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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正義邁向生態正義:社會工作的理論拓展與范式轉移
2020年02月21日 08:01 來源:《學海》2019年第3期 作者:嚴駿夫 徐選國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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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嚴駿夫,華東理工社會工作學博士研究生;徐選國(通訊作者),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工作系講師,[email protected],上海 200237

  內容提要:傳統社會工作“人在環境中”的“環境”概念常常指服務對象所處的社會環境,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對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重視。本文認為,在惡化的自然環境不斷給人類社會帶來一系列災難性后果的時代背景下,社會工作專業應體現出與時俱進的學科品質,將“生態環境”之維帶回社會工作,重新解讀和修正主流社會工作關于“人在環境中”這一核心理論與實踐議題的認知及其實踐范式。進而,本文結合當前的生態發展議題,嘗試從理論的生態轉向、教育體系的重構、參與生態環境治理的實踐能力提升,以及社會工作社會屬性的專業本質重塑等方面提出社會工作積極回應生態文明建設的可能路徑,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綠色社會工作理論范式的初步探索。

  關 鍵 詞:生態文明/綠色發展/社會正義/生態正義/綠色社會工作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城市社區社會工作理論創新及整合行動體系構建研究”(項目號:17CSH051)、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社會工作融入基層社會治理的路徑差異與模式創新研究”(項目號:18CSH057)、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社會體制改革與社會治理創新研究”(項目號:16ZDA078)以及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社會治理背景下我國社會工作行動本土化理論框架與實踐體系研究”(項目號:16ZDA084)的階段性成果。

  世界工業化革命給人類創造了巨大財富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無盡的災難。人類與自然社會本是融為一體、互為均衡的,卻因為人類對于自然的攫取而導致人類社會與自然社會的失衡,從而引發了一系列重大自然災難,例如全球變暖、地震、泥石流、海嘯,以及廣為國人所知的霧霾天等,它們并非只是自然運動的產物,而是有著深層次的社會政治根源。①在上述過程中,城鄉社會日益難逃工業化帶來的問題,空氣、水資源等與人類生存密切相關的要素都日益被污染和侵蝕。這警示人類應該重拾對于生態環境與自然社會的尊重,重構人類與自然的共生關系。在國際上,許多國際環保NGO已與政府形成了密切合作共同助推生態可持續發展議題,例如,國際社會工作教育聯盟(ISSSW)等國際社工組織較早就將“生態與環境可持續”列為其參與全球行動的核心議程之一,同時,“生態與環境可持續”連續多年成為國際社工日的宣傳主題。

  在中國,我們也遭遇了全球范圍內出現過的各種自然災害。黨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的目標,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之中,十九大進一步強調要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其中,“綠色”發展成為中國國家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意味著,生態文明建設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戰略構成,與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一起構成“五位一體”的總體發展體系。十九大進一步論述了構建生態文明的緊迫性。本文正是在上述問題生成與制度回應的雙重邏輯下進行思考的。

  社會工作專業發展過程中對環境議題的關注由來已久。早在19世紀,Barnett已經意識到社會環境對窮人的影響。其建立的湯恩比館(Toynbee Hall),嘗試為貧民打造健康的生活環境,并讓他們在與知識分子一起生活的過程中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從而尋求解決貧窮問題的方法。受此觀念的影響,Jane Addams在美國興建霍爾館(Hull House)。相較于湯恩比館,她更加明確社會環境是貧窮的根源,重視社會改變帶來的效果。Marry Richmond在1917年的《社會診斷》中強調將個人及其行為置于社會環境中加以理解并策劃干預方案。以上諸種努力,為傳統社會工作的環境視角奠定了基礎。之后,生態系統觀的導入擴展了社會工作先前僅聚焦到個體與社區關系的不足,其分析范式不僅包括個體周遭的微觀環境,也包括影響個體發展的中觀、宏觀的社會文化環境,同時還將整個生態視作一個整體系統,考察內部子系統之間的互動關系,并發展出涉及多個層面的綜合干預策略。

  百余年來,社會工作專業不斷覺察到環境對人的影響,也在不斷延伸和深化社會工作視域下的環境內涵。但是長期以來,社會工作專業所指的“環境”僅僅指向人類生存的社會環境。生態系統觀也僅從個人與社會環境的關系和互動出發,社會工作與自然環境之間看似并不存在直接關聯。但是,伴隨著全球生態環境危機的日益嚴峻,人類社會生活備受生存環境惡化與自然災害頻發之苦。生態環境危機給不同社會群體造成了程度各異的影響,并由此加劇了新的社會不平等和不公正現象。因而,生態已成為近年來社會大眾關注社會發展的核心議題之一。作為社會不公的重要組成,環境不公、各類環境風險事件及其所導致的社會矛盾與社會沖突頻發均受到學術界的較多關注,進而倡導環境公正/正義、生態福利與社會化,以實現更大程度的社會正義,成為當前環境社會學的關注焦點。②社會工作專業致力消除社會不公,以實現社會公正和人民福祉。從國際經驗來看,社會工作共同體業已開始省思在此方面的可能作為,而處于全面深化改革和社會深度轉型的中國,社會工作共同體面對生態環境議題該當何為,是本文試圖破解的核心問題。

  生態危機、新的不平等以及社會工作的介入限度

  根據國際社會工作者聯會(IFSW)和國際社會工作教育聯盟(IASSW)在2014年世界社會工作大會上發布的全球社會工作的最新定義,社會工作是一個以實踐為本的職業及學科,它推動社會變遷與發展,增強社會凝聚力,賦權并促進人的解放;社會正義、人權、集體責任和尊重多樣性等是社會工作的核心準則;基于社會工作、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本土知識的理論,社會工作使個人和組織去應對人生挑戰并增進福祉。③這一定義突出了社會工作應該更加注重與各個國家或地區的本土歷史、文化和社會結構的連接性。④如今,社會工作已涵蓋三代權利,包括第一代的政治權利、第二代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權利,以及第三代的“自然世界、物種多樣性和跨代公平的權利”。其中,第三代權利可視為社會工作對于全球生態問題的因應,既是聯合國所倡導的“為平衡今世后代的經濟、社會和環境需求,必須促進普遍尊重地球系統及其物種,并對恢復地球生態系統的健康和完整承擔我們的責任”的體現,也揭示了社會工作所追求的正義應包含自然資源在代內、代際與種際之間的分配正義。2017年、2018年連續兩年世界社工日的宣傳主題都定為“促進社區與環境可持續”,這從另一個層面反映出社會工作介入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認識自身限制并超越傳統的學科藩籬,對于社會工作而言,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

  (一)理論和實務:傳統社會工作有限的生態認知

  20世紀70年代,系統理論開始對社會工作產生深刻影響。無論是一般系統理論還是后來的生態系統理論都強調了個人與環境的相互滲透、相互依賴和相互影響。生態系統理論借用了生物學的“生態”概念,要求社會工作者介入服務對象與環境的互動過程中關注社會環境、物理環境與服務對象的關聯性,無論是預防、治療還是恢復都旨在促進服務對象的社會功能。生態系統理論中的社會環境包括了由家人、朋友等組成的非正式系統,以及社會團體、福利機構等正式系統;物理環境包括影響服務對象安全和健康的居所環境,例如住房環境、衛生環境、取暖條件等。然而,生態系統理論基本上很少涉及對于非人化的自然因素的考察。此情形導致傳統社會工作對于生態環境問題及其與服務群體之間關聯性的回應能力較為有限。不過,社會工作實務工作已經開始探索生態議題的介入可能,如從事自然災害的社區重建、居民環保意識和行為改變、社區環境治理、綠色社區建設、社區垃圾分類處理、工業污染綜合治理等項目,并通過政策倡導、社會運動、社區工作等方式嘗試在保護自然環境方面有所作為。但是總體而言,相較于環境保護主義組織,社會工作對于環境污染與生態危機的重視程度并不充分,行動介入也不常見。

  (二)弱勢群體再生產:社會—生態環境的雙重受害者

  社會工作的主要服務對象為弱勢群體。弱勢群體常具有社會經濟水平低、健康狀況不良、住房條件差、行動不便、不了解氣候變化等特征,其預防環境風險、應對環境危機和恢復重建的能力也相對弱化。弱勢群體更易受到氣候變化、災害、生態破壞等一系列問題的侵襲;在自然災害面前的無力感和失權失能狀態,又使低收入者等成為弱勢,或者更加弱勢,由此形成惡性循環。此種情況不一而足,其深層次原因與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密切相關。此外,工業生產方式創造了大量物質財富,但其所滋生的環境代價,又常常被強勢群體以各種手段迫使弱勢群體承擔。處于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對環境危害既缺乏認識又不具備抵抗能力,所以強勢者不僅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取資源,亦可恣意無視環境破壞給弱勢者帶來的危害。

  如果基本生活需求沒有得到滿足,弱勢群體便可能不得不加劇對自然環境中資源的野蠻掠奪。生活資料的匱乏和技術水平的落后,造成很多弱勢者只能依賴于最直接的手段,即通過破壞生態的途徑獲取生活所需,又或因環保意識淡薄而破壞環境。由此,在因環境危機、社會困境所形成的生態環境與社會關系的“新常態”之下,社會工作何以踐行對公眾尤其是弱勢群體的社會保護功能,促進個體、社會與自然的良性互動與協調發展等問題亟待考究。

  從倡導生態正義到建設生態文明:社會工作的理論與實踐空間拓展

  (一)生態正義:社會工作的“環境”意涵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預見了工業時代出現的普遍祛魅(Disenchantment)。祛魅是科學和技術演變的結果,自然在其中已淪為人類進步和物質發展的工具。傳統的工業生產方式沿襲了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范式,認為人是宇宙的中心,自然界是純粹客觀存在的,僅是人類有權使用和開發的大量的、無限的資源的集合體。⑤甚至從語義學角度考察,相較于古老的、復雜的“自然”概念,“環境”概念產生僅可追溯到19世紀初,它是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而出現,并以功利方式看待自然及其提供的資源,被視為人類所用的原材料。這也可能是本文對于傳統社會工作堅持的“人在環境中”理論意涵的深化和拓展,在“環境”內涵和外延上只有同時包括了人類社會環境和自然生態環境,才是社會工作對于促進人類社會進步、實現對人類社會保護功能的體現。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全球興起的生態正義運動(Ecological Justice Movement)表現出人類的反思與嘗試重新定位人與自然的關系,并試圖為未來構思一個嶄新的文明形態。生態正義論不僅聚焦于自然環境受到的危機、風險和需求的影響,也意識到人類并非自然世界的絕對主宰,不能獨立于自然世界運作,質疑人類中心主義倡導的人的優越性思維。自然主義哲學家Arne Naess曾把全球興起的形式多樣的生態運動歸為兩類:一類主要涉及污染,即自然資源和地球對人類有用性的耗減(人類中心說);一類涉及所有自然世界的豐富性、多樣性和內在價值——也就是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⑥深層生態學認為,每一種生物(動物/植物)都有存活和茁壯成長的平等權利,并倡導一種以生態為中心的正義理念。正如阿里耶·奈爾所言,在三種人權歷史演進模型中,其中的綠色權利代表著諸如和平權、后代人的生存權、發展權、環境權;發展綠色權利,不僅關乎所有人的生活質量,還要考慮到人之外的其他生物的生存,實現綠色權利之平等性。這既是對生態正義的一種急切呼喚,也呈現出一種以共同體為基礎的建設性后現代思維模式。⑦

  (二)生態文明:社會工作專業使命的本土敘事

  生態正義飽含了對非人化的自然的情感關懷,為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并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具有強烈的指引作用。但是,如果僅從“萬物平等”的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絕對立場出發,則有可能忽略人的中心作用和核心價值,朝向一種“為了保護而保護”的絕對化的吊詭立場。因此,理解生態正義,首先要承認并保護自然生態系統的內在價值,其次強調并促進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的和諧統一,并且客觀認識生態問題并不是抽象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其實質是人的問題。也就是要實現生態正義,必須跳脫“人類”與“自然”的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而向強調“人—社會—自然”是有機整體的生態思維方式轉變。這不僅要深刻體認人與自然關系和諧的重要性,也要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正義,并在生活實踐中踐行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共生、良性循環、全面發展、持續繁榮為基本宗旨的文化倫理形態及其行動。有學者進一步指出,生態文明乃是對工業文明的拯救與超越,其本質指的是自然環境生態、社會環境生態、人際環境生態和個人環境生態的生境化。⑧也就是說,人類社會必須培育和發展一種尊重自然、充滿正義的生態文明體系。

  黨的十九大進一步強調要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2018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強調:“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生態環境是關系黨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問題,也是關系民生的重大社會問題”,凸顯了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建設生態文明既要建立起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制度規范,也要確保公民/政府的認知與行為契合生態文明建設的需要。這體現出當前中國開展生態文明建設以及綠色發展戰略具有鮮明的人民性、科學性、實踐性、世界性和時代性。⑨

  聚焦生態與生活:社會工作回應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邏輯

  傳統的社會工作從本質上講是工業化的產物。即使發現環境危機受到了政治、經濟結構、意識形態及文化因素的驅使,社會工作的角色與功能也沒有超越促進人類適應環境、免受環境危害的有限目標,未發展出對于“非人化”的自然世界的承諾。從這個意義上講,傳統的社會工作所追求的正義,在本體論上忽視了對于人以外的自然事物的內在價值屬性的承認,導致社會工作在生態環境方面的相關作為也流于淺表。

  在當前生態文明體制改革進程中,需要人們在實踐中自覺踐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協調發展的信念,并強調社會組織、公眾對于生態環境治理的重要性。那么,社會工作又如何體現出與時俱進的學科品質,積極回應生態文明建設的時代命題呢?筆者認為,關鍵之舉在于推動社會工作對于生態與生活的雙重關注,使得社會工作能夠將自然生態與人文社會生活連接在一起,實現社會工作的整合性發展。

  (一)從社會公正轉向社會—生態公正:社會工作理論的擴展

  近十余年來,西方學者不斷反思社會工作與自然環境的議題,并對已有理論進行了重新闡述與延展,也進行了一些實踐探索。比如,Gray和Coates借鑒Arne Naess的深層生態論,嘗試引導人們重新認識自身與大自然之間的關系,重視物種的平等地位。⑩Ferreira提出生態靈性社會工作(Eco-spiritual Social Work),認為可以通過培養個體的靈性,以及個體對自我和自然的認同來改變個體已有的生活方式,從而關注并改良生態環境。(11)這些理論的共性在于均強調人與自然環境的緊密聯系,強調人類需要重新認識自身、自然以及兩者的關系,而不再自覺凌駕于自然環境之上。

  對傳統的生態系統理論進行相應的修訂和重新表述是必要的。事實上,社會工作者早已熟稔“人在環境中”的視角,因此在原有的認知基礎上進行內涵深化,更容易被接納、被理解;另一方面,導入生態正義與生態文明的內涵,可以為社會工作的理解和干預提供一個更為綜合性的整合視角,而不是走向一個與原有知識體系截然不同的方向。同時,也可以嘗試在已有的諸多分析框架中引入生態要素,不僅關注自然環境對服務對象的影響、自然環境可以給予服務對象解決問題的資源,還要關注自然環境與社會、物理環境之間的關聯性,以及自然環境議題背后的社會結構性因素。由此,社會工作在提供社會服務、恢復社會功能、解決并預防社會問題的同時,更加注重對問題背后的權利體系及不平等議題的剖析,并通過社會倡導、社會行動來實現對社會公正、集體責任的訴求,增進社會福祉。此外,還可進一步提出人與自然世界的整體意識,關注培養社會工作者的生態覺察能力(Ecological Awareness),并在社會工作的方法論架構下引導服務對象重新認識自己與大自然之間的關系,實現人、社會、自然三者之間的良性共生。

  (二)從以人為本到人與自然共生:社會工作教育體系的變革

  目前,西方學者已嘗試將生態和環境正義納入社會工作學科教育體系。Jones的研究發現,將社會工作教學場域移到社區是一種生態教育良策。(12)在此過程中,可以嘗試從一些簡單的社區環境問題入手,讓學生們自主檢視自身、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并對這種關系進行反思,同時結合個人經驗和社會政治、經濟結構分析策劃介入方案并解決社區環境問題。同時,在跨學科合作方面,澳洲學者Borrell等人嘗試在家庭能源審核項目中建立教學單位,組織社會工作、環境研究和經濟咨詢專業的學生參與機制。(13)Besthorn則從生物論假說出發,將自然要素,如植物和動物的積極影響引進專業社會工作服務之中。(14)但就總體而言,雖然已有學校將環境議題納入社會工作教學,但未形成系統化,也沒有實現與傳統課程的有機銜接。盡管McKinnon的研究發現具備環保意識的社會工作者會更加關注居民環保的意識和行為改變,并運用合理的社區動員和宣傳的方法取得環境保護方面的工作成效(15),但是大部分與生態相關的教育培訓僅停留在強調生態環境在社會工作學科中的重要性或者提出一般化的建議,相關經驗研究和效果評估非常稀少。

  因此,筆者認為,要將生態正義融入社會工作學科,就必須對相關價值倫理以及教學體系進行系統檢驗和重新建構,有機導入生態正義、生態福利以及綠色發展、綠色權利等核心理念,以學生的知識需求分析為前提,以跨學科合作為輔助,以新的能力培養要求建構專業能力培養體系,并通過多元的培訓過程進行強化,促使受訓者的相關能力與人才需求趨勢相匹配,進而從知識譜系、價值倫理、專業能力等多個層面實現對社會工作學科體系及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的培育與形塑,以滿足新時代下社會治理創新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新要求。

  (三)積極參與生態治理:社會工作實踐能力的提升

  在回應生態與環境議題方面,西方社會工作者近年積累了一些經驗。2002年,Besthorn等人提出社會工作可以運用野外實踐方法(wildness practice)幫助服務對象與自然建立聯系,通過帶領其體驗自然、曠野,增強其對自然世界的感官意識,從而引發個人和集體行動的改變。(16)Dominelli在《環境破壞與不公義世界的綠色社會工作與環境正義》一書,提出綠色社會工作的實踐范式,主張在微觀層面改進現有的生活方式與消費習慣,在中、宏觀層面促進相關群體行為的改變,實踐綠色生活。(17)

  生態惡化事實上不僅給弱勢群體帶來沖擊,實際上也影響了幾乎所有人的生活。相較于弱勢群體,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處于中間水平的普通民眾,更為關注環境議題,且具有更為強烈的驅動力和行動力。因此社會工作者不僅需要關注弱勢群體,同時也需要意識到社會公眾是不可忽視的生態建設的主體性力量。社會工作者可通過廣泛宣傳,吸引更多居民參與社區生態文明建設,踐行勤儉節約、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合理分配、消耗資源及處置廢棄物;另外,可以運用小組動力,催化參與群體的認知與行為改變,并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方式;在社區層面,不僅進行相關的宣傳教育,還通過各項社區活動推廣生態正義與可持續發展理念,培養居民領袖、扶持社區組織,整合及開發資源,組織參與行動并進行理性的政策倡導。此外,需加強與基層政府、環境保護組織的合作,積極構建起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生態治理體系,在運用專業性干預方法的同時,著力挖掘、凝練本土經驗尋求回應環境問題的有效方法,并將其有機融入社會工作體系,形成一種以本土文化與智識為基礎、專業服務技巧與方法為核心、多元主體協同合作的生態治理新格局。

  (四)回歸社會與生活屬性:社會工作專業本質的重塑

  當前,由于工業文明繁榮背后所生成的諸如生態危機、社會矛盾、制度不公等負面效應,積極探索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促進人類社會的可持續和諧發展,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核心議題。社會工作作為一個以實踐為本的職業及學科,其在西方的百年發展歷程中,存在著兩個明顯的本質性訴求:一是突出以專業化服務作為社會工作的核心內涵;二是強調個人與環境的互動是社會工作的基本邏輯。但由于激進主義社會工作、增權社會工作等興起所引發的批判與反思,促使社會工作共同體逐步走向一種去專業化權威、去技術化理性、去病態化治療以及去學科化規訓的后專業化時代社會工作模式。(18)這種現狀驅動著社會工作必然重拾其“社會”涵義,重構其社會性精神。(19)在此基礎上,社會工作的發展趨向更加偏重于對“社會”因素的關注與考量,并建構出一種“社會工作的想象力”(20),即在將個體或群體放置在特定的歷史—社會時空背景下理解的同時,還要通過一系列“社會的”方式實現個體困擾與公共議題的有機連接,以探析背后可能存在的多重結構性要素。這種對于“社會的”關注,通過強調對“社會”“生活”的聚焦,實現社會工作對于社會生活的當代使命及其功能。

  然而,在工業化文明下產生的傳統社會工作,較大程度上忽略了對自然環境的考量,且對環境背后的社會結構缺乏細致探析。基于生態正義的綠色社會工作的提出,既是對已有“環境”意涵的有效延展與豐富,也是對人—社會—自然三者關系的深入解析與探索,更是對社會工作社會屬性的本質回歸與重塑。因此,在持續推進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進程中,轉向社會性的社會工作,其作為一種保護社會的行動和制度安排,以社會屬性為專業本質,在解決個體和群體困擾與危機、恢復社會功能的同時,突出對社會現實及其本質的關注,更注重危機背后的權利體系與制度不平等的公共性議題。

  在新時代,社會工作學科的使命在于立足社會工作學科的“社會”屬性,通過理論自覺與實踐建構,更好地解釋、反映和服務我國的社會發展、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實踐,服務于提升我國軟實力與國際話語權,(21)社會工作應該積極扮演好其保護社會的角色。

  從國家政策以及世界文明發展潮流來看,社會工作積極回應生態環境議題已是一種必然趨勢。但目前國內學界關于社會工作介入生態文明建設的學術研究屈指可數。(22)從生態正義與生態文明的視角出發,重視人和社區的改變,分析個體、群體以及社區需求,探析生態議題背后可能存在的社會結構性要素,創新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倡導人和環境和諧相處的社會風尚,引導公眾與自然良性互動,促進相關的結構和制度變遷,將是社會工作積極回應此命題的學科使命,也是對社會工作“社會性”的有效重塑。在此宏大敘事中,既要求中國社會工作者汲取國際社會工作的知識儲備和實踐經驗,更要從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獨特性出發,在“綠色”“共享”的發展理念指引下,不斷豐富智識空間,探索本土生態社會工作的實踐路徑。

  ①張和清:《災難的社會根源與災害社會工作》,《開放時代》2011年第5期。

  ②樊雅麗:《生態福利的引入與社會化——一個社會政策的研究視角》,《河北學刊》2009年第6期;劉春燕:《中國農民的環境公正意識與行動取向:以小溪村為例》,《社會》2012年第1期;洪大用、范葉超、李佩繁:《地位差異、適應性與績效期待——空氣污染誘致的居民遷出意向分異研究》,《社會學研究》2016年第3期。

  ③IFSW & IASSW,"Global Definition of Social Work",Accessed at:http://www.iassw-aiets.org/global-definition-of-social-work-review-of-the-global-definition/.

  ④徐選國:《從專業性、本土性邁向社區公共性:理解社會工作本質的新線索》,《社會科學戰線》2016年第8期。

  ⑤鄭慧子:《對兩種意義上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批評》,《自然辯證法研究》2005年第12期。

  ⑥鐘丁茂、徐雪麗:《簡樸生活、豐富人生:Stephan Bodian訪問Arne Naess實錄》,《生態臺灣期刊》2007年第1期。

  ⑦[美]菲利普·克萊頓、賈斯廷·海因澤克:《有機馬克思主義:生態災難與資本主義的替代選擇》,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5頁;王芳、于少青:《綠色發展:有機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中國超越》,《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17年第3期。

  ⑧唐代興:《生境主義:生態文明的本質規定及社會藍圖》,《天府新論》2014年第3期。

  ⑨高世輯、李佐軍:《建設生態文明 推進綠色發展》,《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9期。

  ⑩Gray,M.& Coates,J.Changing Gears:Shifting to an Environ Mental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Social Work Education,2015,Vol 34(5),pp.502-512.

  (11)Ferreira,S.B.Eco-spiritual Social Work as a Precondition for Social Development Ethics and Social Welfare,2010,4(1),pp.3-23.

  (12)Jones,P.Ecological Literacy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Using a Scenario-based Approach to Bring Community Spaces into the Classroom.XI International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Conference New York,2014.Accessed at:http://researchonline.jcu.edu.au/35562/6/35562%20Jones%202014.pdf.

  (13)Borrell,J.,Lane,S.& Fraser,S.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into Social Work Practice:Lessons Learnt from Domestic Energy Auditing,Australian Social Work,2010,Vol 63(3),pp.315-328.

  (14)Besthorn,F.H.Radical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Ecological Self: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Self-Identity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Journal of Progressive Human Services,2002,Vol 13(1),pp.53-72.

  (15)McKinnon,J.The Environment:A Private Concern or a Professional Practice Issue for Australian Social Workers? Australian Social Work,2013,Vol.66(2),pp.156-170.

  (16)Besthorn,F.H.& Canda,E.R.Revisioning Environment:Deep Ecology for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Social Work,Journal of Teaching in Social Work,2002,22(1/2),pp.79-101.

  (17)Dominelli,L.Green Social Work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an Environmentally Degraded,Unjust World,Durham University,2012.

  (18)郭偉和:《后專業化時代的社會工作及其借鑒意義》,《社會學研究》2014年第5期。

  (19)Ping Kwong Kam,Back to the "Social" of Social Work:Reviving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s Contribu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Justic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57,No.6,2014,pp.723-740;鄭廣懷、向羽:《社會工作回歸“社會”的可能性——臺灣地區社會工作發展脈絡及啟示》,《社會工作》2016年第5期;陳立周:《“找回社會”:中國社會工作轉型的關鍵議題》,《思想戰線》2017年第1期;徐選國:《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社會性轉向》,《社會工作》2017年第3期;陳鋒、陳濤:《社會工作的“社會性”探討》,《社會工作》2017第3期;何雪松:《社會工作的社會理論:路徑與議題》,《學海》2018年第1期;鄭廣懷:《社會工作與社會理論:邁向行動—話語的理論框架》,《學海》2018年第1期。

  (20)徐選國:《從社會學的想象力到社會工作的想象力——社會工作學的邏輯起點初探》,《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21)徐永祥:《理論自覺與實踐建構:社會學、社會工作的學科使命》,《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12期。

  (22)陳星星、徐選國:《綠色社會工作:邁向生態環境關懷的社會工作新論述——兼論對我國社會工作介入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高麗、于夢嬌、趙環:《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態議題與社會工作的綠色轉向》,《新視野》2018年第4期。

作者簡介

姓名:嚴駿夫 徐選國 工作單位:華東理工大學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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