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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工作社會化背景下的民族社團及其作用發揮 ——以長沙市民族聯誼會為例
2020年02月21日 09:19 來源:《民族論壇》2019年第3期 作者:嚴慶 徐月華 字號
關鍵詞:民族工作社會化;城市民族工作;民族社團;長沙市民族聯誼會

內容摘要:

關鍵詞:民族工作社會化;城市民族工作;民族社團;長沙市民族聯誼會

作者簡介:

  【摘要】新時期的城市民族工作內涵豐富、涵蓋面廣,需要整合民族工作部門以外的社會力量參與城市民族事務治理。民族社團作為一種自發性民間組織在民族工作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發揮民族社團的作用也是民族工作社會化的要求之一。長沙市作為一個多民族散雜居城市所面臨的民族問題復雜、多樣、易變,長沙市為適應當前的民族事務治理實際,探索出了一條順應民族工作社會化趨勢的特色路子,其中長沙市民族聯誼會在整個城市民族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民族工作社會化;城市民族工作;民族社團;長沙市民族聯誼會

  【作者簡介】嚴慶,法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徐月華,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院碩士研究生。

  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不斷加快,我國原有的社會生產結構和資源分配方式發生了很大改變,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民族因素不斷嵌入到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當前的民族工作具有了全域化、生活化、多樣化的特點。這些特點表明,民族工作不單是民族工作部門的分內之事,也是全體社會成員、各個社會領域需要共同參與、協同合作的“大家的事”。民族社團作為民族政治行為主體之一,是現今推動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發展的重要依靠力量。因此,在民族工作社會化的背景之下,研究民族社團在整個城市民族事務治理過程中的作用十分必要。

  一、民族工作社會化與民族社團

  (一)民族工作社會化的提出是民族工作范圍、范疇不斷擴展的需要

  民族工作社會化最先于2002年由江西省民族宗教事務局在探索新時期散居民族地區工作模式時提出,其意涵是指民族工作部門從政策實施者、執行者的角色中淡化出來,變成裁判員,即將散居的民族工作從零散的、部門的、低層次的工作方式,轉換成系統的、社會化的、高層次的工作方式,民族工作部門大膽地到社會各個領域里為自己的工作挖掘和重新配置資源,從而擴張并在新的層次上實現民族工作部門的職能。時任國家民委領導在考察江西民族工作時指出,民族工作社會化是一條很好的思路,是一條好經驗,也是新形勢下民族工作的一種新模式,值得全面總結和推廣。

  民族工作社會化自提出以來,受到了學界和實務部門的關注,并形成了諸多研究成果。以“民族工作社會化”為關鍵詞搜索中國知網,筆者發現截至2018年有關民族工作社會化的相關文獻總共有82篇,最早發表的與民族工作社會化有關的一篇文章是在2002年。整體來看,相關文獻主要圍繞以下議題展開:

  其一,對某一特定地區城市民族工作社會化案例和經驗的總結,如:《民族工作社會化的“昆明經驗”》、《大力推動民族工作社會化——紅河州的幾點做法和經驗》、《湖北探索和建立民族工作社會化新格局》、《張家口市積極借力推進民族工作社會化取得實效》等。通過梳理,筆者發現,我國多地都在積極開展“民族工作社會化”的相關實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相關研究多以社會學的相關理論和方法為指導,研究成果側重于一線務實。

  其二,關于民族工作社會化背景的研究。張小蕾、董堃指出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推進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民族工作面臨著許多新情況、新問題,而要妥善解決這些新問題,提升城市民族工作的質量和水平,推動現代城市的不斷發展,民族工作社會化是一條合理、可行的道路。張紅文、達頓懷認為實現民族工作社會化,是做好新時期民族工作的實際需要,也是民族工作發展的必然趨勢。《關于民族工作社會化的金玉良言》一文指出,在新時代下只有借助社會力量在社會中尋找新的工作層面把民族工作融入到社會工作中,以社會化的民族工作去應對民族問題社會化的局面,只有這樣才能改變以往的“民族事務就是民族工作部門一家的事”的被動局面,也才能改變以往以“民委少數人去管眾多的民族人口的問題”。可以說,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適應城市生活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大大小小的問題,如何處理好這些問題,是新時期民族工作急需解決的重點問題。當下越來越多的民族因素滲入到社會公共事務中來,這要求民族工作的方法要有所突破,而“民族工作社會化”的工作方法則順應了這樣的需求。

  其三,關于民族工作社會化實踐的研究。李孟東指出民族工作社會化是在黨委、政府的領導下,運用政策、法規、經濟、行政等綜合手段來推動民族工作的有益嘗試,也是思想創新、工作創新的直接體現,廣泛開展民族團結進步活動,還需要通過典型力量來帶動各個層面的工作。

  吳新雄指出實行的民族工作社會化模式,就是通過“法規保障、政策扶持、規劃實施”三位一體互補,“政府重視、社會、群眾參與”三位一體互動,“方法出新、思維更新、理念創新”三位一體互為的組合運行,才能使探索民族地區全新的發展觀有了保障、有了機制,實現共同團結奮斗和共同繁榮發展有了主題、有了載體、有了依托。盧新生提出民族工作社會化就是形成黨委領導、政府組織、民族工作部門主抓、相關部門密切配合、社會各界廣泛參與齊抓共管的民族工作格局。上述研究表明,在民族工作社會化的背景之下,制定有效、適用、切實可行的領導機制和運作模式對于城市民族工作來說至關重要。此外,民族部門還應健全制度規范,加強對社會典型力量的管理,這樣才能為更好地開展民族工作社會化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根據上述文獻來看,在當下日益增多的民族因素滲入到城市社會治理的背景下,我國多地都在積極開展與民族工作社會化相關的有益實踐,總結出的經驗為我們把握民族工作社會化提供了一些借鑒和啟示,也為新時期推進民族工作社會化提供了參考,但整體來說缺少對民族工作社會化的學理性分析以及對于作為參與民族工作社會化的主體之一的民族社團的作用分析。在新時期的背景下,推進民族工作社會化要求在黨委和政府的領導下,民族工作部門主動發揮帶頭、牽頭作用,重新配置社會資源,積極吸收接納社會各方加入,鼓勵企業、民族社團、宗教團體、社會精英、教師、工商業個體戶、大學生等社會團體和成員加入到民族工作中來。

  (二)民族社團及其相關研究

  國外學界對于類似民族社團的非政府組織(NGO)的研究較為普遍,類似于民族社團的非政府組織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如何保護少數群體權利方面,包括保護外來移民、原住民、女性、兒童以及地區內的少數民族的生存權、發展權、文化權、政治權等。巴巴拉·吉米爾(Barbara Gemmill)和阿比博拉(BamideleIzu Abimbola)在《非政府組織和公民社會在全球環境治理中的作用》提到“非政府組織和其他民間社會團體不僅是治理的利益攸關方,而且也是通過積極動員公眾支持國際協議而加強國際合作的推動力”。尼古拉·班克斯(Nicola Banks)和大衛·赫爾姆(David Hulme)在《非政府組織和公民社會在發展和減貧中的作用》中提到“越來越多的非政府組織被認為是公民社會中唯一一個重要的行為者。在這一領域的成功將需要其從作為服務提供者的角色轉變為更廣泛的民間社會組織的促進者和支持者,通過這些組織,低收入社區本身可以參與對話和談判,以增強其集體資產和能力”。特爾莫·魯迪弗蘭茨(Telmo Rudi Frantz)在《非政府組織在加強民間社會中的作用》提出“非政府組織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政府工作的一種補充,通過動員當地團體被視為促進自助和克服家長作風以及依賴性的必要條件”。凱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在《拉丁美洲的人權,原則問題網絡及主權》中提到“人權問題提供了一個逐步和重要的國家主權重新概念化的案例研究,在人權問題領域,不斷變化的國際行動背后的主要推動者是跨國非國家行為者,包括國際和國內非政府組織,以及私人基金會,這些網絡與其他形式的跨國關系不同,因為它們主要是由共同的價值觀或有原則的思想驅動的”。雷蒙德L.布萊恩特(Raymond L.Bryant)在《非政府組織和政府:菲律賓生物多樣性和原住民》中主要通過“對菲律賓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原住民祖先領域的案例研究,展示兩個完全不同的非政府組織主導的保護議程如何具有共同的根本目的,即說服原住民內化國家控制實現自我監管”。國外類似于民族社團的非政府組織作為公民社會中的一個重要組成成分,填補了政府工作內容上的空缺,能夠幫助少數群體有機會、有能力、有渠道爭取和維護個人的合法權益。這類社團不僅發揮了對政府工作內容的補充作用,同時也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實現了自我價值,具有獨特的社會效用。

  國內關于民族社團的探討主要集中于民族社團的定義、功能、特征、類型、問題這幾個方面:

  其一,有關民族社團相關概念的研究。蔣連華在《統一戰線與我國少數民族社團的公共性建構》中寫到社會組織化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征,而“國家”或“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問題始終是社會建設的核心命題,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長期“弱社會”的社會狀態與結構日益分化、利益日益多元的社會需求下,催生了我國社會組織公共性的理論話語與實踐命題。鄭信哲在《略論新時期城市少數民族民間社團問題——以城市朝鮮族民間社團為例》中提到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市少數民族人口大幅增加,城市少數民族社團活動也逐漸興起。宋素培在《民族社團的含義、類型及典型個案》中寫到民族社團是現今推動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發展的重要依靠力量,“民族社團”一詞雖被頻繁使用,卻存在著概念界定不清、類型劃分模糊、研究成果少等問題,并將“民族社團”劃分為學術性、行業性、專業性、聯合性四種類型,并結合典型個案具體呈現不同類型民族社團的特點與功能。通過梳理,不難發現,目前有關民族社團的研究應然層面的內容較多,實證性、學理性、機理性的分析還不足。

  其二,關于民族社團現狀的研究。李然在《民族社團與城市民族工作》中指出我國民族社團目前存在著獨立性差、封閉性強、學術化、精英化趨向等問題。政府應加強對社團的培育引導、管理溝通,社團自身也應進行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增強開放性、自主性、群眾性,形成政府、社團、少數民族之間的良性互動,提高城市民族工作的成效,構建城市多民族、多元文化和諧社會。良警宇在《試析青海民族社團的發展現狀與問題》中從民族社團的類型與功能,管理與運行機制,辦公設施、資金來源和人力資源狀況以及公共關系和社會影響等幾個方面對青海民族社團的發展現狀進行總結,并分析其存在的問題,對其健康發展提出研究建議。民族社團作為帶有民族因素的社會團體,能夠為城市民族工作注入新鮮血液,同時也需要有關部門加強對其引導,并實施依法管理。從相關研究來看,國內學者對城市民族社團在城市民族事務治理中發揮的作用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民族社團對于推進民族團結進步工作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在城市少數民族社團的組建、許可等方面至今還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規定,各個城市對于少數民族社團的認識和態度也有所不同,一些城市少數民族社團的活動及其作用發揮還有很大空間。

  其三,關于民族工作社會化與民族社團之間關系的研究。國家民委十分重視各方社會力量在民族工作中發揮的作用,提到“從我國的民族工作體制和我國的國情來說,政府在民族事務中起主導作用是毫無疑問的……同時,也要看到,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社會團體等的影響越來越大,應該更多地發揮他們在民族工作中的作用”。袁影指出非政府組織憑借自身的諸多優勢,在推動民族工作順利開展中起著重要作用。民族社團因其自身的民間性、自主性、獨立性在參與城市民族工作的過程中能更加直觀地參與到少數民族群體的生活中來,針對性地為其解決社會生活中常遇到的問題和糾紛,有效化解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和誤會,使問題在上升到政府層面之前能夠得到切實合理的解決。林劍衛提到舉社團之力,就是發揮以少數民族群眾為主體的社會團體的橋梁和紐帶作用,讓民族社團協助政府做相關的城市民族工作,一方面,要發揮一些現已成立的少數民族聯誼會、伊斯蘭教協會作用,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協調民族關系,調解民族矛盾和糾紛,開展民族文化活動,掌握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情況;另一方面,要加強對民族社團的管理,并鼓勵建立一些具有合法地位的民間組織,支持他們開展促進民族團結進步活動和進行民族文化活動,讓這些組織發揮民族團結的最大效能。社會力量是貫徹政府意志、落實國家政策的前沿平臺,其參與城市民族工作的具體表現為社區、非營利組織、社會團體、高校、科研機構、社工機構等積極介入相關工作。王德靖在總結湖南城市民族工作經驗時指出,為推動民族工作社會化營造良好社會環境,我們創建民族團結進步活動機制,積極開展民族聯誼會活動,少數民族聯誼會在協調民族關系、促進民族團結、維護少數民族的合法權益、幫助民族地區加快發展等方面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總之,民族社團作為非政府性的民間自發組織在城市民族工作中填補了政府容易忽視的空缺,并在其中充當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重視民族社團在城市民族事務治理中的作用需要首肯的態度,更需要相關支持性政策、理論研究等方面的跟進。

作者簡介

姓名:嚴慶 徐月華 工作單位:中央民族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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