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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方法創新與扶貧創業模式精準化探索 基于農村扶貧創業的實踐研究
2020年02月19日 09:42 來源:《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第11期 作者:李文祥 吳征陽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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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李文祥,吳征陽,吉林大學 哲學社會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李文祥,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吳征陽,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博士生,專業方向: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

  內容提要:當前,中國乃至全球范圍推行的“增能型”扶貧創業模式存在著無法精準的困境,其根源在于貧困文化的挾持和社會排斥的阻礙。通過創新社會工作方法,將社會工作方法融入具體的生產、經營和管理活動中,能夠對貧困者進行有效的慣習矯正與能力訓練,消除貧困文化對貧困者的挾持,以及社會排斥對貧困者的阻礙。既從資源層面對貧困者進行扶持,又立足管理層面解決貧困文化和社會排斥的不利影響,對扶貧創業模式從“單項增能型”到“雙向協作型”的轉變進行實地試驗,對當前扶貧創業的精準模式探索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關 鍵 詞:社會工作/扶貧創業/精準化/增能型扶貧創業模式/協作型扶貧創業模式

  20世紀90年代以來,吉登斯、哈爾與梅志里等歐美學者開始倡導發展型社會政策,提出社會政策應該避免單純的救濟與消費,轉而具備投資和產出功能。世界各國的扶貧模式也隨之由以救濟與消費為特征的“救助型”,逐漸轉換為以投資和產出為特征的“增能型”,即不再僅僅為貧困者提供生活救濟,而是力求提升貧困者的就業創業能力。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在農村反貧困政策中就已經開始推行“增能型”模式,為貧困村民提供項目資金與技能培訓,并建立村辦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等經濟組織,在扶貧初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這些舉措是在傳統文化觀念與社會關系網絡未變的情況下開展的,村民還是以舊有思想觀念與行為習慣從事生產活動,缺乏新的社會關系的支持與帶動,致使農村反貧困事業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出現脫貧率與返貧率雙高現象。可見,“增能型”模式仍然存在著問題與不足,扶貧創業的精準開展還需要探索新的模式。

  “增能型”模式的不足在于無法應對貧困者的貧困文化與社會排斥。而“社會工作”作為一種改善人與環境互動狀態的專業方法,“需要有關人類行為、社會、經濟、文化及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知識”①。其功能之一是鏈接資源,既能夠為貧困者鏈接經濟要素資源,也能夠鏈接教育、培訓而為貧困者提供管理要素資源,進而為貧困者“增能”。同時,社會工作的另一功能是有效改變服務對象的思維與行為習慣,幫助其構建社會關系網絡,從而能夠打破貧困者的貧困文化與社會排斥。邏輯如此,現實卻不容樂觀。社會工作作為一項事業與方法肇始于西方,并基于歐美社會的實踐而形成了社區、個案與小組三類基本方法。盡管這三大社會工作方法目前已經在我國廣泛使用并發揮出應有的功能,但基本上面向一般性的服務性救濟,尚未應用于扶貧創業。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將社會工作方法應用于扶貧創業,以突破“增能型”扶貧創業模式的困境?為此,我們以J省J村為基地,進行了社會工作方法創新與扶貧創業模式精準化的實踐和探索。

  一、扶貧創業模式的困境與社會工作介入

  J村地處J省東部山區,作為其所在縣的12個省級貧困村之一,人均收入水平在當地平均線以下,貧困狀況明顯。J村具有我國貧困村的典型特征: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各種勞動技能。能夠用于種植業的土地較少,土地較為貧瘠,不適宜開展大面積傳統農耕活動。

  1.“增能型”扶貧創業模式的困境

  2015年8月,我們社會工作服務團隊到J村開展了實地調研,通過問卷調查與訪談的方式,對當地村民的生產生活、社會關系等狀況進行了調查。分析表明,J村的扶貧創業關注的是貧困者對經濟要素的擁有,著眼于生產資本、勞動技能,符合“增能型”模式的內在規定。但在近幾年的扶貧創業活動中,雖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農村的經濟水平有所提高,也暴露出了增能型模式的缺陷。其一,貧困者的外在依賴性強,缺乏自主運營生計項目的能力。近年來,雖然政府和社會各界提供大量資金支持,依靠培訓機構為農民提供崗前培訓和技能培訓,但是貧困村民自身卻存在很強的對外在援助的依賴性,自身的生產與經營能力并未得到鍛煉,導致項目入不敷出,多以停產告終。其二,脫貧率和返貧率雙高。多年的扶貧創業并未取得預期效果,扶貧項目所提供的資源僅使貧困農民暫時性脫貧,在短期內成效較為明顯。但是由于貧困農民缺乏自主運營能力,對外界支持的依賴性高,發展無法持續而呈現高脫貧率與高返貧率交替的現象。

  2.“增能型”模式陷入困境的根源

  “增能型”扶貧創業模式的理論基礎來自經濟學的經濟要素視角與管理學的管理要素視角。在一般性經濟學視閾中,貧困是由于貧困者的資源稟賦欠缺、勞動技能低下等因素所導致的收入不足。在一般性管理學視閾中,貧困是由于貧困者的管理技能低下等所導致的收入不足。但扶貧創業的成功還同時需要第三種視角,即社會學的貧困文化和社會排斥視角。因為在社會學的視閾下,貧困是由于貧困者遭遇到微觀個體層面的貧困文化的挾持和宏觀結構層面的社會排斥的阻礙。

  貧困文化是指貧困者擁有的使貧困狀態不斷延續的價值觀念與行為習慣,美國人類學家奧斯卡·劉易斯(O.Lewis)最早發現貧困群體擁有自身特有的生活方式,即貧困文化,它通過貧困群體內部的交往得以不斷強化與傳承。②具體到J村貧困村民,貧困文化體現在八個方面:得過且過、安于現狀的生存觀;不求甚好、只求溫飽的消費觀;老守田園、安土重遷的鄉土觀;小農本位、重農輕商的經濟觀;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度日觀;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婚育觀;方術迷信、崇拜鬼神的宗教觀;消極無為、聽天由命的人生觀。③進而,J村貧困村民在生產中不僅自身缺乏面向市場的進取動力,而且表現為家庭本位、排斥合作。這無疑是一種與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個體行為方式的求新求變、群體行為方式的合作共贏相背離的貧困文化,它使村民在擁有技術與資源的情況下也無法利用其改變生活現狀。在以往的扶貧活動中,政府主要關注的是J村物質層面的生產和生活,忽視了村民的傳統思行方式,貧困群體本身的思想和習慣并沒有得到提升,從而沒能產生積極主動地參與生產和發展自我的意識與習慣,致使短期脫貧后呈現出高返貧率,扶貧效果無法持久。

  “社會排斥”是指社會弱勢群體無法參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主體或普通的經濟、政治、社會交往、文化活動的一種權利缺失狀態。包括在經濟上無法參與主流的就業、創業活動,在政治上無法參與主流的選舉、被選舉及決策活動,在社會交往上無法進入主流群體的社會網絡,④在文化上無法根據主流價值觀而展開自身的行動。

  在J村,貧困村民在政治上具備參與村委會的選舉與被選舉的權利,也能夠參與各種集體決策活動;在經濟上能夠通過政府的技能培訓獲得一般性的就業崗位,能夠通過政府提供的資本開展一般性的創業;在文化上能夠通過社會各界的宣傳教育樹立勞動致富、富家興國的理念,符合當代中國的主流價值觀。但在社會交往上由于陷入“差序格局”,為主流社會網絡所排斥而缺乏獲得有效信息與資源的機會。因此,貧困村民即使不存在資金、技能方面的障礙,也會由于社會交往的障礙而無法成功開展各種生計項目。

  增能型扶貧模式注重投資、教育和培訓等,對貧困者的生產能力起到了增進作用。但由于微觀層面的貧困文化與宏觀層面的社會排斥的限制,加之缺乏對村民“自助、自主、自立”觀念與能力的培養,貧困群體難以打破惡性循環,使扶貧活動不能長久有效地發揮作用。面對中國農村扶貧創業的當前狀況,只有改變貧困文化、打破社會排斥,才能解除現實的桎梏而使貧困村民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脫貧致富。

  顯然,如果促進貧困村民創業的思路仍然是增能型扶貧創業,那就難以保障脫貧致富的可持續,仍然無法實現扶貧的成功。這就需要我們另辟蹊徑,避開簡單增能的陷阱,針對增能型扶貧創業陷入困境的根源,構建精準化的扶貧模式。

  3.社會工作的介入

  社會工作是一種專業的助人方法,是強調“助人自助”以挖掘扶助對象的潛能,發揮其能動性的服務活動,包括社區、個案、小組社會工作三類基本方法。社會工作的扶助對象是有需求的社會弱勢群體,既包括物質需求,也包括在精神、社會關系方面的需求。社會工作的實質就是改善扶助對象的社會適應狀況,激發其內在潛力,調節其與外在環境的互動方式,使扶助對象實現良性的社會適應。具體說來,社會工作一方面能夠通過鏈接經濟要素資源、管理要素資源,為貧困者“增能”;另一方面能夠改變服務對象的思維與行為習慣,為其構建新的社會網絡,從而消解貧困者所遭遇的微觀的貧困文化與宏觀的社會交往排斥,擺脫增能型扶貧創業的困境。

  就國內外的理論與實踐狀況看,社會工作在扶貧中已經逐漸形成了一些相對固定的介入路徑:一是“委托—代理”型,即由政府、企業及基金會等主體向社會工作機構購買扶貧服務;二是“協作—互助”型,即政府、企業等主體與社會工作機構協作互助,共同開展扶貧;三是“外展—介入”型,即社工進一步將貧困個體、貧困家庭或貧困社區擴展為工作的對象,并建立以緩解或消除貧困為主要目標的幫扶關系。⑤然而,當前以這三種方式介入扶貧的社會工作面向的僅僅是一般性的服務性救濟,聚焦于日常照料和教育培訓,而非針對貧困者的創業活動。針對參與創業活動的貧困者,我們更需要立足扶貧創業的自身屬性,改造社會工作基本方法以有效發揮社會工作的功效。從而幫助貧困者改善思維和行為習慣,構建有效的社會關系網絡而實現有效脫貧。

  二、社會工作方法的導入與創新

  在扶貧創業這一社會工作尚未觸及的非傳統領域,我們需要基于扶貧創業的自身屬性,從具體的地方性資源與習俗出發,改進社區、個案與小組社會工作方法,以有效應用于貧困治理。

  1.社區社會工作創新及其新平臺

  社區社會工作的基本內容是社會工作者從社區所存在的問題出發,制訂行動方案,組建團隊,籌集資源,執行計劃,推動社區發展。包括社區發展模式,即立足社區資源,動員社區成員參與社區事務,并相互溝通、合作,解決社區問題和滿足成員需求;社會計劃模式,即根據外界專家對社區的調查研究,制定并執行行動方案,化解社區問題;社會行動模式,即針對社區問題,發動社區成員,使用抗爭的方式改善社區的結構和制度,維護社區成員的利益。然而,這三種方式都是社會工作機構直接面對服務對象開展工作,社區貧困者知曉自身是在外力幫扶下進行創業,因而缺乏動力與風險意識,呈現出的并非真正的市場化生產經營場景,加之貧困文化的保護與社會排斥的存在,難以發揮出自身潛力實現創業成功。為此,社會工作團隊需要改變傳統的社區社會工作介入模式,引入與貧困者進行市場化合作的經濟組織,由其直接面對服務對象,為貧困者提供真實的市場化的生產經營場景,讓貧困者在真實的市場風險下進行創業,產生內在的創業動力。

  社區社會工作介入的前提在于明確社區的各個行動主體,這就需要社會工作服務團隊首先理清J村貧困治理場域中各個主體的目標與優劣勢,明確各方的行動機制,從而獲得扎實的合作基礎。

  其一,對于貧困者本身,根深蒂固的貧困文化限制了其有效利用信息與資源的途徑,而且以家庭為中心的合作觀念容易造成群體性的社會排斥,難以在扶貧支持中形成有效的社會資本。致使物質與技能資本在扶貧創業活動中失效,并使村民產生“等靠要”情緒。但他們期待著能夠脫貧致富,盡管勞動能力的低下阻礙著生產的開展,但其對薪金水平的要求也較低,具備與外界合作創業的成本優勢。

  其二,就基層政府而言,一方面責任感與工作執行力強,積極執行國家扶貧政策,也能夠通過權力保障效率;另一方面卻受自身角色、資源所限,無法直接參與到社區及貧困者生計發展之中。并且,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兩點一線式的制度體系忽視了貧困群體的社會化交往,不利于貧困群體的社會關系網絡構建。

  其三,就社會工作團隊而言,一方面擁有專業的助人技能,希望為貧困村民提供能夠踐行創業自主性與行動團隊性的訓練;另一方面卻為自身角色、資源所限,缺乏資金及技術,也難以提供踐行創業自主性與行動團隊性的訓練。

  因此,合適的社區社會工作平臺,就應該是在基層政府的支持下,以社會工作團隊為主體,聯合貧困村民,以及為貧困村民鏈接能夠提供真實的市場化生產場景的經濟組織,立足社區自身資源條件,分析它所可能選擇的產業方向,分析貧困者的生計傾向與勞動技能,選擇并引入與社區及貧困者的資源條件相匹配的經濟組織,建立起實際運營的經濟實體;在具體的生產經營中消解障礙貧困者創業的貧困文化,培養貧困者勇于進取、勤于勞動的創業精神,助推其面向市場需要拓展社會交往。

  于是,根據J村臨近旅游區的區位特色,社會工作團隊鏈接了擁有旅游業從業經驗并計劃在鄉村旅游領域創業的M先生,由他與J村村民發起木屋民俗文化旅游專業合作社,還鏈接了一家大學生創業企業——擁有山野菜新品種和先進的種植培育技術的農業科技公司。進而,協調旅游合作社與農業科技企業,采用龍頭企業帶動貧困戶的方式,企業(合作社)付給貧困者房屋設施及土地租金,并支付工資。貧困者在自己的土地與房屋設施上開展生產經營,并由社工及企業(合作社)管理人員在生產經營中使用個案與小組社會工作方法,對參與勞動的貧困者進行干預,以企業(合作社)的生產經營實際作為改造貧困者思想與行為的平臺,逐漸培養貧困者生產經營的主動性與能力,拓展貧困者的社會交往范圍。

  社會工作團隊推動旅游合作社與貧困村民簽訂15年的院落租賃合同,并提供3萬元左右的民宿裝修款,組織貧困村民經營旅游項目,對貧困村民的工作統籌管理,雙方資源互補、互利雙贏。一期項目改造出7個民俗景點,包括放山人家(介紹人參采挖、人參典故等)、豆腐坊(現場展示豆腐制作、提供豆漿等)、抗聯(介紹東北抗聯、軍裝拍照等)、薩滿風情(表演薩滿舞蹈等)、獵戶家(展示狩獵工具、相關動物等)、酒坊(現場展示釀酒器具,銷售白酒等)、煎餅人家(現場展示煎餅制作、提供煎餅品嘗等)。社會工作團隊推動農業科技公司與貧困村民簽訂10年的土地租賃合同,根據當地市場價格提供土地租金。同時承諾雇傭作為扶助對象的貧困村民,將其組織起來開展當地土特產的種植經營,農業科技公司在山野菜及中藥材的栽培、銷售的全過程指導、監督貧困村民,雙方資源互補、互利雙贏。

  由此,社會工作機構既運用自身鏈接資源的功能,為貧困村民引來扶助者;更通過將社會工作方法貫徹于企業的生產經營之中,運用嚴格的獎懲措施改造、優化貧困村民的行為方式與思想觀念,以超越貧困文化的障礙,消解社會關系的排斥,培育貧困村民的自主性與生計項目的可持續性。

  社會工作介入下的扶貧創業一經成功,貧困者將收獲生產發展與生活改善,經濟組織將獲得經濟效益及社會聲望,社會工作團隊將收獲實踐鍛煉與社會效益。在利益協調機制與合作共贏的原則下,三方更愿意以多方合作的形式,將自身的各種資源及優勢合理整合、充分利用,共同推進產業的實體化進程與經濟的社會化構建。社會工作團隊協調經濟組織資源,進行社會工作方法的介入;企業性經濟組織提供項目所需技術、資源以及管理;貧困村民提供土地、人力物力等資源,并具體參與和開展各種農村發展項目建設。利益協調機制為三方的合作共贏提供了組織動力,為“新社會工作平臺”的持續發展提供了保障。

  2.個案社會工作創新

  個案社會工作的一般方式是針對有問題的個人或家庭,定期地開展讓服務對象能夠認同與愿意接受的服務,以達成其與社會環境的良性互動。但貧困者的貧困文化是對其自身的文化保護,貧困者的社會資本盡管匱乏卻也為其自身所熟悉和習慣,在沒有相應的利益替代的條件下試圖對其予以改變,顯然難以為貧困者所認同與接受。為此,社會工作團隊聯合旅游合作社、農業科技有限公司,改變傳統的個案社會工作的問題介入型的開展方式,將個案社會工作方法融入日常的生產經營管理中。具體說來,就是社會工作團隊成員和企業性經濟組織管理人員一起將社會工作方法融入具體的經營管理,面向貧困村民開展個案工作。

  個案社會工作的原則之一是個別化,社工與企業(合作社)管理團隊充分尊重貧困人口的個體差異,避免使用一般或統一的策略應對他們的獨特需要。而是通過走進貧困村民生產、生活,同他們聊天談心,在獲得村民接納的同時展開個別化的扶助。

  以C叔為例:J村貧困村民,55歲,2014年做過脊椎手術。因村干部疏漏,術前沒有領到政府救濟款,向村里反映后也沒有彌補上,因此對村干部心存不滿。在無力支付醫療費用的情況下向民政部門尋求借貸幫助無果,導致對政府不信任感較強。最終花光積蓄四處舉債才勉強支付手術費用,術后雖然病情穩定,但喪失較大部分勞動能力,情緒消極,沒有能力支付房屋改造費用。

  根據社會工作的“人在情境中”原則,貧困不僅僅是個人問題,往往與其家庭環境、社區環境等息息相關。在此基礎上,社會工作團隊成員和合作社管理人員通過入戶訪談,梳理了C叔的家庭情況。案主與妻子共同生活,無子女(兒子早年因家庭糾紛喝農藥自殺),夫妻二人經歷了相當長一段低潮;妻子患有腰脫,基本無勞動能力,早年曾外出務工掙錢,項目開展前夫妻二人幾乎沒有收入來源。同時,又向鄰里和村干部了解了C叔的社會關系,發現其社會網絡較為簡單,為人忠厚老實,除親戚鄰里外不常與外人溝通,對村里生活水平較好的人家和村干部存在排斥情緒。

  社會工作團隊成員和合作社管理人員在深入了解情況后,協助C叔澄清了自己面對的主要問題。一是面對醫療支出造成的負債和民宿改造需要的費用,家庭已無力繼續承擔;二是C叔夫婦不具備在農村開展一般性生產的體力,難以獲得維持正常生活的收入;三是疾病、貧困與喪子三重折磨導致情緒低落,沒有生活的信心。

  隨后,根據社會工作強調的案主自決原則,社會工作團隊成員和合作社管理人員通過進一步的工作,讓C叔充分意識到可以通過自身努力擺脫困境,他雖然處于困境之中,但仍然具有自我選擇和自我決定的能力和權利,社會工作團隊和合作社只是協助者,自己才是解決問題的主體。于是,社會工作團隊成員和合作社管理人員與C叔共同協商確定了個案工作的整體目標:一是償還債務并湊齊房屋改造費用,緩解燃眉之急;二是恢復家庭生計,有生活來源;三是重拾生活信心。

  接著,社會工作團隊溝通合作社,通過預先支付房屋租金的方式解決案主無力支付民宿改造費用的困難,待C叔家庭經濟狀況改善后償還租金;同時,由于C叔是本地人,對于山參的采挖較為熟識,決定安排C叔負責“放山人家”景點,負責向游客介紹挖野山參的流程、野山參與人工養殖參的區別,講解如何找人參、人參種植情況等。接待大量游客后,C叔的精神面貌獲得巨大改觀,性格也有所變化,從過去的沉默寡言變得能說會道,對村干部和合作社負責人的態度也由排斥變得較為理智和冷靜。

  3.小組社會工作創新

  小組社會工作是以小組的形式開展助人活動,依托群體動力機制,提升服務對象的社會適應能力。其功能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其一,改善村民思維方式與行為習慣,為增能的實踐活動奠定基礎。通過同質小組和異質小組成員的溝通和交流,改善部分參與性不強、積極性不高的組員的心態,而且在成員互相幫助的過程中,激發出自我成就感,學習并鞏固符合社會規范的行為和價值觀,從而生成改變貧困的自我效能感,建立對脫貧致富的自信,并將其情緒、觀念與行為方式提升到創業文化層面,以此作為村民增能實踐的前提和基礎。其二,挖掘小組成員潛力,增強其社會適應能力。社會工作者運用優勢視角理論,在各個成員的互動中尋找各自潛在的稟賦,并通過組建小組為各個成員的成長構建適宜的氛圍與環境,進而通過開發潛質而使其具備有效從事相關工作的能力。其三,在小組工作開展過程中,鼓勵組員參加集體活動,使其學會領導、服從、參與決策等方法,并積極承擔責任。同時,發掘農村社區的領導者,促使貧困群體自主性發展。

  小組社會工作的一般方式也是針對有問題的服務對象定期開展服務,但同樣由于貧困者受到貧困文化的束縛和對自身匱乏的社會資本狀態的習慣,在沒有相應的利益替代的條件下,小組社會工作難以改變貧困者。為此,社會工作團隊聯合旅游合作社、農業科技公司,改變傳統的小組社會工作的問題介入型的開展方式,將其融入日常的生產經營管理中去。具體說來,就是根據崗位分工不同,對貧困村民進行組別劃分。進而,在小組成員、社會工作團隊成員和企業(合作社)管理人員的統一協商下訂立了小組的目標。

  其一,在認知層面,促使貧困村民發現自己存在的問題與偏差,通過調整原有認知傾向,明確自身發展的方向與路徑,提升改變自身貧困的主動性與自信心。

  其二,在個體行為層面,通過制定與薪資報酬直接相關的規章制度,如上班本人簽到否則不計工作時間,工作期間喝酒扣工資等,強化組員的規則意識和契約精神,逐漸形成組員互相監督的機制,減少偏差行為的發生次數。

  其三,在人際溝通層面,促使貧困村民理解企業(合作社)運營的困難,配合社會工作團隊和企業性經濟組織工作的開展。

  其四,在能力建設方面,提高自我控制能力,增強團隊協作能力,提升自身能力與素養。

  其五,給予成員展示自我、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

  這樣,就將小組社會工作的思想方法融入生產勞動過程中,避免了照搬常規小組社會工作方法所產生的生硬感和村民的不信任,也避免了村民產生社會工作團隊成員和企業(合作社)管理人員在以專家或精英的姿態教育自己的心理不適感。從而提高了小組社會工作的有效性,切實幫助貧困村民積極改變自身。

  三、社會工作介入的實效與扶貧創業的模式轉換

  經過近二個周期(24個月)的社會工作介入活動,“社會工作機構”及其引入的企業(合作社)一方面推動扶貧項目不斷發展,直至成功;另一方面也通過社會工作方法的創新,使貧困者超越貧困文化的障礙與社會關系的排斥。同時,社會工作服務團隊對農村扶貧創業的協同,還超越了目前普遍應用的“單向增能”模式,實現了向“雙向協作”模式的精準化轉換。

  1.社會工作介入的實效

  自2015年11月以來,旅游合作社在民宿改造及房屋租金、村民工資的投入累計達100萬,前期一直未能盈利。但堅持近1年下來,于2017年春季期間實現12萬左右的盈利。而對于貧困村民而言,則早已實現了脫貧,平均每戶房租收入近2萬元,人工收入近2萬元,合計4萬元。而且由于項目主要盈利期為6、7月及春節前后,讓原本冬季青黃不接、坐吃山空,開春后又即將迎來一大筆花銷的村民增加了收入,也促進了村民正常生產的發展。

  貧困村民的日常觀念與習慣也得以改變。以C叔為例,其工作集中在春節前后(11月到次年2月)和暑期(7月、8月),一年5個月左右,一天80元,一年房租和營業收入有2萬以上,其他時間工作任務輕,可自謀財路。C叔以前一直悲觀消極,有酗酒傾向。但隨著社會工作者對其進行了自信心的干預,并提供了經營家庭景點的增收機會,C叔開始樹立起自我發展的目標與信心。加之旅游合作社每天早8點都有例會,規定工作期間不準飲酒,違者輕則罰款、重則解約。C叔逐漸對生活充滿了希望,不再酗酒度日,反而開始勤勉工作。

  這實際上就是運用社會工作方法中的優勢視角來扶助貧困者,根據貧困的原因、擁有的技能,發現貧困者的優長之處,并納入相應的勞動崗位。勞動能力不強的貧困村民,也可以通過適當的方式參與到產業中來,以此培養自強意識,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收入,增強自信和滿足感。用具體的商業模式和管理方法讓貧困者自己獲得收入而不是被給予,滿足貧困者被尊重的需要,并形成良好的勞動紀律與生活習慣。同時,旅游合作社將貧困村民組織進日常的旅游營銷之中,派出團隊前往北京、上海、廣州等客源地宣傳,與當地旅行社合作吸引客流,而不再消極地依賴“地接旅行社”。這的確讓貧困村民眼界大開,也讓他們的社會網絡拓展至北京、上海、廣州等客源地,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社會排斥。目前,旅游合作社的管理層正準備將自身從J村撤出,以面向更多的村寨開展民俗旅游。旅游合作社的撤出,并沒有影響相關貧困村民的創業,因為他們不僅培養出了創業致富的積極性、主動性,也擁有了足夠的社會資本,基本具備了在無外力依賴的狀態下自主創業的能力以及獨立運營項目的能力。

  農業科技公司是一家大學生創業企業,在土地租金、生產投入、人工工資的投入上,自2016年3月以來累計達30萬,由于其產品長白楤木尚處于育苗狀態,一直未能盈利。但到2017年春季其產品長白楤木幼苗及葡萄園的價值已達近52萬,擁有了22萬元左右的盈利。而對于貧困村民而言,則也早已實現了脫貧,每戶土地租金年收入近2000元,人工收入平均近4000元,合計6000元。

  項目開展后,貧困村民的精神狀態與行為方式也都有了巨大的變化。以貧困村民L叔為例:現已年過60歲,難以從事較為繁重的體力勞動。以前曾自己種植中藥材當歸,但最后由于銷路等問題不了了之。目前向企業出租土地及看護房屋,并負責對有合作關系的村民進行組織與管理。主要工作內容是為種植長白楤木平整土地、澆水、除草,在葡萄園種植各類葡萄、修剪葡萄苗等,并與企業聘請來的種植專家、技術員相互配合,共同開展長白楤木、葡萄的養護,以及進行長白山本地獼猴桃的試種植。目前工作分布在5月到10月,一年土地及房租和工作收入共10000元左右。

  L叔以前一直覺得自身已經無法再像年輕時一樣參與生產勞動,但由于企業的生產需要天天參與,還能夠向以前難以接觸的種植專家、技術員時時學習,加之擁有了通過自身勞動獲得經濟收入的機會,目前已擁有了開展生計項目的信心與主動性,開始面向市場思考開展合適的項目,并養成了精細持久、保質保量的勞動習慣。同時,由于在生產中時時接觸各類專家,溝通各種市場渠道與政府事務,L叔等貧困村民的社會交往也從局限于家庭與村莊拓展開來,社會關系的排斥逐漸消解,基本具備了在無外援狀態下自主創業的條件與能力。

  2.從“單向增能”到“雙向協作”模式的轉變

  在社會工作團隊介入以前,J村的扶貧創業是由政府主導的對貧困村民實施的“單向增能”模式,即僅僅通過資源協作實現增能。雖然政府依照國家政策為農村扶貧投入了大量資金,并針對貧困村民實施了農村勞動力崗前培訓和技能培訓,試圖改善貧困村民的生計發展,但多年的扶貧工作并未取得預期的良好效果。貧困村民雖然已經走出了社會救濟的“被輸血”階段,但這種單向增能型的扶貧依然停留在“外部驅動造血”的階段,沒有使貧困村民真正擁有“內部激勵造血”的能力,依然沒有徹底擺脫貧困。這種單向增能型的扶貧創業模式,是以國家為核心,由黨委政府向貧困村民進行生產能力的增能扶助。但貧困村民不僅受到貧困文化的影響,而且在日常交往過程中更愿意與自己的血親進行交往,與較高層面群體的社會交往存在著斷裂。由于交往對象同質性強,無法獲得有價值的信息與資源,加之本身并沒有被帶入到產業層面的社會關系中,致使貧困者未能有效、自主地參與生產、交換活動,經濟活動受到很大限制,從而出現了“技能增值、效率低下”的現象。

  如果我們不能夠從根本上改變貧困村民的思想與行為方式,培養他們的“自助”觀念與能力,帶動貧困者跳出“血親圈”的狹小社會關系網,且與政府、市場等施援方建立社交網絡,打破貧困者的社會關系排斥,讓貧困者能夠主動地參與到外界扶助建立的農民種植合作社或企業中去,那么這些合作社與企業只能是“被成立”或“被引入”,而不能真正發揮其作用,幫助貧困者脫貧致富。單向增能型扶貧的“外界驅動造血”可以在資源支持下進行生計援助,但難以培養出貧困者的自主發展能力,無法建立長久的社會支持基礎。

  “單向增能”型扶貧模式對貧困者進行了專業知識與技能方面的培訓,這僅僅是外部力量與貧困者在資源上的協作,并未與貧困主體在管理中進行協作,依靠的是外部主體來駕馭外在資源,沒能讓貧困者擺脫貧困文化與社會排斥,難以實現脫貧。而有效的扶貧所需要的不是單方面的生產增能,它還同時需要外部主體與貧困者在資源的管理中進行協作,使貧困者作為主體參與生計項目的生產與經營。不僅參與生產的全過程,借此逐漸擺脫貧困文化而生成支持創業的理念與行為方式;也參與面向項目外部市場的交往,從而逐漸擺脫社會關系的排斥而將自身的交往拓展至生計項目所需的社會關系網絡。將扶貧模式由“單向增能”,轉換為“雙向協作”,這是扶貧創業成功并可持續的機制保障。

  塑造雙向協作的關鍵在于中立性的第三方介入。因為在傳統的“單向增能”模式下,政府投入扶貧資金對農民進行技術、教育等方面的培訓,單方面對農民進行生產增能,第三方不易存在,難以形成政府與企業、貧困者之間的對等平臺,不利于貧困者觀念的轉換及社會網絡的擴大,也不利于政府對貧困者的引導與扶助,直接導致了政府對農村的扶貧投入較大但收效甚微的結果。

  那么,由“單向增能”向“雙向協作”模式的轉變如何實現呢?

  我們的社會工作服務團隊,在J村當地黨委政府支持下進行的農村貧困治理的實踐,正是對雙向協作型扶貧創業模式的一種探索。社會工作團隊從尋找社區及貧困者的問題入手,鏈接外在的企業(合作社)組織與貧困者相結合,使貧困者擺脫了貧困文化并打破社會排斥,既保證了貧困者的自主性,又能夠依靠貧困者、企業(合作社)組織與社會工作者合作的力量來駕馭資源。社會工作團隊引導貧困者與企業(合作社)組織建立合作關系,不僅降低了貧困者與政府、企業及其他社會組織的溝通成本,更使貧困者拓展了社會關系網絡而超越社會排斥。同時,即便在社會工作團隊與企業(合作社)組織撤出后,貧困者自身也由于擁有了創業的主觀能動性與習慣,獲得了能夠維持并擴大其社會網絡的能力,從而能夠自主進行產業項目的推進。

  中立性的社會工作服務團隊的介入,打造了具有持續盈利能力并能夠提供創業自主性與行動團隊性訓練的經濟體,構筑了特征鮮明的“雙向協作”型扶貧創業模式。在工作方式上,不僅以增能方式來投入資源、培訓技能,更增加了區別于政府與企業的社會組織主體,并采用社會工作方法幫助貧困者塑造自主意識、積累社會資本;在實踐成效上,這種新方式以協助合作為基礎,不僅能夠實現扶助主體多元化,獲得各種經濟與技術資源,使貧困者“增能”,更能在“協作”中引導貧困者養成與市場機制相匹配的生產觀念與習慣,建立與市場相關部門的社會關系網絡,使貧困者生計與產業發展得到切實有效的保障,使貧困者具備自助的條件與能力,最終實現扶貧創業成功。

  “單向增能”模式以政府為主導,自上而下投入經濟資本,并且為貧困者提供了知識、技能等方面的培訓,使貧困者的各方面能力都有了大的提升,為在全國范圍內推進反貧困事業打下了基礎。但由于沒有考慮到貧困文化和社會排斥對于貧困者的影響,單向增能型扶貧創業在實行的過程中也遇到諸多障礙。為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在農村扶貧領域進行了“雙向協作”模式的創新性實踐,在“增能”的同時幫助貧困者建立起創業的主動性與社會支持基礎。

  社會工作團隊將社會工作方法與企業(合作社)的生產經營相結合,助推貧困者在真實的市場風險下面向市場拓展社會交往,并與施援方、貧困群體進行及時有效的信息交流與資源共享,逐步培養了貧困者的自主發展能力,幫助貧困者積累社會資本,讓貧困者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創業致富的事業中來,實現了助人自助,有效打破貧困文化桎梏,解決社會排斥問題,提高了扶貧創業的效率。因此,在J省J村構建的“新社會工作平臺”和探索的社會工作新方法,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深度契合貧困癥結與創業需求,協助貧困者真正以主體的角色投入到扶貧創業中去的精準化扶貧模式。

  “新社會工作平臺”的結構與機制,符合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個社會主體“各盡所能、各獲所需”的行動原則。社會工作團隊的引導、支持加強了貧困群體與施援方的溝通,提升了扶貧工作的效率,解決了機制內部的障礙限制;貧困者提供土地、人力物力等資源條件,并參與和開展各種發展項目,提升了自身的素質與技能,拓展社會網絡,改善了生產與生活水平,具備了自主創業的能力;企業性經濟組織提供資金、技術、管理等資源,有效地實現了自身的經濟目標,收獲良好的社會聲望。這種利益協調機制為“新社會工作平臺”各方的共贏提供了動力,為合作的持續提供了保障。

  顯然,這種“雙向協作”型扶貧創業的出現,既是對扶貧創業模式精準化的積極探索,也是我國市場化改革與發展的現實需要與必然結果。也正因如此,作為“雙向協作”型扶貧創業載體的基于社會工作介入的扶貧創業平臺的結構與機制,還需在實踐中進一步發展和完善。這一平臺經歷了在J省J村的實踐與發展,逐漸形成了自身的基本框架與運行機制,但還需面對更廣闊領域與更長期實踐的考驗。這需要我們將這一實踐堅持下去,為農村扶貧創業方式的精準化,為農村經濟社會的和諧與發展而不斷探索。

  注釋:

  ①Thomas D.Watts,Doreen Elliott,Nazneen S.Mayadas,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Londond:Greenwood Press,1995,pp.2-3.

  ②Oscar Lewis,Five Families: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New York:Basic Books,1975.

  ③王琪:《論貧困》,《散文福地》2013年第3期。

  ④熊光清:《歐洲的社會排斥理論與反社會排斥實踐》,《國際論壇》2008年第1期。

  ⑤李迎生、徐向文:《社會工作助力精準扶貧:功能定位與實踐探索》,《學海》2016年第4期。

作者簡介

姓名:李文祥 吳征陽 工作單位:吉林大學 哲學社會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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