上是對土地私有化思潮的最有力回應。黨的十八大之后,土地私有化思潮勢頭減弱,但并不甘于退出歷史舞臺,而是變換了形式,以溫和的主張或建議出現。例如,有學者建議“將‘壯大集體經濟’調整為‘逐步完善農村社區公共服務’概念”,建議“將農村社會保障及公共服務水平確定為社會主義(在農村)實現程度的標準”(參見黨國英,2017),試圖利用變換概念的形式來消解農村集體經濟。農村集體經濟是“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的簡稱,是生產資料歸農村集體所有的一種經濟形式。從本質上說,它是一種公有制經濟組織形式,與“農村社區公共服務”根本不是同一層次的概念,不存在替代的可能性。

  土地是農村最基本的生產資料,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農村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才能保證農村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首先,在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全國農村開啟了由易到難、由淺到深、由簡到繁的漸進式改革,避免了因土地制度變革引發的社會動蕩與混亂;其次,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保證了農民在生產關系中的平等地位,是農村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制度保障;再次,在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土地集體所有制為廣大農民進城務工和返鄉務農提供了雙向可能,避免了大范圍的失業和城市“貧民窟”現象,維持了農村和城市社會穩定;最后,建立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村級集體經濟是促進農村持續發展、完善農村社會治理、實現農民共同富裕的主要力量。40年來,中國農村改革與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功不可沒。

  建立在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農村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從改革開放之前的人民公社一種發展多目前的多種。這其中既有像安徽省小崗村這樣發揮家庭經營基礎作用的普遍模式,也有像河南省劉莊村和南街村、黑龍江省興十四村這些保持了集體統一經營的經典模式,還有像江蘇省華西村這樣把股份制引入集體經濟內部的現代模式,又有像貴州省塘約村這樣既發揮集體統一經營優越性、又發揮家庭經營靈活性的現實模式,以及像廣東省崖口村這樣集人民公社時期的工分制和家庭承包經營于一體的混合模式⑤。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在農村的經濟制度基礎。在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中國廣大農村構建起包括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基層黨組織、村民自治組織以及團支部和婦代會等群眾組織在內的農村基層組織體系,中國廣大農民形成了熱愛社會主義國家、擁護共產黨領導、熱愛村集體的獨特精神品質。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已經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制度基礎。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不僅要繼續堅持這一制度,更要不斷完善這一制度,從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身在農村改革和發展過程中不斷完善。

  二、堅持黨管農村工作

  黨管農村工作主要體現為:通過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實現中國共產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通過建立健全黨的農村工作體制機制,促進黨的方針、路線、政策的落實;發揮各級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在黨的農村工作中體現黨的先進性。

  黨管農村工作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自誕生之日起,中國共產黨面對的就是一個農業人口占大多數的農業大國。農業、農民和農村對黨的生存、發展和取得革命成功具有極端重要性,“三農”問題是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面對、不得不重視的問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黨的農村工作的內容不盡相同。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新誕生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合作,領導工農運動,反對北洋軍閥政權;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創建工農紅軍,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工農民主政權;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根據地農民開展大生產、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運動,號召并領導農民組織起來成立互助組、合作社、供銷社、信用社,在此基礎上構建起根據地農村新的組織體系和社會結構;在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及時調整土地政策,領導解放區農民廢除封建土地剝削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贏得廣大農民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的支持,加快了解放戰爭取得勝利的進程;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農民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土地改革,廢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工業化道路奠定了基礎;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農民通過合作化道路逐步完成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變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此后,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中國共產黨充分調動廣大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發動廣大農民群眾大搞農田水利建設,提高土地公有化程度,建立起“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鞏固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這一農村根本經濟制度。在長期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根據形勢變化不斷調整農村工作的路線、方針、政策,形成了黨管農村工作的優良傳統,鍛煉了黨管農村工作的能力,積累了黨管農村工作的經驗。

  黨管農村工作,是中國農村改革沿著正確方向推進的根本政治保障。在40年農村改革中,中國共產黨把握農村改革方向、謀劃農村改革大局、制定農村改革政策,促進了農村改革和發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多次就農村改革和發展問題召開中央全會,作出重大決定,出臺專門文件,保證了農村改革和發展沿著正確方向不斷前行。例如,1979年,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分析了中國農業當時的狀況,總結了農業發展的歷史經驗,部署了農業現代化建設;1991年召開的黨的十三屆八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分析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成就,提出了90年代農業和農村工作的主要任務,強調要穩定和完善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繼續深化農村改革,促進農村經濟全面發展;1998年召開的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總結了農村改革20年的基本經驗,提出了農業和農村跨世紀發展的目標和方針;2008年召開的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分析了當時的國內國際形勢,提出了到2020年農村改革發展的基本目標和任務,對進一步推進農村改革和發展作出了全面部署。此外,中共中央每年發布促進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文件,具體部署和指導當年的農村工作。1978年以來,中共中央先后下發了20個以農業、農村和農民為主題的“一號文件”,領導農村改革,促進農村發展。其中,1982~1986年,中共中央連續下發了5個“一號文件”,強調要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搞活農村經濟,并由此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此后,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2004~2018年,中共中央連續15年發布以農村改革為主題的“一號文件”,強調“三農”工作在全黨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地位。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繼續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斷加大強農惠農富農的政策力度,全面深化農村改革,農村改革和發展取得了歷史性成就。

  加強以農村基層黨組織為核心,包括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村民委員會以及共青團和其他群眾組織在內的農村基層組織體系建設,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管農村工作的組織保證。在這個組織體系中,農村基層黨組織是黨管農村工作的戰斗堡壘,在農村改革和發展中發揮著領導核心作用;村級集體經濟組織體現了集體所有制經濟的優越性,是黨管農村工作的經濟基礎;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治組織,有利于保證廣大農民的民主權利,是黨管農村工作的政治基礎;共青團和婦代會、民兵等群眾組織,擴大了黨管農村工作的群眾基礎。2016年4月,在安徽省小崗村召開的農村改革座談會上,習近平同志強調:“要把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落實黨的政策、帶領農民致富、密切聯系群眾、維護農村穩定的堅強領導核心。”⑥2018年3月9日,習近平同志在參加全國人大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提出,要“打造千千萬萬個堅強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培養千千萬萬名優秀的農村基層黨組織書記”。一個堅強有力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帶動一個村莊的發展,這是農村改革和發展的重要經驗。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就要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

  共產黨員是中國共產黨各級黨組織的細胞,中國共產黨的一系列方針政策需要通過廣大黨員來貫徹執行,黨組織的感召力、凝聚力、戰斗力最終要通過黨員體現出來。農村黨員在貫徹執行黨的各項農村政策過程中發揮先鋒模范作用。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打破了原有的人民公社這種集體經濟組織形式,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設置方式、活動方式以及農村黨員發揮作用的方式和途徑均相應發生了變化。在農村改革過程中,通過建立和完善農村帶頭人培育制度、第一書記選派制度、農村黨員培訓制度等多種方式和途徑,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得到加強,農村黨員素質得到提升,農村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和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得到發揮。根據《2017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⑦,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全國有農牧漁民黨員2549.9萬名;547152個建制村已建立黨組織,覆蓋率超過99%。實踐證明,大多數農村基層黨組織能夠在農村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發揮戰斗堡壘作用;大多數黨員能夠體現先進性,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在波瀾壯闊的農村改革和發展過程中,涌現出史來賀、吳仁寶、王宏斌、付華廷、左文學等一大批優秀農村基層黨支部書記。他們不僅是所在村莊改革和發展的主心骨和領路人,也是黨管農村工作在農村基層的執行者。

  總之,改革開放之后,農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等方面均較改革開放之前發生了很大變化,黨的農村工作的內容和形式也隨之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共產黨根據發展變化了的國內國際形勢,制定并落實關于農村改革與發展的路線、方針、政策,促進農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發展,堅定了廣大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和決心,鞏固了黨的執政地位;同時,不斷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特別是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擴大和增強黨的影響力、號召力、凝聚力和戰斗力。農村改革40年來,中國共產黨勇于并善于領導和管理農村工作,積累了改革開放形勢下黨管農村工作的豐富經驗,保證了農村改革和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帶領廣大農民群眾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農村改革和發展道路。

  三、堅持人民民主在農村的實踐

  人民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所創立的一種新型民主形式,其實質是人民當家作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繼續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同時,尊重農民的民主意愿和民主訴求,建立和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擴大人民民主,促進農村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為全面推進農村改革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

  村民自治制度是廣大農民在農村改革和發展過程中根據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變化,在實踐中自發探索建立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不斷發展和完善的一項農村基本政治制度。20世紀80年代初,伴隨著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和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建立,農村原有的基層管理體制逐漸松散,部分地區農村個人主義抬頭,村莊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無人管理,村中賭博、盜竊、濫砍濫伐、封建迷信等歪風邪氣逐漸蔓延,嚴重影響農民群眾的生產生活。當時,廣西壯族***宜山縣(現為宜州市)的一些農民在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下,召開群眾會議,通過民主選舉設立了“村治安領導小組”“村治安聯防小組”“村管委會”“村民委員會”等具有村民自治性質的組織,并制定了村規民約等,依規照約開展村級事務管理。黨和國家高度關注廣西農民的這一創舉,在全國范圍內開始了建立村民委員會的試點工作。隨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的通過,為村民委員會建設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通過,使村民自治在全國全面推進。《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明確規定了村民委員會的性質和職責,村民委員會不是國家基層政權組織,不是一級政府,也不是鄉鎮政府的派出機構,而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的設立,解決了人民公社解體以后農村基層管理和基層民主建設的組織建構問題,邁出了村民自治的堅實步伐。

  村民自治制度,是伴隨農村改革而生并在農村改革過程中不斷發展和完善的一項農村基層民主制度。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廣大農民的民主訴求日益多樣化。村民直接選舉產生村民委員會,這是村民自治的第一步。接下來,對涉及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項例如村級集體經濟的經營管理、村莊公共設施建設及公益事業的經費籌集、耕地的承包經營、宅基地的使用等問題,按照民主程序,通過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由村民進行民主決策,并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做出決定,這是村民自治的關鍵環節。由村民集體討論決定涉及社區內村民切身利益的事情,促進村民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的民主管理,是村民自治的重要環節。通過村務公開等方式使村民能夠對村民委員會工作或社區內的各項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進行民主監督,保證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的落實,是村民自治的重要保證。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四個環節都做好,才能真正實現村民自治,體現人民當家作主。

  在農村改革和發展過程中,黨和國家積極順應形勢發展,滿足農民民主權利的發展要求,不斷推進村民自治制度建設。當前,村民委員會“海選”、村民委員會聯選、“兩票制”、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村務公開制度、村干部離任審計制度、村務監督委員會制度等各種探索和創造使廣大農村成為村民民主實踐的場所。村民自治已成為中國農民依照憲法和法律,在村莊內通過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方式直接行使民主權利,共同負責村莊內部的公共事務,從而實現村莊治理和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途徑。在這一最廣泛的基層民主實踐中,廣大農民群眾學習民主,養成民主習慣,形成民主意識,提高了民主能力和民主素質。村民自治豐富了人民民主的內容,拓寬了人民民主的途徑,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實質。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必然要求調整和完善農村基本政治制度。農村改革40年來,中國共產黨聽取廣大農民的民主心聲,尊重他們的民主意愿,支持他們的民主創造,領導廣大農民加強農村民主政治建設,發展和完善農村民主政治制度,將“人民當家作主”的理念在廣大農村轉變為鮮活的民主實踐。人民民主這種不同于西方精英民主的新型民主,在改革開放的中國農村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獨特魅力,為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提供了生動的中國方案。

作者簡介

姓名:彭海紅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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