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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唯物史觀辨析人工智能的現代性挑戰
2020年02月20日 13:42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0年第1期 作者:孫穎韓 秋紅 字號

內容摘要:人工智能作為21世紀的尖端科技,為人從生命必然性的循環勞作中解放出來提供技術支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  要:人工智能作為21世紀的尖端科技,為人從生命必然性的循環勞作中解放出來提供技術支持。隨著大數據、云計算的發展,超級智能的自我衍生通過迅速改變人的生產生活方式,改變著人的觀念意識,但也為人類本真的生存發展帶來潛在威脅:其一,人工智能在普遍日常化的過程中對主體生活的全面占有具有神圣化風險,成為智能化時代操控人的行為準則、秩序規范的“新神”;其二,人工智能作為信息化時代高效率、高回報率的新工具,在市場經濟體系中具有功利化風險,成為助長工具理性、泯滅價值理性的新形式;其三,人工智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形成技術壟斷與權力壟斷,具有極權化風險,增設意識形態欺騙的新功能。對此,必須回到唯物史觀對“現實的個人”的整全性認識,以自然規定性、價值意義性、社會歷史性的統一,克服和擊破人工智能濫觴可能加劇的現代性風險,正確認識人與人工智能的辯證關系。

  關鍵詞:人工智能 唯物史觀 現代性 現實的個人

    作者簡介:孫穎,東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博士研究生;韓秋紅,東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吉林省重點人文社科基地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性理論研究中心主任

 

  人工智能在當下為生產提供“智能+”的高階模式,為生活提供更為便捷的服務方式,使高科技的優勢盡顯無遺,突出代表著時代的進步與發展。但它又在某種程度上內含著毀滅的隱秘力量,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滲透于日常生活,不斷銷蝕著人的現實性本真,對人構成的現代性威脅就像一顆不定時炸彈隨時有被引爆的危險。當現代科技“天使”與“魔鬼”的雙重身份一體化,并以人工智能的形式呈現時,與現代性共謀、加劇現代性危機的潛在可能被增強,但這并非人工智能本身的問題,而是認識和應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和程度問題,即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辨識人與人工智能、現代科技與社會發展的關系。

  馬克思唯物史觀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思想前提是“現實的個人”。基于“現實的個人”思想,審視人工智能如何改變人的認識、遮蔽人的現實性,它在為人類生產生活帶來發展和便利的同時,又是如何對人的生存發展加劇“非現實”“異現實”的潛在風險。

  第一,對人工智能的“意識活動”之思。掃地機器人、無人駕駛汽車等工具性智能科技是促進人的日常生活方便化的新興手段,而隨著能與人進行互動聊天、情感交流的智能機器人的研發與投放,人工智能的“新時代”隨之到來。它意味著機器不再單是工具性的助手,更有可能成為有意識、有自主能力的存在來代替人本身。不可否認,這樣一種似乎具有意識能力與情感認知的智能機器會滿足、造福一些有特殊需求的群體,但這種應用方式的擴大化可能給人類帶來滅種的生命危機則令人惶恐。西方哲學素有將人的本質歸為意識、理性的傳統,即把人同他物的根本區別歸為有無認識能力這一先天條件,如此,對生命體是否是人類的判斷便以該生命體是否有主觀意識活動為標準。人工智能的“能動性”在這種認識基礎上有了類人的形象。而馬克思主義認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一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即邁出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這一步的時候,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人們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同時間接地生產著自己的物質生活本身。”

  人的現實性首先在于“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必須以滿足自然生存條件為前提。受生命必然性和自然環境制約是人的本質得以實現的客觀現實,只有基于人的肉體自然生命,才能進而談及人的發展與解放,否則,極易陷入對人的本質的概念臆斷或主觀遐思,步入觀念的自我異化的窠臼。將人的本質歸為意識活動和理性能力的唯心主義哲學將“人的能動的方面抽象地發展了”,不從唯物主義的立場對人的本質進行基礎性、前提性的認識,而以抽象的理性能力獨斷人的本質,這種唯心主義傾向為人工智能以擬人的仿真性遮蔽人的現實本真性提供了認識論基礎,為人們對能夠進行“意識活動”的人工智能抱有同類依賴心理,或認為人工智能能完全取代人,并將之視為關系的對象的經驗感知提供一定的思維觀念、支撐。當人們將人工智能“善解人意”的“意識能力”當真,把人與人之間真實的情感交流、社會關系賦予智能機器上時,人們對人工智能物的本質缺乏根本性認識,即沒有認識到人工智能的智能(以意識活動體現)是人在機器中寫入運算法則所賦予的。由是,人工智能作為人造物的“第二性”遮蔽了人的自然第一性,以遮蔽自然規定性否定人的現實性,有造成危及人的生命體存在與繁衍的可能。

  第二,對人工智能的“超神”能力之思。人工智能的功能、應用領域等起初是為了滿足人的某些需要而進行研究和算法輸入的,比如為了解放人的雙手雙腳、節省花費在家務勞動上的時間,發明出智能家用器具;為了提高人工服務的效率、給客戶更好更優質的體驗,開發出機器人助手、在線機器人客服等。但隨著大數據、云計算對人工智能的附加增殖,人工智能產品愈發具備無人能敵、無人能擋的“超神”能力,人工智能的標準逐漸成為認識判斷的標準,人工智能成為人的偶像。如果我們從主客關系的角度加以識察,可以明顯發現這一現象已經構成一種異化形式,即作為客體的物對主體人的支配與控制。馬克思主義批判人服從于物的傀儡式存在方式,強調人的能動的實踐活動,要求“現實的個人”積極地自我實現。“他的欲望的對象是作為不依賴于他的對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這些對象是他的需要的對象;是表現和確證他的本質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對象。”人是在解決生命所需的實踐活動中,與自然產生對象性互動,從而在物質基礎上發揮主觀能動性,實現認識與改造世界,并以此確證自身的,即“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識中確證并表現自身”。因此,“現實的個人”內涵實踐主體的意味,主觀能動性是必不可少的條件,而且這種主體自覺自為的能動性并非意識哲學的抽象概念,而是現實的對象性的實踐活動。人只有在客觀條件下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把握客觀規律,認識與改變世界,才能成為真正的“現實的個人”,才能在實踐中發展社會、創造歷史。而人工智能的“超神”能力對人造成了全面支配的錯覺,以剝奪人的主體性否定人的現實性。其對人的現實性的遮蔽,正如機器工業時代機器對勞動者的束縛一樣,只不過換成了一種形式更加隱蔽的智能數字化、虛擬化的方式。這一人造物反制人的現象在現實中越來越擴張、普及,從而愈發成為現代性批判的集中著力點。

  第三,對人工智能的“新神”形象之思。人工智能以基于大數據綜合分析得出的算法作為運行根據,意味著在算法被輸入機器之后,人工智能的行為活動不會產生算法以外的操作。當下人工智能借大數據云計算的優勢以其精準性降伏人,其神通廣大的能力大有覆蓋人的日常生活之勢,不僅能夠進一步解放人的體力勞動束縛,而且能夠滿足人的一些基本情感與事實判斷、價值選擇的需求。其用數據的拼搭組合、虛擬的場景設置、高效的運算輸出等方式解決人們的諸多現實需求,為人類營造了一個美好的生活圖景。人工智能“全知全能”的“新神”形象已然呈現。如果上帝是一種純粹的神秘力量,那么人工智能則因社會分工不同,可以被視為“脫域機制”中無在場的神秘力量。比起宗教上帝的虛幻性,人工智能的虛假性更難辨識,因為其所特有的實體性的現實存在和現象性的作用力,尤其當人工智能發展到越來越能解決情感問題、越來越能超越傳統時空界限的時候,其“類上帝”的虛假性更難識別。馬克思批判宗教神學對人的精神壓迫如鴉片一樣使人陶醉于不現實的自我想象的幻境中,宗教帶給人虛幻的幸福越讓人感到快樂,就越說明人的現實狀況的糟糕——“宗教里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當人工智能以數字化、虛擬化的先進技術給人營造出美好氛圍時,其神圣性與上帝本質無二,且超越宗教的神秘虛無,給人帶來仿真性極高的實在體驗。這可能會加速人們在享樂主義中忘卻自我存在的本真與意義,致使人陷入自我異化的危機,這一危機將比宗教帶來的更加深重。被技術規定遮蔽現實性、沉浸在虛擬幸福中的人,如同被封閉在黑暗的“洞穴”中,無法接收到真理光芒的普照。而實際上,這種外在力量是由人自己對智能機器的假想所形成的,即人們未能明確人工智能所表現出的所有能力和所營造出的所有景象,究其根本都是人以代碼的方式所賦予的。因此即使人工智能確實以各種方式給人以幸福感,其實質仍是虛幻的,是人對現實的不滿在物上的寄托,構成自我束縛、自我封閉的危機。因此,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對人工智能“新神”的批判要進一步轉向對人類社會的現實批判,追問社會結構形式對現代科技發展、人類解放事業的作用及影響。

  認清人工智能的“新神”形象潛藏的現代性風險,是轉向追問這種風險發生的現實原因、展開批判的前提。現代科技是人類在開掘自身理性能力的路向上對以往宗教神學的反叛,通過宣布“上帝死了”使人從神學意識中解放出來,確立起人的主體地位。但當現代科技發展到如當下人工智能所表現出來的高級狀態時,卻呈現了自我反噬的危機,即本來以解放為目的的啟蒙理性在片面追求自我確證中走向自我束縛,成為科技時代、信息時代的“新神”,人開始被人工智能所支配與控制就是最典型的“啟蒙倒退成了神話”的表征。因此,必須辯證科學地把握二者的關系,才能使人工智能真正被合理地正確使用,助益于人類文明進步。

  如果將人的理性分為追求功利的工具理性和追求意義的價值理性,那么兩種理性的平衡是“現實的個人”自我實現的關鍵環節。而現代性危機正在于工具理性片面壓抑價值理性,且這一問題隨著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使用而呈現愈來愈嚴重的趨勢。作為現代科技的延拓,人工智能正在履行的軌跡并未克服或超脫現代性批判理論家對現代技術愈發具備意識形態功能的理論認知與判斷,它一方面在認識層面以更加精密和高效的計算能力與對數據的掌控,確證著人的理性對客觀世界規律的認識及預判能力,為人類無視倫理道德而狂妄逐利提供更為先進有效、隱蔽虛擬的技術手段;另一方面越發成為束縛人解放發展的新工具。兩方面彼此間構成一種主體的內在悖謬——自我肯認的神圣形象與被“第二自然”束縛的存在缺席。“隨著內在性的消失,個人自決、文化發展、自由想象等等所具有的快樂也隨之消失殆盡。今天,是另一種傾向和目標體現著人的特征:技術專家、精神氣質、控制機器的快感、合群的需要等等,這些被看作是模范,其規則代替了個體的判斷。建議、規定和咨詢代替了道德內容。”技術異化集中反映出人的自我異化,要求我們對先進科技力量進行辯證審視,追問工具理性覆蓋價值理性的根源是什么,以及如何以正確的思維理念克服這種錯誤傾向。

  第一,人工智能對工具理性的助長。人的異化是現代性最突出的問題之一,集中表現為價值的失落、意義的式微、思想的缺席。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工具理性占據上風地位壓抑價值理性的現狀與趨勢。依海德格爾之見,現代科技起到了“座駕”的橋梁作用,為人的理性認知能力提供了阿基米德點,使人真切地看到了撬動地球的可能性。如此,培育起理性的妄自尊大,也就培植了理性的自我封閉。“座駕意味著對那種擺置的聚集,這種擺置擺置著人,亦即促逼著人,使人以訂造方式把現實當作持存物來解蔽。”科學技術成為人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媒介,幫助人們觸摸人類自然力無法觸及的領域。借助理性的技術之力,人可以改變客觀世界成為人想使之成為的樣子,可以進一步認識到以往認識不到的規律。這使人更加相信運用理性掌控外界事物的能力,也令人更加迷戀于掌握外在力量,更加依賴于作為手段、工具的技術科學。正如黑格爾所言:“在時代困境中,人要么成為客體遭到壓迫,要么把自然作為客體加以壓迫。”

  這種主客體間的張力通過現代技術的中介愈發強勁。隨著技術從完全依靠人的操作才能工作,到能夠自己根據運算法則進行數據分析處理展開工作,甚至有產生自主行為的可能性,人類相對于人造物的主體地位受到空前威脅。這種威脅已不是主客體間的緊張關系能否達到統一與和解的問題,而變為客體(如果以原初狀態是他者規定的第二性來理解的話)對人的完全支配與控制的問題。更應被警覺的是,人類或者因為沉醉于自己的發明而被理性所蒙蔽,或者干脆愚鈍地對自身處境毫無察覺,而沒有意識到自身現實性的危機和危機的現實,即已經被愈發具有自主運動性的智能機器所控制,人已經降為工具的工具。以為自己是受益者的人類實則成了科技“游戲”中的玩具——“現代技術并不是人類的產品,不是人類為實現他們自己的目標而創造出來的手段。反之則更接近真理:人類(至少在其作為‘人力資源’的形式中)是技術的產品——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技術之本質的產品”。而這一現代技術的當代代表便是人工智能。正如卡斯帕羅夫第一次面對深藍計算機走出超出他預期的一步棋時,感嘆道:“這真的驚訝到了我。”即便這一步棋不過是計算機程序中的一個bug(漏洞),卻造成了棋手巨大的心理波動,并影響到最終的比賽結果。因此,人工智能一旦被錯誤應用或錯誤對待,帶給人的異化危機不單在于表象的功利主義,更在于心理上不可見卻不可回避的巨大壓力。但無論如何,問題的根本始終是人本身。

  第二,“數字化意識”表征的自我異化。馬克思在批判人的自我異化時通過對宗教批判和意識哲學批判展開,循此,如果宗教是以神秘力量通過外在神圣形象表現出人的自我異化,意識哲學是人的自我異化的一個環節,是產生于人頭腦中的概念想象達到抽象力對人的現實性的遮蔽,那么人工智能則成為二者的結合體,通過技術的方式在兩個方面深化人的自我異化程度。其一,從勞動價值的角度看,人工智能引領人類進入數字化時代,意味著數字成為生產生活的表達式,一切都可以被數字代碼標識與衡量。勞動者的財富從實物貨幣轉化為智能終端軟件上的一串串數字,勞動價值被具象的數字抽象掉了,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更加失去可識別的邊界,勞動者被剝削的方式從可見的生存條件壓榨,到不可見的數字化占有,這既是一種外部力量對內在本質的宰制體現出的異化,也是主體在服從于虛擬數字的主觀認可中的自我異化;其二,從生命體存續的角度看,當下的生物科技能夠實現對生命體的基因編碼,生命的誕生可以根據數據組合寄于生命體以外的容器,當生命的繁殖可以被機器取代,具有個性差別的“現實的個人”固有的不可預知性與不確定性被數字的準確性與精密性所取代,人內在的超越性將被數字所規定的完美性所封閉,人的生命不再屬于人;其三,從時空體感的角度看,5G技術為數字化提供更高速快捷的傳輸通道,讓數字對實體的取代不受時空界限的束縛,為數字插上了翅膀。5G技術成為人工智能全面改變和占有人的生產生活的推動器,可以實現以往受傳統時空限制的實體之間以數字化的方式穿越時空,數據包、數據鏈不再以虛體的形式無影無形,而能夠實現自我的實體化。如此一來,不知究竟是數字成為生命的載體,還是生命成為數字的載體。可見,數字化帶來的人的生產生活方式的根本變革將會帶來人的觀念轉變,一種數字化隨處可見的社會歷史現實將成為形成人的思想意識的客觀因素,其對人的意識的數字化宰制能否被人無意識地服從,關鍵在于現實的人秉持何種理念和態度來對待它。而現代性批判所擔憂的危機正在于人們日益接受了技術化、數字化的文化模式,人們的思想內容、評判事物的標準、評議事件的持久性和關注度,等等,正在轉向以智能終端為依據。正如盧卡奇所批判的從“物化現象”到“物化意識”的物化邏輯,當代“數字化結構”也正在“深入地、注定地、決定性地浸入人的意識里”,吸納和侵蝕人的意識,使人越來越屈從于這種“數字化普遍形式”,遵循著從數字化現象到數字化意識的演變,致使人的真實性的蛻變。這樣的異化不僅僅表現為生產活動中勞動者與勞動產品、勞動過程的異化,而且還在普遍性上體現出人的異化和人與人之間的異化。

  第三,資本邏輯的中介角色和強力支撐。當下我們仍處于“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資本邏輯對科學技術以“價值中立”自我標榜,實則向工具理性傾斜的現象,起著重要的動力樞紐作用。“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 %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正是資本增殖的需求,一方面加劇了功利主義的蔓延,使人為了利益不擇手段;另一方面消解著價值意義,通過消滅目的為技術手段的實用主義掃清障礙。因此,對現代科技的現代性批判,矛頭常指向資本主義的弊端。“沒有財富就沒有技術,但沒有技術也就沒有財富。一個技術裝置需要一筆投資,但因為它能優化性能,所以它也能優化這種更佳的性能帶來的剩余價值。為此只需實現剩余價值就行了,也就是說只需銷售性能的產品就行了。”技術在生產與再生產的環節中扮演重要的利潤跳板角色,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商品的部分交換價值被抽取作為科研啟動和推動資金,科研成果就不能置身事外單純地作為科學存在,而要兌現資本增殖的契約承諾,與技術結合,通過改善產品的功能、提升生產率等方式,為產品賦新值,在商品流通中增加交換價值,擴展利潤空間,提高銷售效益。在這一過程中,科學成為一種生產力,且成為資本流通的一個重要環節。加之社會對財富的欲望遠大于對科學知識的單純渴求,科學便不可能獨善其身,即“技術與利潤的‘有機’結合先于技術與科學的結合”。以往通過剝削勞動達到資本積累目的的方式,逐漸演化為通過無償占有數據生產者的數據,實現數字化增殖的形式。資本殖民的手臂已經從實體空間伸向了虛擬空間,人工智能正是“數字資本主義”在當代的標志和重要剝削工具。“人工智能興起可能會讓大多數人不再擁有經濟價值和政治力量。同時,生物技術的進步則可能將經濟上的不平等轉化為生物上的不平等。那些超級富豪終于要看到值得砸下手中大把財富的目標了。迄今為止,能用錢買到的頂多就是地位的象征,但很快就有可能買到生命本身。等到出現了延長生命、讓身體和認知能力再升級的全新療法,而這一切的代價又極度昂貴,可能就是人類整體分裂出生物種性的時刻。”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數字化的當代社會,更可能帶來以技術的歸屬、資本的額度、數據的占有為標準產生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霸權統治。而在以交換價值為衡量標尺,以貨幣資本為價值媒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最終不可避免地會歸向有產和無產的兩極分化,社會歷史將仍然處在“階級斗爭的歷史”中。可以說,資本積累為科技的實用主義提供邏輯起點,資本主義制度為逐利提供法權支撐。因此,現代科技帶來的異化危機實則是制度的危機、是人對人的關系危機,“非是科學殺人,而是人殺人”。

  “機器不會控制人類,而制造機器的人可以。”人工智能是由人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發展著的實踐活動中發明創造的、用于滿足人的物質性需求、確證自我認識能力的人造物,就其發明發展而言,具有中介性作用和附屬性特征。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在于根據大數據綜合分析形成的編程算法進行機械運轉,這意味著一旦實際情況超脫編程算法的規定,人工智能將陷入混亂和癱瘓。即便擔任評價標準角色的人工智能產品,其標桿指數等數據、規則、算法仍是由人設定的,而非機器的自主生成。無論人工智能未來發展到何等高級的程度,其“源代碼”始終是人給予的。因此,人工智能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從根本上來講仍然是人的問題、由人的生產生活建立起的社會關系問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科技在資本“為賣而買”的總邏輯中成為盈利工具,獲益者仍是財富擁有者,被剝削者仍是生產者,馬克思所指出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并未因科技的升級而有根本改變。并且,作為資本的工具,科技的發展更有助長社會兩極分化的可能。但需強調的是,問題不在科技本身,而在于作為一種支配權力存在的資本,以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形式對社會生產力的束縛。因此,一方面要辯證對待日益發展的科學技術,另一方面要思考人類解放的社會歷史發展,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中正確認識人工智能、資本主義與人類解放的關系。

  唯物史觀致力于為人類解放事業尋找現實出路,在科學把握社會歷史發展規律中直面社會歷史現實,立足社會生產生活實踐,在認識與改造世界中實現人的自我解放。以唯物史觀的思維方式批判資本主義現代性危機,是當代破解上述人工智能發展過程中所反映出的諸多問題的科學路徑。

  其一,辯證認識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當代科技。事實上,科學技術的進步既不能自發革新社會生產關系,也絕非造成和加劇異化危機的罪魁禍首,它實際上不過是一種人造的現實力量。這意味著對這一客觀現實的應用方式決定了其發展能否真正造福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技術扮演的不僅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進步力量,更代表著獲取剩余價值的主要方式,其在對“經濟人”假設的制度肯認中成為謀利的工具。人的價值理性漸趨失落使人們“浪蕩”于“忘在”的荒蕪之中,自我的價值“現實性”被尖端科技提供的世俗化、大眾化的“第二自然”所遮蔽,人在工具理性中喪失存在的本真,陷于“非現實”“異現實”的境況。必須回到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價值旨趣中,辯證認識技術進步與人的自由解放的關系。

  顯然,如果仍被陳腐的以犧牲他者為自我發展的統治階級所利用,科學技術可以以專業性、精準性的特征成為比其他形式更具欺騙性的意識形態工具,以極權化趨向淹沒多元性,導致人“非現實”的異化存在,并阻礙社會歷史的發展。但另一方面,科學技術也可以扮演推翻舊統治和落后的社會組織方式,建立新世界的潛在能力者的角色,成為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消滅壓迫剝削,實現階級解放和人類解放的客觀生產力條件。只有能夠實現真正平等自由的、代表社會先進發展方向的生產關系的建立,才能使科學技術的積極效用被完全釋放。“我們似乎看到了一條真正克服異化的道路——一般數據的共享,讓數據成為構筑未來人類共同體的根基,而不是拒絕數據,拒絕數字化。因此,對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結論是,我們需要進行的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改造不平等的生產關系,而不是進行存在論批判,將數字技術和數據拒之門外。”

  因此,對于人工智能的科學認識在于將其放入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總體規律之中,以其能量和效益成全文明進步和人的自由解放事業,以社會歷史主體的正確應用成全人工智能的價值意義。

  其二,抓住事物本質,認清資本主義制度是現代性危機的罪魁禍首。“在技術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經濟都并入了一種無所不在的制度,這一制度吞沒或拒斥所有歷史替代性選擇。這一制度的生產效率和增長潛力穩定了社會,并把技術進步包容在統治的框架內。技術的合理性已經變成政治的合理性。”社會技術化程度的加深固然會造成人類社會同質化、齊一化的行為模式和生存方式,但問題的根本不在于科技本身,而在于科技是被誰通過什么方式所應用。在資本邏輯主導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科技成為被統治階層用以加強自身統治和自我確證的工具。資本主義在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中不斷以新的方式完成自我救渡,從泰勒制到福特主義,從規模制造到空間生產,從實體經濟到金融資本,從產業資本到數字資本……資本的再生產動力、革新意識是毋庸置疑的,也是應該得到褒揚的,馬克思也曾為其贊美:“只有資本才創造出資產階級社會,并創造出社會成員對自然界和社會聯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產生了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它創造了這樣一個社會階段,與這個社會階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會階段都只表現為人類的地方性發展和對自然的崇拜……資本破壞這一切并使之不斷革命化,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個里程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具體形式在不斷適應客觀危機中創新創造,推動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無論是科學技術,還是思想文化,無論是經濟生產,還是政治組織,都實現了躍升。但是,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悖謬不會因為外在形式的變化而自我消解,資本主義的弊端也在發展中愈發鮮明地呈現出來,尤其當資本綁架技術在權力領域被廣泛而深度地應用時,更是如此。資產階級清楚這一點,因此為了繼續鞏固自身的統治地位、謀取階級利益,更需要通過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宣傳將整個社會整合到自己的權力之網中,形成一種意識形態的“鐵籠”,麻痹人的解放意志,牢牢禁錮人爭取自由解放的意識。因此,表面上現代科技帶來的技術宰制,實則是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技術意識形態統治:“生產裝備趨向于變成極權性的,它不僅決定著社會需要的職業、技能和態度,而且還決定著個人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它消除了私人與公眾之間、個人需要與社會需要之間的對立。對現存制度來說,技術成了社會控制和社會團結的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因此,人類真正的自由解放只有根本改變所有制關系、變革制度模式,才能使生產關系適應不斷發展的先進生產力,使高科技不至因落后的生產關系和錯誤的濫用成為威脅人的生存的潛在風險。

  其三,人類解放需要通過改變不合理的生產關系來實現。綜上可見,科技既不是導致人的異化的源頭,也非解放人的主體力量,但它可以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支持,實現這一點關鍵在于科技被誰使用、被如何看待、被如何使用,也就是作為生產力的科技應該處于什么樣的生產關系中,才能為人類社會發展、人類解放事業作出貢獻。因此,人類解放的關鍵仍是要回到唯物史觀所科學把握的社會歷史發展規律上來,即根據生產力的發展進步,革新生產關系以進一步適應和解放生產力。

  “資本主義生產不是絕對的生產方式,而只是一種歷史的、和物質生產條件的某個有限的發展時期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唯物史觀強調資本主義社會形式的歷史必然性和暫時性,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愈發成為阻礙生產力發展、妨礙人的發展的不合理制度形式時,人民的力量和歷史的車輪將推動它的淘汰。在智能科技愈發改變著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以及人們的思維觀念的當下,資本主義仍因循守舊以犧牲被剝削者的利益換取資本家利益的方式進行“零和博弈”,這必然導致加劇兩極分化、激化階級矛盾的后果。一旦發達科技被用于資源能源爭奪、社會平等地位斗爭、個人權利要求等各種原因引起的“熱戰”甚至是軍事戰爭,它帶來的糟糕狀況將可能以人類滅絕為終極代價。因此,在消除現代性危機、實現人的解放和社會進步的過程中,既要認清資本主義制度對科學技術應用帶來社會歷史進步的界限,又要清楚認識到人類社會歷史進步的主體是廣大人民群眾,是活生生的實踐活動中的“現實的個人”。

  社會歷史發展與人的發展是辯證統一的,只有推動社會歷史的發展進步和社會形態的更迭變遷,人的自由解放才能真正實現。馬克思突出澄明人的本質所具有的社會歷史性,“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一社會關系既包括人與自然的自然關系和人與自然的社會關系,也包括人在歷史中的自然關系和人同歷史共進并行的社會關系。馬克思對社會的理解可解讀為包含人的實踐活動的客觀的歷史的環境,這既包括為人所認識、受人所改造的屬人的自然歷史,也囊括決定人的生產實踐限度、被人的實踐活動不斷創造的社會歷史。人是一定社會形式下的具體的人,也是具體的創造一定社會形式的現實的人。因此,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既是歷史的劇作者也是歷史的劇中人。“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于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

  唯物史觀將由物質生產條件決定的社會發展形式作為基本衡量尺度,將人在一定社會形式整體所彰顯的基本情況總結為發展三階段,從而一方面說明人是一定社會形式的、一定方式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說明“現實的個人”是社會變遷的主體力量。只有現實的個人在一定的社會生產力條件下進行一定的生產實踐,才能構成一定的生產關系、交往關系,從而塑就社會的整體面貌。而社會的整體面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相異的特定形式,這種特定形式彼此間總是以差異性體現,用以往哲學家的思維方式總會把它們彼此割裂開來,造成歷史的斷裂,甚至把歷史虛無化。而在馬克思這里實現了對歷史觀的完整的超越。馬克思把人置于歷史之中,還人以歷史主體地位,同時把歷史放入人類實踐活動的社會之中,指明歷史條件對人的限定作用,從而對歷史的理解有了連續性,對人的理解有了歷史性,進而實現了理論的現實性。

  資本主義的“歷史終結論”已經在無數的客觀事實面前不攻自破,隨著科學技術更加迅猛的發展和革新,在生產力過剩和滿溢的現代社會,只有根本撼動和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才能徹底解決社會歷史發展的停滯和危機。我們已經看到,這一解放途徑絕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統治內部實現,那些改良的口號和方法不過是掩人耳目的表面文章,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才能完成對社會歷史的革新、自我的解放以及全人類的解放。因為“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中一定要聯合為階級,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并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么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消滅了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

  

作者簡介

姓名:孫穎韓 秋紅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賈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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