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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利用外資70年:歷程、效應與主要經驗
2020年02月20日 13:08 來源:《管理世界》2019年11期 作者:劉建麗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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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逐步開放基礎上引進和利用外資,是新中國快速工業化的重要經驗之一,也是大國方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我國在一系列外部約束下對利用外資進行過積極的探索,積累了成敗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開放領域不斷拓展,層次不斷提升,利用外資規模快速增長,利用外資方式不斷創新,引進和利用外資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從政策導向和投資流量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利用外資的歷程可以分為規模導向階段、效率導向階段和高質量發展階段。70年來,外資通過補缺與啟動效應、增長拉動效應、競爭效應、技術溢出效應等機制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當前,在中國加快構建形成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背景下,各級政府需針對利用外資存在的問題進行政策引導和制度創新,切實提升全方位利用外資的水平和質量,實現外資與中國本土經濟成分的互融共生。 

  關鍵詞 

  對外開放;利用外資;新中國70年;發展歷程 

  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國有企業跨國投資與政府監管問題研究”(12CGL007)。 

  本文特別說明:按照最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外商投資指外國的自然人、企業或其他組織直接或間接在中國境內進行的投資活動。香港、澳門和臺灣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港澳臺投資不屬于外商投資,但港澳作為單獨關稅區和自由港一直在中國大陸經濟統計中被視同為外資,臺灣地區對大陸投資也參照《外商投資法》。為了與現行統計口徑相符,本文如無特殊說明,外資統計數據均含港澳臺地區對內地投資。 

 

  一、引言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從積貧積弱的農業國一躍成為GDP排名世界第二的工業大國,創造了人口大國經濟發展的奇跡。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外資政策探索和改革開放之后不斷調整的外資政策,是大國方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逐步開放基礎上引進和利用外資,是中國快速工業化的重要經驗之一。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家對利用外資進行過積極的探索,積累了成敗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引進外資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對外開放領域不斷拓展,層次不斷提升,正是中國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重要體現,也是中國信守“入世”承諾、維護包括WTO在內的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表現。外商對我國投資區域和投資領域逐漸擴大,投資金額不斷增長,投資方式持續創新,在此背后,是中國經濟治理方式和外資管理體制的不斷優化。外資與中國本土經濟成分互融共生的發展過程,是中國構建形成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必由之路。利用外資方式的創新和外資政策的演變反映了中國在全球產業轉移中產業分工地位的變化。當前,新一輪工業革命風起云涌,世界經濟在跨國公司的牽引下有相互融合的內在需要,同時,大國之間政治經濟博弈加劇,“逆全球化”在短期內有愈演愈烈之勢。在此背景下,如何把握新時代引進外資工作的主線,使外資服務于中國經濟發展目標和世界經濟合作新秩序的構建,是重要的時代命題。對中國引進外資70年的發展歷程進行梳理和總結,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從經驗教訓中獲得啟示,明晰未來積極有效利用外資的方向和路徑。 

  二、新中國利用外資的演進歷程與階段特征 

  從外資政策的轉變和引資金額的增長來看,中國引進外資經歷了4個大的階段。這4個階段在引進外資的內外部條件、必要性和主要目標、引進的主要對象以及引進外資的主要方式和領域方面都發生了明顯變化。中國引進外資70年的演進歷程,嵌入于國際政治態勢演變的大背景中,受到大國關系演化的制約和影響。1978年改革開放成為外資政策調整的里程碑,此后,外資政策主要受中國自主制度選擇和經濟發展現實需要的牽引。70年引進外資的過程反映了中國從相對封閉的計劃經濟體系走向全方位對外開放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探索過程。 

  (一)1949~1978年:引進外資的初步探索和曲折發展階段 

  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外資政策和引進外資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歷程。受外部環境制約和黨內“左”傾錯誤思想的影響,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與外部經濟體的聯系非常微弱,引進外資尤其是外國直接投資非常有限。 

  1.制度背景與演化邏輯 

  (1)新中國成立前中共對利用外資持積極態度。通過歷史分析可知,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共對利用外資持務實積極的態度。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多次提及要吸引華僑回國投資,以及吸引外資以促進國內建設。1938年年底,毛澤東與瑞士《新蘇黎世報》記者瓦爾特·博斯哈德談話中談到:“戰爭以后,為了建設,毫無疑問我們需要外國資本,特別是交通和運輸方面①。”中共七大前后,黨對引進外資的態度更加明確。當時,黨內對戰后引進外資必要性的認識是很客觀的。1944年8月,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雙方有利原則下,我們歡迎國際投資與技術合作”②。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報告中指出,“引進外資的目的是能夠蓬蓬勃勃地發展大規模的輕重工業與近代化的農業”,并且預言“外國投資的容量將是巨大的”。1946年6月,中共中央發布《關于解放區外交方針的指示》,明確提出要“允許外國人來經商、開礦及建立工廠或與中國人合作來經營工礦”③。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曾明確指出,“關起門來搞建設的想法是錯誤的”,提出要同世界各國發展經濟技術交流④。可見,在當時中共對和平建國抱有希望的情況下,對各國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外資是持歡迎態度的。但在當時國內政權還未建立、形勢還不明朗的情況下,中共所能動員的外資幾乎僅限于僑資。 

  (2)新中國成立后,外資受國際政治格局和理論認識偏誤影響漸趨消失。新中國成立前夕,蘇聯和美國對中共截然不同的態度,以及冷戰格局的存在,導致中共在新中國成立后最終選擇了對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張旭東,2008)。中共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不斷深化對外資作用的認識,在黨內逐步形成了有效利用外資的共識,但現實的政策選擇不得不服從于世界政治格局和國際關系的約束。1955年10月,毛澤東在同日本友人交談時提出,應該學習各個民族的長處,包括向日本學習,“甚至想去美國看一看,把中國人民的友誼表示一下,但現在卻沒有希望實現”⑤。1956年4月,周恩來同新西蘭友人談話時明確指出,“閉關自守是會阻礙進步的……但是現在不是我們自己閉關,而是美國要關住我們,不讓我們同各國往來”(裴堅章,1994)。20世紀50年代之后,受“左”傾錯誤思想影響,我國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認識走入誤區,在意識形態和實踐層面追求“純而又純的公有制經濟”,這導致外資在中國逐漸消失。“一五”計劃期間,雖然在理論認識上通常將計劃與市場對立起來,但實踐中仍然允許市場中少部分自由生產和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存在。陳云在中共八大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實行“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重要經濟思想,認為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自由市場是對國家計劃進行補充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但這一思想和中共八大的重要決議并未執行下去,“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經濟建設脫離了基本價值規律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社會主義社會被理想化為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和平均主義,自由市場和外資生存的土壤不復存在。 

作者簡介

姓名:劉建麗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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