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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理論研究評述(1949-2019)
2020年02月20日 11:47 來源:《社會學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趙立瑋 陳濤 字號
關鍵詞:社會理論;社會學恢復重建;中國社會理論;

內容摘要:

關鍵詞:社會理論;社會學恢復重建;中國社會理論;

作者簡介:

  摘 要:本文是對社會學恢復重建以來中國大陸學界社會理論研究的簡要評述和分析。本文認為,對國內外社會理論傳統的整理和譯介、系統而深入的專門研究以及“中國社會理論”的多方面探索構成了中國社會理論研究的主要領域,其中所取得的成就與存在的不足可謂瑕瑜互見,尤其是在創建“中國社會理論”方面尚任重而道遠。

  關鍵詞:社會理論; 社會學恢復重建; 中國社會理論;

  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革,其廣度和深度并不亞于晚清以來的所謂“千年未有之變局”。遺憾的是,失去“生存權”的中國社會學未能直接參與、觀察和研究這場偉大的變革,未能見證和分析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一種新型社會的產生及變遷過程。不過,當中國社會于三十年后再度開始“巨變”,剛剛獲得“新生”的中國社會學恰逢其會,和由“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變革一起經歷了相互見證和共同成長。

  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早期確實有較濃厚的“補課”色彩。社會理論1是社會學學科的理論基礎,對重建中國社會學學科具有重要意義,對其進行“補課”也因此顯得更為緊迫。大致而言,“補課”資源主要來自兩個方面:西方社會理論一直是社會學學科發展的主要理論基礎,在與國際學界“隔絕”了三十年之后,恢復重建的中國社會學界首先急需了解社會學學科的發展狀況,尤其是西方社會學研究的進展;另一方面,社會學在中國雖然是舶來品,但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已得到長足發展。經過幾代學人的努力,中國早期社會學在引介國外(主要是歐美)社會理論以及運用這些新的研究視角探討中國自身思想傳統、現實問題等方面都獲得了豐碩成果,因此,接續和發揚這一重要傳統自然成為恢復重建的要務。雖然中、西兩種智識維度都是中國社會理論研究自社會學恢復重建以來的著力點,但相較而言西方社會理論仍占據更為重要的位置;不過,近十余年來,以中國早期社會學為抓手對中國傳統社會思想和中國傳統社會開展的研究也越來越多,其前景頗為可期。

  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四十年來,中國社會理論研究也大致經歷了從最初側重引介和翻譯國外主要社會學理論學說與流派及人物到注重更專業和深入的研究、從以西方社會理論為重點到日益重視闡發中國自身的歷史傳統思想、從基于文本的社會理論研究到開展基于中國經驗的理論化探討等變化。不過,需強調的是,上述說法并不意味著某種絕對歷時性的發展,而是應被視為在不同時期研究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事實上這些不同的側重點共存于當今的社會理論研究之中。2

  下文將從幾個方面就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四十年來的社會理論研究略做綜述,但由于篇幅所限,所涉文獻太過龐雜,而選擇和評價的標準亦難以拿捏,因此主要討論具有創新意義并對社會理論研究具有某種積累和推進意義的研究。本文也因之難免掛一漏萬,當不得周全之論。

  一、譯 介

  在恢復重建的早期,對國外社會學文獻的引介和翻譯工作具有關鍵意義,也構成了當時社會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在這方面必須提及蘇國勛先生主導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理論研究室3和該室編輯出版的《國外社會學》刊物,后者在長達近二十年的時間里刊發了大量范圍廣泛的關于國外社會學的譯文和介紹性文章,4一度成為國內研習者了解和學習西方社會學及社會理論的主要窗口,吸引了一大批研習者選擇投身于社會學和社會理論研究,對國內社會學學科的發展尤其是社會理論研究的推進做出了無法替代的貢獻。

  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國內出版界也開始出版社會理論譯著,如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等側重學術著作出版的出版社和一些高校出版社等。一些出版社還專門策劃出版社會理論的翻譯叢書,如蘇國勛先生主編的“社會理論譯叢”(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社會學名著譯叢”(商務印書館)以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社會理論譯叢”等。此外,如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和“現代性研究譯叢”、北京三聯書店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系列叢書以及“學術前沿”叢書和“社會與思想叢書”、譯林出版社的“人文與社會”叢書、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的“世紀人文系列叢書”等,雖非專門的社會理論譯叢,但包含大量重要的社會理論著作,影響廣泛。不過,這類譯作雖在數量上已達可觀程度(現在每年仍有不少相關譯著出版),但在翻譯質量、作品選擇、主題策劃以及對相關領域著作的系統性、完整性、代表性等方面的把握存在諸多問題,顯得雜亂無序,使其本應產生的學術和社會影響力大打折扣。

  我們不妨從眾所周知的社會學古典“三大家”入手,簡要考察這些最重要的社會理論家其著作的中譯情況。考慮到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譯工作的特殊性,僅以韋伯和涂爾干為例。韋伯著作的中譯至今仍是制約國內韋伯研究的重要因素,涂爾干著作的中譯情況則相較而言好得多,促進了近年來國內涂爾干研究的較快發展。如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該著1987年的中譯本(北京三聯書店版)可謂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以來第一部影響深遠的社會理論譯著,但該譯著本身存在較明顯的問題。迄今,這部名著已有多個中譯本,但其或因譯文質量不高,或因所依據的版本存在問題,始終未令人滿意。目前國內使用率較高的韋伯著作中譯本是由康樂、簡惠美翻譯的《韋伯作品集》。在德文《韋伯全集》(歷史考證版)即將完成并已成為國際學界研究韋伯的權威和標準文本的情況下,中國學界應當對此給予充分重視,盡快推出以德文《韋伯全集》為底本的、可靠的中譯本,解決迄今仍無一套比較系統的、譯文質量可靠的韋伯著作中文版的尷尬處境,以促進國內學界的韋伯研究,縮小與國際學界韋伯研究水平的差距。涂爾干的著作相對而言沒有韋伯著作那么復雜,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渠敬東的主導和推動下,涂爾干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有了較為可靠的中譯本,2019年商務印書館將推出的收錄涂爾干主要作品的十卷本《涂爾干文集》展現了國內在社會理論著作翻譯方面的重要成就。

  其他重要社會理論家的著作中譯情況更是不容樂觀,如齊美爾的著作雖已有多部中譯本問世,其所著《貨幣哲學》甚至存在多個中譯本,但譯文質量問題頗多;帕森斯的大量著作至今仍無中譯本,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經濟與社會》中譯本錯訛頗多,《社會行動的結構》中譯本也因翻譯缺乏專業性而難以信賴。現當代的重要社會理論家如福柯、哈貝馬斯、布迪厄、盧曼、吉登斯、貝克、鮑曼、布希亞/鮑德里亞等等,其作品盡管近年來頗受出版社青睞、譯本較多,但在譯文質量、作品的系統出版規劃等方面依然顯得有些雜亂無章、良莠不齊。

  社會理論家們的著作是社會理論研究的基礎文本,如無較系統、完整、有代表性和可靠的中譯本,相關研究的進展和提升必然受到嚴重制約;而相關著作翻譯的積累也是衡量學界研究水準的重要指標。四十年來,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雖然有一定的成果和積累,依然遠遠不夠。

作者簡介

姓名:趙立瑋 陳濤 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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