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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悲劇》的還原性闡釋:鄉下人進城的命運之殤
2020年02月21日 15:23 來源:《文藝爭鳴》2019年第12期 作者:張祥亭 寧樂 字號
關鍵詞:西奧多·德萊塞;《美國悲劇》;進城

內容摘要:在本文看來,《美國悲劇》這部小說描繪的就是一個鄉村青年進城的故事,克萊德的悲劇并不是性格悲劇而是社會的悲劇,他的遭遇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眾多鄉下進城青年的命運之殤,這部小說不但表達了德萊塞對進城鄉下人的生存困境與悲劇的同情。一、克萊德的休閑克萊德跟隨桑德拉參與系列的娛樂活動經常被當作是他追求享樂生活、生活奢侈化的表現,這恐怕是錯會了克萊德的意圖。二、克萊德的愛情選擇一直以來,克萊德也被認為是一個薄情郎,即使中文版電影也翻譯成了《狼心如鐵》,其實這是對他的誤解,缺乏對克萊德當時生存狀態進行深入的探討。

關鍵詞:西奧多·德萊塞;《美國悲劇》;進城

作者簡介:

  《美國悲劇》是德萊塞的巔峰之作,以往的研究給克萊德的悲劇貼上的標簽是“性格悲劇”,認為他是一個極度虛榮的青年,為了追求物質享受和享樂主義,迷失了自我,人性變得扭曲,最終走上了犯罪與自我毀滅的道路,這部小說凸顯了德萊塞對虛假美國夢的批判。然而,我們認為以往的研究并不能充分揭示克萊德故事蘊含的更為深遠的歷史意義。首先,克萊德是不是在追求欲望消費?其次,克萊德究竟是不是一個薄情郎?再次,克萊德到底是不是殺害羅伯達的兇手,當時究竟發生了什么?最后,德萊塞創作這部小說的真正意圖在哪里?本文試圖揭開以往意識形態的遮蔽,將克萊德的命運納入鄉下人進城的視野中加以考察,對這部小說進行還原性闡釋。在本文看來,《美國悲劇》這部小說描繪的就是一個鄉村青年進城的故事,克萊德的悲劇并不是性格悲劇而是社會的悲劇,他的遭遇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眾多鄉下進城青年的命運之殤,這部小說不但表達了德萊塞對進城鄉下人的生存困境與悲劇的同情,也展示出他對美國城市化進程的廣泛觀察和深入思考。  

  一、 克萊德的休閑

  克萊德跟隨桑德拉參與系列的娛樂活動經常被當作是他追求享樂生活、生活奢侈化的表現,這恐怕是錯會了克萊德的意圖。其實,當我們闡釋人的行為原因時,恩格斯的話不無道理,“人們已經習慣于以他們的思維而不是以他們的需要來解釋他們的行為。”(1)根據恩格斯的觀點,克萊德的行為背后的驅動力就需要我們進行深度分析與再審視,我們不妨把視線放寬一點,克萊德的休閑娛樂活動,既是人發展的內在需要,也與城市化進程密切相關。

  首先,克萊德的娛樂活動是人內在發展的需要。其一,我們需要消除對休閑活動的片面理解。在馬克思看來,休閑是人們在非勞動的自由時間里,從事娛樂和放松的活動,以便恢復體力和精力,繼續從事生產和工作的需要。馬克思曾嚴厲批判了資本家為了追求剩余價值,打著資本主義新教工作倫理的幌子,把工人變成了工作的機器和生產線上的零部件。恩格斯指出,“人類的生產在一定的階段上會達到這樣的高度:能夠不僅生產生活必需品,而且生產奢侈品,即使最初只為少數人生產……這樣,生存斗爭就變成為享受而斗爭,不再是單純為生存資料斗爭,而是也為發展資料,為社會地生產發展資料而斗爭。”(2)以此看來,休閑既不是放縱自我的活動,也不是無所事事、百無聊賴的消磨時間,它是人作為生物存在的規律性活動,是人全面發展的必要條件和需要,更是人生命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休閑是一種精神態度,是一種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個創造過程中的機會和能力,休閑應被理解為一種“成為人”的過程,是一個完成個人與社會發展任務的主要存在空間,是人的一生中一個持久的、重要的發展舞臺。”(3)人的存在不但有生存上的物質維度,也有內在發展的精神維度,而這也是一個人最高維的價值。克萊德在伯父工廠的工資每周25美元,溫飽基本解決,后物質時代克萊德的需求自然會發生變化,他的需求已經從生活階段開始走向情感和精神的生命美學階段。而這種變化不是克萊德的錯,一方面這與人發展的階段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城市化進程緊密相關。其二,我們需要保有一種非歧視和偏見的心理,一方面,休閑不是富裕階層和上流社會的特權,普通民眾也有享受休閑的權力,另一方面,普通人的休閑不等于體面和高層次的消費,與有閑階級的消費有著根本的不同。按照凡勃倫的觀點,有閑階級主要是指占據社會大量財富,不事生產,鄙視勞動的階層,有閑階級們從事休閑活動,不是為了恢復體力以繼續從事生產,而是為了炫耀榮譽和地位。(4) 桑德拉是電氣制造商芬奇利的千金,家境殷實,屬于有閑階級,她的休閑活動純粹是一種擺闊性消費。而對于克萊德而言,休閑是一種交際需要,是工作之余的享受需要。一方面,克萊德的身份與桑德拉不一樣,克萊德就是一個工人身份,處于社會的底層,根本不是有閑階級。克萊德的休閑活動自然談不上是以往傳統研究中認為的炫耀性消費。另一方面,有一點我們不要忘記,小說開端曾經說過,克萊德出生于一個窮苦的農民家庭,全家生活過得艱難與拮據,“這一家人日子過得老是‘緊巴巴’,好衣服從來沒有穿過,許多在別人看來似乎平常得很的安樂享受,他們都還沒沾過邊。”(5)對于這種窮困的生活,克萊德心中就產生了一種逃離的感覺,夢想進入城市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以正是窮困的心理,才導致克萊德對日常生活包括消費和娛樂需求的心理非常強烈。

  其次,克萊德的休閑活動與時代趨勢緊密相關。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完成了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經濟蓬勃發展,社會生產力極大提高,據史料記載,“國民總收入從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三百六十五億五千七百萬美元增加到1920年的六百零四億零一百萬美元。”(6) 生產力的提高極大豐富了商品的種類,為人們的休閑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20世紀初的社會轉型不僅僅促進了經濟形態的轉變,也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觀念的變革,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狀態。人們不愿再恪守清教主義的陳規戒律值觀,而是渴望生活變得豐富多彩,享受城市文明帶來的便利。唐納德·皮澤(Donald Pizer)指出:從美國內戰到19世紀90年代,美國的社會生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所有的人秉承了一種思想:自由與公正地實現自我與過上幸福的生活。”(7)正如小說《金融家》中寫道:“只要在費城走一走,或者坐上車子轉一轉,不能不看到和深切感到,人們向往更高雅、更考究的社會交際生活,乃是大勢所趨。”(8)

  再者,克萊德的休閑活動與城市生活對人們造成的心理影響有關。現代社會的到來,城市已經成為多樣化現代審美意識的空間場所,人們也一改往昔鄉村生活的單一與單調,生活變得豐富與多元化,人們的精神狀態也呈現出新的變化。齊美爾在其《大城市與心理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一文中對此有著精辟的分析,“與持久的、差異輕微的、以及呈現固定規律和對比的印象相比,絡繹不絕快速變化的圖像,一瞥之中捕捉到的巨大差異以及忽如其來的飛速印象給人們的感性沖擊更加強烈。城市的街道交錯縱橫,經濟、職業和社會生活的節奏迅速、形態多樣,城市與小鎮和鄉村生活在人們的心理感受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小鎮和鄉村,生活的節奏和心理的感官圖像流淌地比較緩慢、有規律性和平穩。因此,城市心理生活的復雜性就可以理解了。”(9)在城市,令人炫目的城市景觀與生活,必然會對人們的視覺與感官形成強烈的沖擊,從而對人的審美心理和生命的感知產生重要的影響:“一個人的感官印象對主體發生作用,感官印象在我們身上引起快意和不快的感覺,由于看見他或者聽到他的聲音的腔調,或者哪怕僅僅在同一個地域空間里他在感官上的在場,都會引起我們自己身上的情緒的高昂或低沉,激動或平靜。”(10)因此,在城市環境下,個體的感性化生存成為心理品質和精神品質的重要構成元素,在此種情況下,城市繽紛色彩的休閑和娛樂活動也是安放個體的生命之所,馬克思說:“人不僅通過思維,而且也用一切感覺在對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11)

  在德萊塞的描繪下,萊柯格斯這座城市并無傳統城市的意味,而是有著現代城市的斑斕與色彩,著裝鮮艷別致的桑德拉代就表了一個城市時尚的最前沿。小說對她的出場進行了細致描寫,“跟他過去認識的任何姑娘相比,迥然不同,而且高雅非凡。她穿一套剪裁非常講究的衣服,再配上一頂淺黑色小皮帽,顯得更美了……她脖子上套著一條同樣顏色的皮帶,一手牽著用皮繩子拴住的一只法國種牛頭犬,胳臂上搭著一件很講究的灰底黑方格子外套。”(12)服裝不僅是遮蔽身體之需,而且也是流行時尚和生活方式的載體,反映著時代和社會價值觀的變遷。從以上的描寫,我們可以看出,桑德拉的妝容和衣裝無不摩登入時,儼然是時代的摩登形象代言者與新時代女性的樣板。初次見面,克萊德便“產生一種心中懸渴一時難以得到滿足的異樣痛感……真是恨不能馬上得到她,……他一忽兒恨不得閉上眼睛,不去看她……可一忽兒又想看她個不停……他真的被她迷住了。”(13)桑德拉摩登化身的形象正好縫合了克萊德對城市“現代性”的向往,她的穿戴、城市氣質是一張現代城市的名片,對克萊德來說無疑有著難以抗拒的魅力和吸引力。

  桑德拉邀請克萊德參加由她組織的“不定期”俱樂部的活動,盡管桑德拉邀請克萊德參加抱有另外的目的,后文中我們將予以分析。但在在一定程度上講,桑德拉是他城市休閑生活的引路人,克萊德從狹窄的人際交往圈走向了萊柯格斯城的公共領域,從不足為外人道的卑微存在變成了萊格斯城的公共人物,萊格斯城的名戶人家紛紛邀請他做客。我們知道,鄉土社會是基于宗族、血緣和鄰里關系形成的熟人社會,城市社會卻是一個陌生人的社會,由于高度的流動性,難以形成熟人的社會生活,人與人的關系比較疏離。然而,對克萊德來說,參加休閑集體活動一方面給他提供了釋放工作壓力、消解苦悶生活的休閑機會。另一方面,這些集體休閑活動在心理方面給克萊德提供了一個地位周期,這個地位周期暫時模糊了現實中存在的階級差別和名望差別,減輕了階層疏離給自我帶來的孤獨之痛。再者,這些休閑活動與日常生活中其現實自我的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也暫時彌補了現實生存的自卑感,滿足了他向城而生的集體認同的訴求以及歸屬感。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克萊德的休閑活動事實上已經與那時美國社會生活建立了一種對應性同構關系,也和時代形成了一種相互對話和印證的關系,成為了城市化進程的一個隱喻。作為個體,他的休閑活動展示了生命的體驗與流動性,刻錄著城市化進程的精神軌跡,成為美國人精神現象史和文化變遷史的一個縮影。然而,我們還尚需破解一個疑問?他為何轉向桑德拉呢?

  二、克萊德的愛情選擇

  一直以來,克萊德也被認為是一個薄情郎,即使中文版電影也翻譯成了《狼心如鐵》,其實這是對他的誤解,缺乏對克萊德當時生存狀態進行深入的探討。在討論這個話題之前,我們首先需要討論他與羅伯達的關系。實際上克萊德與羅伯達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腳本,對于二人的性關系,我們需要了解的是當時二人的社會場域,換言之,我們需要剖析二人的關系在特定時空下的含義。克萊德和羅伯達從鄉村來到城市,并非是為了駐足欣賞萊柯格斯的風光,而是為了在萊柯格斯生存下來,進而建構自己的城市生命。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太骨感。

  首先,社會交際網絡狹窄。自然屬性是人的第一屬性,然而人也有著社會屬性,而且社會屬性是一個更為重要的屬性維度,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是其社會屬性的必然要求。鄉村社會是熟人社會,人們在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中,遇到困難時,總能得到幫助,無論這種幫助是來親朋與好友,還是來自鄉鄰。但在城市社會中,鄉村的溫情關系被嚴密的階層關系所取代,他們往往變得無所適從,“從這個城市的氣氛來看,萊柯格斯城里人際關系驚人地狹隘”(14),“在萊柯格斯,貧富界限就像用一把刀子切開,或是用一堵高墻隔開,分得清楚極了。”(15)迪拉特在舞廳給他上了生動的一課,他早于克萊德從鄉村來到萊柯格斯,對萊柯格斯的社會現實比較清楚,“在這個城市里,上流社會真是驚人地不與外人相互往來的,要是您不屬于他們這個圈子,上流社會人士簡直就不會跟您來往。您必須‘屬于’上流社會,不然您就根本哪兒都去不了。”(16)不用說別人,就連克萊德伯父一家就是劃分社會階層的堅定擁護者,“社會階層是斷斷乎非有不可的。要是過分照顧了某一個人─哪怕是一個親戚,那就是愚蠢地破壞了必不可缺的社會標準。”(17) 在生活中,克萊德深刻地體味到了由社會階層差距帶來的生存艱難的況味,他的伯父一家,并沒有因為克萊德是個至親,為他提供一個好的住處,而是把他安排到陰暗、濕冷的地下室居住。他們只顧忙于自己的生意業務,對克萊德保持一種極其疏遠而又冷淡的態度,克萊德“如同往日里一樣孤單憋悶。”(18)

  其次,工作的單調與乏味。在工作中,克萊德更是受到了堂弟吉爾伯特的百般刁難,“在勢利眼吉爾伯特眼中克萊德就就是一個外來人與闖入者。”(19)他首先被安排到工作條件最差,勞動強度最強的防水車間。同時,他的堂兄吉爾伯特不論在何時何地,都始終用冷峻的目光打量克萊德,“逼使克萊德感到自己地位低下……要是他(克萊德)在格里菲思一家人面前表現得太神氣,事后吉爾伯特準在廠里工作上找岔兒,來報復他。”(20)伯父的工廠也有著殘酷與非人性的廠規,廠規一方面鼓勵工人加快生產,把計件工作與良好的道德品質掛鉤,力圖把工人變成工作的奴隸,另一方面,禁止男性職工與女性職工在工廠內有任何的交流,不但如此,廠規還把這一規定延伸到工廠以外的地方,下班之后,也不允許兩性之間的約會,否則工人將面臨被開除的風險,“出廠時,他們這種態度作風也得一塊帶出去。要是我們了解到他們忘掉了這些,那么,不管是男是女,他們跟我們的關系就算全完了,我們決不會要他們,也不會留下他們。”(21)克萊德和羅伯達同屬打印部,在工廠負責衣領的制作與打印,每天需要完成近10萬打各種款式衣領的打印、縫紉和登記工作,勞動量與強度巨大,工作變成了到流水線上的重復勞動,工廠變成了卡夫卡式的城堡,不但壓制了工人們的正常社會活動,也使得他們的工作和生活變得單調與苦悶。

  再者,性苦悶與壓抑。人的第一屬性是其自然屬性,遵循著生物發展的規律,性的需求自然是人內在的生命需要。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前提,無疑是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22)城市化進程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進城青年與鄉村親人的情感聯接遭到了割裂,他們白天是機器人,晚上卻是是木頭人,不但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壓力,而且其內心也有著最隱私、最難言的那份苦楚,飽受著性壓抑之苦。克萊德早在酒店當服務生的時候,他與其他服務生集體去求歡,就可以看出他們都處于一種被壓抑的狀態,處處尋求釋放。羅伯達“盡管長得品貌端正,但也有強烈的欲念,她感到很孤單,始終沒有引起人們注意。啊,你瞧這個世界上是那么快樂,可她卻是這么孤寂。”(23)城市生存的艱難把二人的命運聯系到了一起,他們在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生存狀態中自然流淌著情感的交匯。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克萊德與羅伯達的性關系不是為了“性快感和性欲滿足的目的性性行為,而是一種邊緣性性行為,這種性行為主要是為了交流愛的情感而進行的行為。”(24) 實際上,包括克萊德與羅伯達在內,小說中每一個進城青年人在艱難生存的背后都存在著一個沉重的生活現場,他們的性愛成為夾縫生存中的一抹亮色,從身體上和心靈上與時代發生非常復雜和劇烈的對話。因此,對于二人之間的關系,德萊塞并不是苛刻指責,而是對人性作了最細膩的描寫,表現著生命的本真,體現出了一種現實的人文關懷。至于最后克萊德沒有與羅伯達結婚,則又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不單單是性的問題,而是糾纏更大層面的問題。

  城市繽紛的生活催生出人們生活體驗的方式發生著轉變,另一方面,相比鄉村,城市生存的艱難性也催生了一種理智主義的性格與務實的選擇,“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中,由于所有的客觀事物及其它們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構成了一些互動的聯合體,任何對這些聯系進行的情感闡釋,都已經蒼白無力,情感闡釋被一種客觀理智的解釋所取代,現實的世界逐漸變成了一種理智的世界……更直白一點就是,人們在行動中所能想象到的因素,無論是在客觀上還是主觀上,都變成了可以計算的理性關系。”(25)在這種理智性格的關照下,我們對克萊德的選擇需要回歸到社會學層面上去審視,需要退回到城市社會對個體規約的生產機制上去理解。在當時如火如荼的現代化進程中,對于掙扎在貧困線上的克萊德來說,社會運轉的規約就是在城市生活的體系下獲得更好的生存資源,因此婚姻不僅僅是一種生活伴侶的選擇,更是變成了對生活方式的擇選。從上文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克萊德與羅伯達的關系從當時的情形看,實際上只是在特定時空下的情感選擇。從某種意義上講,婚姻是情愛精神得以現實落地的橋梁,然而當兩者之間存在巨大隔膜空間時,橋梁便無從也自然無法成功建造。“他盡管從羅伯達那里得到了安慰和滿足,可是,他在這里究竟能不能達到很高的社會地位,這個令人入迷的問題,又非常具體地擺在他面前了。”(26)

  鄉下人進城不僅需要一個生存的物質空間,而且也在不停地尋找精神寄存的空間。在克萊德的內心深處,城市絕不僅僅只是討口飯吃的生存之地,而且也是心靈的寄寓所和皈依的圣地。正如費希特的名言,“所有人應該把目光從周圍收回來,回到你的內心。”愛情對克萊德來講固然承載著理想與未來,但如何選擇映射著他當下和未來的矛盾與現實。獲得城市身份才是克萊德自我認知建構的邏輯出發點,當克萊德基本實現物質生存之后,他對城市的追求自然便轉向解決內心中懸而未決的痛楚,桑德拉就是代表了進城的那種執著的城市向往,羅伯達的地位卑微又是農村出身自然無法成為克萊德身份認同的支撐點。進城之后,克萊德存在著從物質到情感,再到精神的三個維度的需求,而這些發展歷程,是一個人正常發展的邏輯歷程,羅伯達只滿足了他情愛單一維度的需求。初入城市時,克萊德便切膚感受到伯父一家的冷漠與無情,而此時桑德拉的優勢就在于她彌補了克萊德多維度的需求,成為克萊德與城市之間的鏈接點和精神上的寄托,正是這種理智情愫牽引著克萊德愛情選擇的發生了轉移。我們需要理解的另外一點是,克萊德窮怕了,家庭的窮困與漂泊生活讓他刻骨銘心,雖然從情感上來講,克萊德也認為羅伯達青春靚麗,但在理智上,他依然擔心,“他原來出身的那個世界,窮困便會伸出它令人沮喪的雙手,重新把他攫住,如同當初他家的窮困把他攫住,一開頭差點兒把他扼殺掉。”(27)唐納德·皮澤對此也曾經指出,“孩童時的貧困,進城后的各種‘高墻’都阻擋了克萊德實現自己的夢想,羅伯達成為他通向城市生活路上的一座大山,與羅伯達戀愛也意味他可能再次回到貧困的生活。”(28)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克萊德而臨的愛情選擇決不僅僅是情愛的問題,對他來講,愛情的擇選已經上升為是一個選擇城市生活還是選擇鄉村生活的重大問題。基于以上兩點,在克萊德心中,“桑德拉這樣一位姑娘,以她的氣質和想象力,以及她所代表的一切吸引他時,現下他跟羅城伯達的那種關系,顯然也就無足輕重,微不足道了。”(29)其實,克萊德轉向桑德拉,與羅伯達對克萊德的情感路徑存在著相似性,二人屬于同一個工作部門,一天,羅伯達看到吉爾伯特給克萊德安排部署工作,她據此“料想他是屬于上流社會的,同時被他的魅力深深吸引,”(30)在一定程度上講,我們不能厚此薄彼,羅伯達對克萊德的情感不但是在初入城市時,生存艱難背景下二人情感的融會,而且也在一定程度參雜著“當時她復雜的心態”(31),而她復雜的心態也夾帶著城市生活造就的理智性格。

  美國從農業社會到城市社會的轉變是一場總體的變遷,我們對城市的理解就不能僅僅局限在對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轉型方面進行界定和把握,“現代現象不僅是環境、制度、藝術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轉變,它也是人自身的一場轉變,是人的身體、心理和精神的內在構造樣式的轉變。”(32)齊美爾指出,“城市在整個世界精神史上呈現出一種全新的氣象……它呈現給個體的是發展的機遇和刺激,對精神存在的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個體的外部生活和內部的歷史在斗爭和糾纏的過程規制著個體在整個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城市是一個偉大的歷史形態,在這個形態中,所有的一切圍繞著生命的溪流而展開。然而,生命的溪流,不論個別現象令我們同情亦或招致我們的反感,都完全超越了評判態度的范圍。我們每個人都只是城市生活中的個體,在轉瞬即逝的生存中,面對充盈的生命力量,我們的態度不應是指責或贊成,而是給予一份理解。”(33)

  20世紀之前,美國是一個農業社會,形成了濃厚的重農傳統,在這一傳統的燭照之下,既往的美國作家有一種田園傳統,他們在創作中批判城市,城市在他們的筆下總與人的欲望、墮落和犯罪聯系在一起。比如在霍桑的《福谷傳奇》,小說主人公卡弗臺爾這樣描述他在城市的生活,“我不太愿意投身到人類活動和消遣的濁流中。現在對我來說,更適合的方式是在邊疆地帶生活,或者在它上空盤旋。”(34)愛倫·坡則筆下的城市更是被描寫成了一種破壞性的力量,他筆下的城市都不可避免的與死亡、犯罪聯系在一起,《瑪麗·羅熱疑案》便是典型的例證。按照昆德拉的觀點,小說是探討存在,存在不是已經發生的現象,而是正在發生或者可能發生的存在。作為城市書寫的偉大記錄者,德萊塞沒有沿用既往對城市批判和諷刺的套路,而是把握住了進城青年在城市化背景下的生存狀態和生命體驗,鮮活地描寫出來他們的心靈史,在外人看來,克萊德不合情的追求,在他的書寫中,卻呈現出寬懷之處,予以生命的關照和理解,在這層意義上講,這也正是其作為一個偉大小說家的難得之處。

作者簡介

姓名:張祥亭 寧樂 工作單位:

課題: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20世紀美國文學思想研究”(項目編號:14ZDB088),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第64批面上資助項目(2018M642984)的階段性成果。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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