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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思想史的高度把握中國史學的民族特性 ——吳懷祺教授訪談錄
2020年02月21日 09:45 來源:《史學史研究》 作者:汪高鑫 周倩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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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吳懷祺,1938年生,安徽廬江縣人。1961年畢業于合肥師范學院歷史系,1978年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師從白壽彝先生從事中國史學史專業學習。現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中國史學史、中國史學思想史、中國文化史等學科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獨撰學術著作有《宋代史學思想史》、《中國史學思想史》、《鄭樵評傳》、《易學與史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國史學史》(白壽彝主編)第4冊、《中國文化史·宋卷》等;主編并參加撰寫10卷本《中國史學思想通史》、6卷本《中國史學思想通論》;點校整理古籍有《鄭樵文集(校補)·鄭樵年譜稿》、《田間易學》等;發表學術文章200余篇。2016年1月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汪高鑫教授、周倩博士生對吳懷祺先生進行了訪談。

  一、走向史學史研究之路

  問:一個人的成長離不開家庭教育,您出身書香門第,家學深厚,這對于您走向史學研究道路一定產生了某些影響,能否請您談談個人的體會?

  影響人的成長的因素其實有多種,家庭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不過,家學對我的治學道路也確實產生過一定的影響。我的曾外祖父馬其昶通伯先生是清史館的總纂,《清史稿》的主要編纂者,又與北師大老校長陳垣先生有深厚交往,陳智超先生編的《陳垣來往書信集》中,還收錄了通伯先生與援庵先生的信函。我常想,自己走上治史的道路,與家學環境的熏染分不開。曾外祖在易學研究上著有《周易費氏學》八卷,我自己現在研究易學,也不知不覺走上這條路。我是沒有可能親見通伯曾外祖的,但近年的治學卻漸漸與之“暗合”。我的舅舅馬茂元先生是唐詩研究專家,在楚辭樂府研究等方面都很有造詣。茂元舅舅的文論特別重視通變,而我從事史學研究,最早關注的也是史學的通變思想問題,這可以說又是一個“暗合”。

  至于父親吳孟復,他一生追求學術新境,文史兼擅、詩文并美。錢仲聯先生在《吳山蘿詩文錄存·序》中謂家父學術“合皖江南北之長”,確是不移之論。過去學界常稱“皖學”,其實并不準確,至少自有清以來,有皖南之學、皖中之學,兩者有相通之處,但又不完全等同。皖南之學于經學文字、音韻、訓詁都有極高成就,而皖中如桐城一帶則是于易學、詩學、諸子學都有杰出貢獻,倡義理、考據、詞章為一,在文章學上尤多貢獻。家父由于家世和就學的關系,得皖南、皖中學問的沾溉,因此在治學上能反映皖江南北學術精神。他的著作《古書讀校法》(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5月版)、《訓詁通論》(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4月版,1984年7月第二次印刷)和《古籍研究整理通論》(臺北貫雅文化公司1991年11月版),為治傳統學術者和整理傳統文獻者介紹中國傳統目錄學、版本學和小學,已梓行多年,是父親六十多年讀書、研究和教學的結晶,2008年由中國書店合成《國學典籍閱讀要義》一書出版,至今看來仍有益于廣大學者。

  我選擇從事史學研究并進入史學史領域,與父親的教導密切相關。父親一直秉持因材施教的原則。我上中學時,理科學得很好,還對哲學很感興趣。父親沒有要求我按照他的治學路子走,而是充分尊重我自己的喜好。現在想來,當年父親支持我對哲學的興趣,也為我后來從事史學與史學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思想和方法上的準備。父親在學術上也給予我很大的支持。記得我在1978年報考研究生,是父親建議我報考白壽彝先生的研究生的。父親曾經在上海、安徽的高校、圖書館工作過,接觸了大量學者的論著,對學者們的學術路徑、方法和成就比較了解。他的指點和鼓勵讓我堅定了報考白先生的決心,從而有了后來有幸進入北師大史學所跟隨白先生學習和研究中國史學史的機會。我考取研究生之后,父親又將他自己用的線裝書前四史、《書目答問》、《史通》等贈與我,而這幾部書都是學習史學史必須閱讀的基本書籍,《史通》更是中國古代最早的總結前代史學發展情況的典籍。父親將它們贈與我,其中的勉勵和期望之情可見一斑。應該說我的文字音韻學和文獻目錄學功底都是從父親那里“剽聽”來的。我沒有系統聽過父親的課,學生都說,他的課講得非常好,我卻無緣聽,是在家庭環境中耳濡目染,培育出了我對中國文史之學的興趣和感情的。

  問:從治學路徑而言,吳孟復先生精通小學、版本目錄學,您的家學主要在文字訓詁、書目文獻方面,與史學史的路徑明顯是不同的,請問您的家學對您從事史學史研究究竟有何具體影響?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是的,文字訓詁、書目文獻,這些是中國傳統學問的基礎,與史學史的研究方法與旨趣有所不同。父親重小學、重版本、重目錄,我聽他談陳振孫,談顧炎武語韻分類,談王念孫、王引之,了解了中國古代典籍的版本、目錄、分類及其發展歷程。他還在《訓詁通論》中明確提出要讀懂文獻語言、了解其語義,訓詁學是文獻語言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需加以重視。在他的思想和實踐的影響下,我逐漸對中國古典文字、古典文獻的相關知識熟悉起來。雖然史學史考察的多是思想層面的東西,但是不懂古代文字,不懂古典文獻,不懂得基本的訓詁,你就很難真正讀懂歷史文獻資料,又從何談起對歷史思想與史學思想進行研究呢!所以說,盡管我與父親的研究學科方向不同,治學路徑不同,但受父親影響打下的文獻學基礎,卻對我之后的史學史研究影響至深。

  問:白壽彝先生作為您的導師,是真正將您引向史學研究道路之人。您常常說起,白先生跟自己的學生說得最多的就是要重視讀書。您初入白先生門下所做的七篇札記,據說也是與白先生的“讀書論”有很大的關系,能否結合談談白先生重視讀書的思想?

  我要特別感謝我的恩師白壽彝先生,是先生引我進入了史學研究的園地。先生是當代著名的史家,也是一位哲人,每一位到先生那里去的人都有體會,與先生的每一次談話都會得到很多啟發。

  先生重視讀書,跟我們學生談得最多的就是要多讀書,認真讀書,他的“讀書論”對我的影響是十分深刻的。記得有一次先生同我們幾個同學談文章,其間有的同學說,有些人把新發現的材料、文物藏起來,留著自己寫文章用。先生說道:那算什么本事?真本事是在認真讀書的基礎上,提出新問題、拿出新見解。在人人都看得到的書中,看出別人沒有看出的東西,發前人之未發,那才是真本事。《史記》不是人人都見到嗎?千百年來有多少學者在研究,寫出多少好文章!有的人讀《史記》,沒有收獲,有的人讀《史記》卻新見迭出。他平時還常用顧炎武《日知錄》“采銅于山”的話,向我們說明認真讀書的重要性。

  我初入先生門時,有一段時間不太注意系統讀書,熱衷于繁瑣的考據,寫了一些東西,心想一定會得到先生的首肯。先生看了之后,沒有表揚,也沒有批評,只說了一句:“你看過徐悲鴻畫的馬嗎?”我當時內心的震動很大,回頭仔細琢磨,頭腦才漸漸清醒,悟出這句話中的一些道理來。從這以后,我老老實實讀書、思考,在認真讀書的基礎上,一連寫了七篇札記。先生看后大為贊許,說做札記是讀書的一項基本功。這七篇札記的寫作,可以說全面提升了我的治史能力,其中有三篇先行發表了,這是進入研究生階段后第一次發表的作品,對我的激勵是很大的。從此我便逐漸明白了一個道理,治史要重視理論思維,首先要多讀書,讀透書,只有這樣,才會有心得。

  先生強調讀書需有重點。他在《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中有一段話,說讀書“要如暢游長江大河,務攬其勝,要在‘優勝’上多下功夫。江河一瀉千里,歷萬水千山,如泛泛觀望,不會有什么奇趣。如果在優勝之區多所盤桓,意境自會不同。”(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頁)他在各類書籍中尤重原著,著力挖掘原著中蘊藏的價值。上世紀五十年代時,先生曾推薦《史記》、《四書》和《昭明文選》三部書,指出若能對這三部書熟讀深思,就可以作為學習的基礎,有了這個基礎,博覽群書就有破竹之勢。

  學與思,不能偏廢,讀書須有心得,這是先生對于讀書目標的認識。我上研究生的時候,先生家住在興華胡同,每次與先生見面,都要說一說自己最近讀書的心得。先生靜靜地聽著,不時插上幾句話、問幾個問題,我則從先生的話中,悟到治學和做人的真諦。

  問:白先生學識淵博,視野開闊。在教書育人上,非常重視對學生的知識和能力的全面培養,他的這種教育理念在您的治學道路上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確實如此,先生不但重視教好書,更重視培育人。從學習方法上講,先生特別鼓勵我們廣泛學習和吸收各類文史知識,尤其要向“大家”學習,并為此提供了許多支持幫助。記得研究生第一年時,他曾安排我們聽中文系研究生的中國文學史課,還要求我們去中國社會科學院聽文獻學和文字學的課程,平時也要我們讀點文學書籍。對于我個人來說,1998年,先生曾為《史學史研究》“人物志”專欄帶我去訪問周一良先生,給我創造了一個向周先生請教、與周先生交流的機會。在先生開闊思想和胸襟的感染下,那時候我每天騎自行車去當時的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的善本書庫,在那里待上一整天,廣泛地接觸到各類典籍,對于開拓自己的視野和思維,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先生要求研究生們在學習和研究以外,還要學會五種本領,即是要會寫文章、寫書、教書、當編輯和做一些學術組織工作。他就是按這樣的思路培養學生的。我留校工作,要寫文章、寫書,還擔任過不同班級的教學任務,教過本科生、夜大生、方志班、進修班和研究生。一工作就參加刊物編輯部的工作,任常務編委,編文稿、聯系作者和讀者、校對、下印刷廠,這些工作都做了。一些學術會議的會務工作也會參與。先生所說的五種工作,我均一一嘗試了份量。現在我完全明白了先生的用心,研究生要學會五種本領,是把全面發展的思想貫徹到研究生教育中去,從社會實際的需要,從教育、學術發展的需要,確定研究生的教育目標,培養高校未來的科研和教育工作者,學生畢業后,既懂教育,又會科研,又可以承擔其他社會工作。

  問:您近二十余年來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史學思想史,在這個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據我們所知,白先生很早就開始關注于對史學思想史的研究,請問白先生的治史旨趣對于您走上史學思想史研究的道路有何具體影響?

  史學思想史是史學史的一個分支學科。說起我走上史學思想史的研究道路,還得從對史學史開始有興趣講起。我最初了解史學史,并開始產生興趣,與我大學本科階段老師的影響分不開。記得我大學畢業那年,有志于報考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的研究生。我就讀的大學的幾位老師,知道我的志向以后,就主動借給我白先生的《學步集》和金毓黻先生的《中國史學史》,供我復習使用。在這之前,其實我對史學史并沒有什么了解,正是這些書籍,讓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中國史學史和白壽彝先生的學術思想。

  至于后來為什么選擇史學思想史作為研究方向,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白先生的影響。先生十分重視總結中國古代史學遺產,上世紀80年代曾有五篇《談史學遺產》答客問,其中第一個談的就是史學思想。他說:“關于這個問題(歷史觀點),多年以來我們有個看法,認為馬克思主義以前,歷史觀點都是歷史唯心論,好像是一無可取。……按照這種寫法,二十四史只能是二十四部史料書,再沒有其它的價值了。但這是不符合實際的。二十四史,固然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歷史資料,還給我們留下了不少的思想資料,留下了觀察歷史的方法,留下了寫歷史的方法,留下了許多專門知識。從歷史觀點來說,在二十四史里,在別的很多史書里,在不少有關史事論述的書里,都還是有進步的觀點、正確的觀點,可以供我們參考、吸取和發揚的。”(《關于〈談史學遺產〉》,載《中國史學史論集》,中華書局1999年版)還指出了史學思想的一些具體內容,比如關于歷史進程、地理環境、社會經濟、得失成敗等等問題的看法。我接受了白先生關于史學思想的一系列論述,在先生的指導下,在研究中,慢慢地體悟到研究史學思想的重要性和研究的途徑。

  舉個具體實例來說,先生關于朱熹學術的研究,對我領悟史學思想就有很大的啟發。先生研究朱熹的文稿經過多年變亂,散失不少,收錄進《白壽彝史學論集·朱熹撰述叢考》的主要有《朱熹辨偽書語》、《朱熹的師承》、《朱子語錄諸家匯輯序目》、《朱熹對于易學的貢獻》等。先生說他的朱熹研究做的是“資料性的工作”,但由于先生的認真結撰,其中當然也包含著他的“一家言”。先生的朱熹研究,一是對朱熹學術淵源的探討,一是對朱熹學術本身的研究。先生從學術淵源處著手看朱熹學術、考察朱熹辨偽的學問精神、探討朱熹《易》學中的史識,其實是要去領悟朱熹學術中蘊含的那種歷史眼光和史識。這種研究思路和路徑,對我最初踏入宋代史學思想史研究領域,是有很大啟發的。

  問:您從事史學思想史研究最初所取得的成果,便是九十年代出版的《宋代史學思想史》和《中國史學思想史》二書,白先生分別為二書作了序言。您后來也常常談起這兩篇序文,請問這兩篇《序》對于您的史學思想史研究之路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我分別在1992年和1996年出版了《宋代史學思想史》和《中國史學思想史》兩本書,它們可以說是我多年來從事史學思想史研究的一點成果。幸運的是,平生很少為別人作序的先生,竟然為這兩本書都分別作了《序》。

  在《宋代史學思想史》的《序》中,先生指出:本書是史學史分支學科中的一部斷代史,也是一部專史,正是適應分支學科的建設而作出的成果。又說:“宋代史學著作繁富,抓出個頭緒來很不容易,我祝賀懷祺同志取得的初步成功。宋代史學研究還有一段很長的路程,希望懷祺同志能堅持下去,作長期不懈的努力,繼續不斷地取得新的成果。”《中國史學思想史》的《序》,是先生以八十七歲高齡寫的,在春節前后用了半個多月時間才得以完成。在寫作之前,他要劉雪英同志為他讀了書稿(三校樣)的不少章節,還訂正了書稿中的一些訛誤,并且要了書稿目錄的復印件,這才下筆作《序》。這兩篇《序》是先生在治學上的嚴謹態度的體現,更是濃縮了先生對學生的關愛之情。先生的話既是對我研究的肯定和鼓勵,又為未來的史學思想史研究指明了方向,指引著我不斷地努力前行。

作者簡介

姓名:汪高鑫 周倩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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