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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音樂表演民族志視域中的梅山文化研究 ——以湖南梅山文化區儀式音樂為例
2020年02月21日 09:27 來源:《中國音樂》2019年第4期 作者:胡曉東 字號
關鍵詞:音樂表演民族志;梅山文化;儀式音樂;還盤王愿;還都猖大愿

內容摘要:

關鍵詞:音樂表演民族志;梅山文化;儀式音樂;還盤王愿;還都猖大愿

作者簡介:

  【摘要】“梅山文化”是指以湖南省中部新化——安化縣(古梅山區域)為核心區域并傳播至華南、西南,輻射至東南亞乃至世界各國的一種古老文化形態,其似巫似道,尚武崇巫,雜猱著人類漁獵、農耕與原始手工業發展的過程,是儒、道、佛、巫等多元文化長期濡化與涵化的結果。從儀式音樂表演民族志的視角審視梅山文化區內各類祭祀儀式,有助于對梅山文化進行全面、深入、近真的闡釋。以湖南藍山匯源瑤族“還盤王愿儀式”和湖南新化漢族“酬還都猖大愿儀式”為例,對儀式表演中的音樂文本與表演主體進行深入剖析。經由“文本創造與互文性”“扮演與迷幻”“反結構和閾限期”“象征和隱喻”等幾方面的分析,揭示出瑤、漢文化在歷史演進與互視中,民間儀式及其用樂在承載梅山文化內涵、反映社會生活、建構族群共同心理、加強區域和族群文化認同以及維系鄉土社會秩序等方面的重要功能。

  【關鍵詞】音樂表演民族志;梅山文化;儀式音樂;還盤王愿;還都猖大愿

  【作者簡介】胡曉東,博士,江西師范大學音樂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音樂學院中國音樂研究基地研究員。

  【基金項目】本文為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南民族地區佛教音樂與基層社會治理研究”(項目編號:16BMZ069)的階段成果。

  近年來,民族音樂學者力圖還原音樂文化的本真與全貌,將研究對象還原至原生表演語境中,摒棄結構功能主義靜止、局部的研究,從儀式表演民族志(Performance ethnography of Ritual)或表演人類學(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的角度,以動態全景式的視域關注文化持有者如何借由身體(body)語言傳達其內在的思想情感和文化觀念。尤其在民間儀式音樂研究中,研究者們希冀透過活態的儀式表演看到有關歷史、族群、社會、思想觀念與族群認同等文化內質。“梅山文化”是指以湖南省中部新化——安化縣(即古梅山區域)為核心區域并傳播至華南、西南,輻射至東南亞乃至世界各國的一種古老文化形態,其似巫似道、崇巫尚武,雜猱著人類漁獵、農耕生活以及原始手工業發展的過程。趙書峰認為,梅山文化不但保留了“梅山峒蠻”創造的以“三峒梅山”信仰為主的原始習俗,而且體現出濃郁的地域性與民族特征,是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互動的結果。從下列“梅山圖”中我們可以看出,以征戰、漁獵和農耕活動為主題的巨幅繪畫中,雜糅著儒、道、佛、巫等文化的元素,是多元文化濡化與涵化的結果。

  湖南藍山匯源鄉與湘中新化縣皆屬梅山文化的核心區域,各類祭祀儀式繁盛,其音聲形態既承載了濃厚的梅山文化內涵又各具特色。例如湖南藍山匯源鄉瑤族還盤王愿(又稱還家愿)儀式信仰體系及儀式音聲,具有鮮明的瑤傳道教文化色彩。湘中新化縣“酬還都猖大愿”(又稱還都猖大愿)儀式音聲是巫、道、儺等音樂元素的結合體,具有強烈的祭、戲互文關系。從儀式音樂表演民族志的角度審視各儀式,實為一場場規模盛大的宗教儀式表演,儀式表演者們(師公、巫師及信眾)基于共同的民族心理和文化認同,通過一系列的表演儀程,進而實現其社會教化與宗教功能。筆者在田野考察工作的基礎上,結合趙書峰、李新吾、李懷蓀、李志勇、李新民等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經由“文本創造與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扮演(enact)與迷幻(trance)”“反結構(anti-structure)和閾限期(luminal phase)”“象征(symbol)和隱喻(metaphor)”等幾方面的分析,揭示出瑤、漢文化在歷史演進與互視中,民間儀式及其用樂在承載梅山文化內涵、反映社會生活、建構族群共同心理、加強區域和族群文化認同以及維系鄉土社會秩序等方面的重要功能。

  一、儀式音樂表演民族志

  美國人類學家理查德·鮑曼(Richard Bauman)把儀式“表演”看成一種“特定的、藝術的交流模式”,“是一種語境性行為”,并傳達著與語境相關的意義,而語境則取決于“場”(contexts),包括文化所界定的表演發生場所、“制度”(institutions)宗教、教育、政治等因素。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茲(Clifford Geertz)指出,儀式表演是依靠一組獨立的象征符號,引發一組情態(moods)和動機(motivations)(文化精神),確定一種宇宙秩序的定義(宇宙觀),并促使“對象性”模型(models for)和“歸屬性”模型(models of)在相互間轉換。“對象性”模型常常體現出活態的、具體的文化個案的儀式表層現象,一般稱為“符號表征”;“歸屬性”模型則是有關此過程的靜態的、抽象的或隱性的,通常表現為思想、概念和法規的理性歸納或定義,又被稱為“象征符號”。前者是后者所依賴的行為基礎,后者通過對前者過程的總結,可上升為某種對前者具指導意義的行動準則。

  儀式音聲作為儀式表演中最具活力和藝術的因素,因其特有的靈媒特性成為溝通人神二界的重要介質。因此,從表演民族志(Performing ethnography)的角度審視儀式音聲,可建構起一整套圍繞儀式表演與音聲符號為核心的象征符號與符號表征系統,并與儀式群體與個體之精神、觀念緊密相關。學者楊民康對儀式音樂表演民族志(Performance ethnography of Ritual music)做出如下界定:

  以儀式化音樂表演為對象和路徑,借以觀察和揭示人們在其音樂表演活動中如何經由和利用儀式表演行為,將觀念性音樂文化模式轉化為音聲表象的過程和結局,并輔以必要的闡釋性分析和文化反思。

  可見,儀式音樂表演民族志研究高度重視在文化語境中展開對儀式音聲符號的闡釋和文化反思。從儀式音樂表演民族志視角審視湖南藍山匯源鄉瑤族還家愿儀式與新化漢族還都猖大愿儀式,通過觀察并分析其中所呈現的具有典型意義的象征符號(“歸屬性”模型)和符號表征(“對象性”模型),可探知其深層的梅山文化特質與社會功能。

作者簡介

姓名:胡曉東 工作單位:江西師范大學;中國音樂學院中國音樂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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