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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年來的中國(中)東歐研究:基于學科建設的初步思考
2020年02月17日 11:53 來源:《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20年第1期 作者:徐剛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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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中國學界對東歐文學和東歐歷史的介紹與研究很早就開始了,但從國際問題或世界政治的視角對(中)東歐問題進行全面研究大抵與改革開放同步。從研究對象的變化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中國(中)東歐研究大體分為20世紀80年代的東歐研究和東歐劇變后的中東歐研究。而從研究的系統性和變化趨向來考察,中國(中)東歐研究則經歷了一個不對稱的“N型”進程,即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的“顯學”、2004年數個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前后至2011年期間的“險學”以及2012年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倡議啟動以來的“熱學”。在此過程中,中國(中)東歐研究的內容與重點不斷發生變化,呈現強政策導向性、重熱點追蹤性以及國別關注非均衡性的特征。與之相適應的是,有關研究機構經歷了從恢復新建到驟然減少再到蓬勃發展的過程,從業人員則出現由相對集中到部分改行再到“跨界匯”的趨向。為強化學科建設和提升國際話語權,未來中國(中)東歐研究應重點關注以下幾點:剖析老中青三代學人的差異,總結中國(中)東歐研究的階段性和連續性;查找中國學界與國外學界的差距,歸納中國(中)東歐研究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探求中國學界對于該區域的定義,形塑中國(中)東歐研究的唯一性或中國范式。

  關鍵詞:東歐;中東歐;(中)東歐研究;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學科建設

  作者簡介:徐剛,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副研究員。

 

  在重要時間節點進行階段總結既是學術研究的慣常做法,也是學科建設的重要一環。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學界有關(中)東歐研究的階段總結和綜述不斷出現。早在1984年,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以下簡稱社科院)蘇聯東歐研究所所長劉克明研究員對建國35年,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蘇聯東歐研究進行了較為詳盡的概括和介紹。自1995年起,有關(中)東歐某一領域研究的綜述常有問世,涉及東歐劇變、中東歐轉型或發展、東歐歷史、東歐文學和文化,也有不少關于(中)東歐研究的綜述文章。特別是,在改革開放40周年和中東歐轉型30周年前后,數篇有關(中)東歐學科建設的研究文章問世。其中,朱曉中研究員從學科屬性、人員機構變化、研究內容、刊物平臺以及未來前景等角度全面敘述了建國以來的中國(中)東歐研究,系國內第一篇從學科建設的角度對(中)東歐研究進行討論的文章。孔凡君(孔寒冰)教授相繼發表有關中東歐地區概念、研究主題和觀察維度的辨析文章和關于建國以來(中)東歐研究的歷史演變、特征及發展趨勢的訪談,對中國(中)東歐研究作了系統梳理、論述與辨析,將(中)東歐學科建設的討論推向一個新高度。

  從學科建設的層面看,學術研究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對某一專業領域或學科的研究進行階段性考察不僅僅包含學術成果,還應包括研究和/或教學機構以及研究人員。很大程度上說,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的權威性和穩定性同研究成果的價值是正相關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前述朱曉中研究員和孔寒冰教授的文章在廣度(自建國起)和深度(包括甚至超出研究成果、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上都具有相當的高度。因此,本文擬從量化入手,嘗試從研究客體和研究主體兩個層面直觀呈現改革開放40年來的中國(中)東歐研究進程,最后嘗試從學科建設的視角提出建設和發展中國(中)東歐研究的幾點初步思考。

  一 40年研究內容的變化:不斷定義的客體

  1979年3月,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指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作為國際問題或世界政治的組成部分,中國學界對于(中)東歐問題的研究也在此時開始啟航。倘若只依據研究對象的變化來歸納,改革開放40年來的中國(中)東歐研究大體分為20世紀80年代的東歐研究和東歐劇變后的中東歐研究。而從研究的系統性和變化趨向來考察,中國(中)東歐研究則經歷了一個不對稱的由三個階段組成的“N型”進程。同時,研究的內容和重點不斷發生變化,呈現強政策導向性、重熱點追蹤性以及國別關注非均衡性的特征。

  評估一項研究或學科的發展狀況,首要的考察對象是專業期刊論文,其次分析的是期刊數據庫。如果說專業期刊的數量及其變化趨勢能夠較好地說明一項研究或學科的發展走向,那么,通過大數據的方法檢測期刊數據庫刊文情況并加以對比則能大體把握該項研究或學科的焦點及其變化。

  在中文專業期刊中,長期或階段性地關涉(中)東歐研究的主要有1979年至1997年的《世界經濟與政治內參》、1981年創刊的《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時稱《蘇聯東歐問題》,1992年更名為《東歐中亞研究》,2003年改稱《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13年改為現名)、1983年創刊的《俄羅斯研究》(時稱《今日蘇聯東歐》,1992年改稱《今日前蘇聯東歐》,1995年改稱《今日東歐中亞》,2001年改為現名)、1987年至1999年的《東歐》、1996年創刊的《歐亞經濟》(時稱《東歐中亞市場研究》,2003年更名為《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2014年改為現名)、1983年創刊的《歐洲研究》(時稱《西歐研究參考資料》,1984年更名為《西歐研究》,1993年改稱《歐洲》,2003年改為現名)以及2011年創刊的《俄羅斯學刊》。這些期刊在不同階段的刊文情況成為本文關注和分析的重點。

  (一)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的“顯學”:從東歐8國到中東歐12國

  出于服務改革開放的現實需要,20世紀80年代的東歐研究受到重視,成為國際問題研究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研究中的一門“顯學”。這一時期的東歐即指冷戰期間存在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以及民主德國,或稱東歐8國。雖然當時中蘇關系與中國同部分東歐國家的關系存有差異,但東歐研究依舊與蘇聯研究緊綁在一起,并沒有獨立出來參見。諸多研究機構和社會團體的名稱都是蘇聯與東歐相連,“蘇聯東歐”或“蘇東”成為學術界通用和耳熟能詳的詞匯。當時中國的有關研究得到西方學者的高度評價,美國學者吉爾伯特·羅茲曼(Gilbert Rozman)認為中國是當時世界上研究蘇聯東歐問題的第二大國家,甚至強調中文可能將會成為研究蘇聯東歐問題中僅次于俄語和英語的有效工具。伴隨東歐劇變和轉型,中國高層對這一地區的重新認識和評估經歷了較長時間,直到1995年才首次改稱東歐為中東歐。此舉順應了這一地區國家“割斷歷史”、集體“回歸歐洲”的意愿,也開始了中國對這一區域新的認知構建進程。此后到21世紀初,中東歐國家則包括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黑、南聯盟(塞爾維亞和黑山)、北馬其頓、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等12個國家。此間,總結東歐劇變教訓、探究中東歐國家轉型進程以及追蹤波黑內戰和科索沃戰爭等重大熱點事件使得中國(中)東歐研究在國際問題研究中占有重要一席。

  首先,專稱或含有東歐稱謂的專業期刊相繼創刊,刊發文章頗豐。《蘇聯東歐問題》每期刊文20篇左右,有關東歐或東歐各國的文章約5篇,占四分之一左右;更名后的《東歐中亞研究》每期刊文數量稍有減少,但有關東歐或東歐各國的文章仍占四分之一左右。《今日蘇聯東歐》每期刊文25篇左右,有關東歐或東歐各國的文章約6篇,也占四分之一左右;更名后的《今日前蘇聯東歐》每期刊文約16篇,有關東歐或東歐各國的文章仍維持四分之一左右比例。作為較早創立的國際問題刊物,《世界經濟與政治內參》自創刊至1987年期間刊發了大量有關蘇聯東歐方面的文章,占總刊文量的三分之一多。《東歐》作為唯一一本專門研究東歐問題的期刊,每期刊文20篇左右,其中政治和經濟、文學和文化、教育和社會等領域的文章各約占三分之一。《東歐中亞市場研究》每期刊發文章數量不等,但絕大部分是有關中東歐國家的介紹性文章,并不定期組織專刊,如1996年第5期(南聯盟專刊)、第7期(斯洛伐克專刊)、第9期(羅馬尼亞專刊)和1997年第2期(斯洛文尼亞專刊)、第4期(捷克共和國專刊)、第8期(克羅地亞專刊)、第10期(馬其頓專刊)、第12期(波蘭專刊)等。遺憾的是,從1998年起中東歐方面的文章大幅減少,也不再有中東歐問題的專刊。

  其次,從數據庫的刊發文章情況看,關于東歐的區域研究一直是重點,在國別領域則主要集中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等國。南斯拉夫的研究在其解體后逐漸變少,但與之相關的波黑研究在波黑戰爭期間、科索沃研究在科索沃戰爭期間得到突出關注。在東歐的區域研究中,東歐劇變與轉型則是主要關注點。

  (二)2004-2011年的“險學”:中東歐13國

  2006年黑山與塞爾維亞和平分家后,中東歐地區從12國變成13國。從研究上看,2004年多個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前后,國內(中)東歐研究逐漸消弭,人員也不斷減少。有學者指出,到2011年前后,中國的(中)東歐研究走到了十字路口,研究規模逐漸萎縮,研究質量有所下降,研究前景堪憂參見。亦有學者根據論文統計指出,自2000年以來,蘇聯問題的研究比20世紀90年代多,中亞問題熱度上升,而對東歐問題的關注度明顯呈下降趨勢。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一是因為隨著越來越多的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使得不少研究者認為中東歐研究將“絕塵而去”,漸漸融入歐洲研究;二是對中東歐國家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敏感問題設置“研究禁區”,使得一些研究者認為中東歐研究已“無事可做”。于是,一些重要的研究機構如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華東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等基本停止了(中)東歐問題的研究,研究人員也大多轉行從事其他科研工作。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的中東歐學科以及世界歷史研究所的東歐史學科也在2009年前后被定為“瀕危學科”。可見,(中)東歐研究已經成為某種程度上的“險學”。

  從專業期刊來看,這一時期含有東歐稱謂的只剩下《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和《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前者在多數年份里保持有關(中)東歐研究的文章占比在10%左右,后者則延續了該刊減少對中東歐地區關注的趨勢,在每年約120130篇文章中只有3篇左右有關(中)東歐研究的文章。此外,《俄羅斯研究》《歐洲研究》雖關注(中)東歐問題,但刊發的相關文章非常之少,一年也僅23篇左右。從數據庫的情況看,無論是中東歐地區還是國別研究的文章數量都處于低谷。

  (三)2012年以來的“熱學”:中東歐16國+希臘?

  正當業內人士對(中)東歐研究前景產生普遍擔憂之際,2012年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簡稱“16+1合作”)的確立使得中東歐地區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研究人員、研究機構和研究文章迅速增多,中東歐研究瞬間成為一門“熱學”。在此框架下,中東歐地區除前述13國外,加上從蘇聯分離出來的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三國,變成了16國。雖然2019年4月希臘的加入沒有改變該機制的中東歐主體屬性,但希臘的身份差異使得學界對(中)東歐研究和由此衍變的“17+1合作”研究的關系產生了廣泛的討論甚至爭議。

  從專業期刊來看,《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對(中)東歐問題保持連續性關注,每年有5篇左右研究文章,約占全部文章的8%,其中2015年第4期、第6期以及2017年第5期刊登了關于中東歐綜合問題、《代頓協議》與波黑轉型以及中東歐入盟的專題研究。《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2014年改名為《歐亞經濟》后幾乎每年都有關于中東歐問題的專題,其中2014年第5期、2015年第6期、2016年第6期和2018年第4期都是綜合性專題,2017年第3期為“已‘入盟’中東歐國家經濟發展及英國‘脫歐’對其影響”的專題。《歐洲研究》也分別在2014年第4期和2015年第6期刊發“歐盟東擴十周年”和“‘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的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專題,2016年第2期刊發中東歐綜合研究專題。另外,2011年創刊的《俄羅斯學刊》將中東歐設為固定研究對象,分別在2012年第1期、2013年第4期、2015年第5期和第6期、2016年第4期、2017年第6期、2018年第4期和2019年第2期設有專欄,并在2014年第6期和2019年第3期刊發中東歐轉型研究和中東歐綜合研究專題。從數據庫的情況看,無論是中東歐地區還是國別研究的文章數量都在不斷攀升。

  二 研究機構與研究人員的變動:日趨多元的主體

  社會科學的研究主體是研究者個體以及由個體組成的組織或曰研究機構的統稱,其組織性、集體性特征顯著。因此,在考察一項社會科學分支領域的研究主體時,不僅要重點分析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而且還要考察研究機構的變動情況。事實上,由于中國科研管理體制具有較強的集中性特征,科研資源多半匯集于研究機構,因此,幾乎不可能將研究人員與研究機構剝離。同時,研究人員的數量及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政策的需求與研究機構的定位。有關(中)東歐問題研究機構的發展趨勢深刻說明了這一點。

  (一)研究機構:從恢復新建到驟然減少再到蓬勃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沒有一家正式的國際問題研究和教學機構。1955年,外交學院在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系基礎上創建。1956年,中國科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成立。然而,僅有的幾家科研機構研究性不強、方針任務不明確以及彼此間的交流與協作缺乏,且各省市沒有建立有關研究機構。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國際問題研究開始起步。北京大學亞非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以及復旦大學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室等一些國別區域研究和教學機構開始成立。1960年,上海第一家專門從事國際問題研究的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成立,隸屬于上海市政府。遺憾的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這些機構的研究和教學工作隨后幾乎都停止了。直到改革開放后特別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才迎來真正意義的開端。

  有關東歐問題的研究機構也經歷了類似過程。1964年7月成立的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和1965年6月成立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蘇聯東歐研究所等機構沒有多久便停止運作。直到20世紀70年代后期特別是進入80年代,這些機構才開始恢復、調整并得到快速發展。另外,一些新的研究機構相繼建立。特別是“由于50~60年代的留蘇、留東歐國家的知識分子和管理精英都處于黨和國家以及研究機構的關鍵崗位上,所以,很短的時間里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迅速打開局面,也獲得了不少關于原蘇聯和東歐國家發展變化的新的認識和知識。”

  如前所述,東歐研究與蘇聯研究緊緊捆綁在一起,研究機構的名稱同樣如此。1981年1月,1976年恢復工作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蘇聯東歐研究所改屬中國社會科學院,隨后設立東歐研究室。雖然該研究所此后又相繼改稱為東歐中亞研究所和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但一直是國內(中)東歐研究人員最多的學術機構,也是迄今唯一一家含東歐名稱的有編制的研究所。該研究所于1981年創辦的《蘇聯東歐問題》及其更名期刊迄今一直是(中)東歐研究的重要陣地。

  另外,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恢復工作后,蘇聯東歐研究所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再次啟程,培養了一大批該領域的專業人才,編譯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文獻資料,出版了數十期《蘇聯問題資料》(內部刊發)和數本有影響力的編著。此后,在相當長時期里,該研究所都是國內集中研究蘇聯東歐國家政治經濟問題的重要教學科研機構之一。同一時期,為加強蘇聯東歐問題研究,陜西師范大學歷史系1979年前后設立蘇聯史研究室并創辦《蘇聯史譯文選輯》(1983年改為《蘇聯歷史問題》)。該刊物一直到1993年共出刊50多期,里面涉及不少與東歐史相關的譯文或研究文章。

  值得提及的是,數家蘇東研究學會或學術團體在這一時期相繼成立。1982年9月,在諸多研究機構共同倡議和呼吁下,全國性的蘇聯東歐問題研究學術團體——中國蘇聯東歐學會(后改名為中國東歐中亞學會,現稱中國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成立。當時,學會共有1800余名會員,分布在全國300多個單位中,學會常設機構設在社科院蘇聯東歐研究所。1985年4月,中國蘇聯東歐史研究會成立,掛靠在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僅僅幾年過后,首個地方性的學術團體上海蘇聯東歐學會于1987年3月在華東師范大學成立(1993年更名為上海市東歐中亞學會,2006年更名為上海市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此外,1980年前后,南斯拉夫研究會和羅馬尼亞經濟研究會等相繼建立并開始活動,這兩個研究會后來成為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的分支。羅馬尼亞經濟研究會后來停止了活動,只有南斯拉夫研究會一直存在至今。

  與此同時,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少高等院校、省市社會科學院以及政府部門均設立蘇聯東歐研究機構,分別從事教學、基礎研究以及政策研究。據統計,1984年,北京、上海、安徽、黑龍江、新疆、吉林等省市的社會科學院和高等院校設立一些綜合性的蘇聯東歐研究所或蘇聯研究所,還有一些省市的研究所或高等院校設立了有關蘇聯東歐的研究室,研究蘇聯東歐問題的單位總共有60多個。除了社科院蘇聯東歐研究所外,值得一提的有1981年5月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和華東師范大學聯合創建的上海蘇聯東歐研究所。1987年,上海社會科學院決定退出并單獨建立蘇聯東歐問題研究所。而上海蘇聯東歐研究所及期刊《今日蘇聯東歐》歸華東師范大學所有,研究所于1999年更名為華東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期刊經歷幾次更名最終于2001年改稱《俄羅斯研究》。

  需要強調的是,不少機構雖然只稱蘇聯研究所,但同樣涉獵東歐問題。較為知名的是1979年成立的安徽大學蘇聯問題研究所(1992年12月更名為俄羅斯研究所,2014年7月更名為俄羅斯研究中心)。雖然該研究所的主管刊物《蘇聯問題研究資料》重點關注蘇聯/俄羅斯問題,但在其他內部刊物和資料上同時兼顧對東歐的研究。自1985年起,該研究所專門編印名為《蘇聯情況》的油印刊物(后改稱《蘇聯東歐情況》),每月一期,共出版約60期。此外,自1990年5月起,該研究所又編輯《蘇聯東歐問題資料和論文專集》,作為《蘇聯東歐情況》的增刊不定期印發。另需提到的是20世紀80年初成立的上海外國語學院蘇聯問題研究室和吉林大學蘇聯研究所。前者創辦的《蘇聯問題參考資料》(1990年更名為《蘇聯研究》、1993年改稱現名《國際觀察》)偶爾刊登一些關于東歐問題的論文。后者于1985年創辦《蘇聯社會科學研究》(內部刊物),里面也偶發與東歐相關的文章。

  東歐劇變前夕,數個高校和政府內部的東歐問題研究機構成立。這些機構后來相繼更名并延續發展至今,但一直保持對(中)東歐問題的關注與研究。

  首要提到的是1987年8月成立的遼寧大學比較經濟體制研究中心。2001年9月,中心獲批為第一批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010年12月,中心更名為轉型國家經濟政治研究中心。一直以來,中心及其內部出版刊物《轉型國家經濟政治動態》重點對蘇聯/俄羅斯、獨聯體進行研究的同時兼顧(中)東歐問題研究。另一個是1988年成立的中央財經大學蘇聯東歐研究中心。該中心于2000年更名為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中心,2017年6月被批準為教育部國別和區域研究中心。還有一個是1989年7月成立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后,該研究所改名為歐亞社會發展研究所,其下設的歐洲研究室對中東歐問題長期保持跟蹤和研究。該研究所的內部資料《歐亞社會發展動態》(1994年前為《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動態》)、《歐亞社會發展研究》(1994年前為《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研究》)和年度形勢報告《歐亞社會發展研究》(1995年創刊時為內部發行,2013年起更名為《歐亞發展研究》并公開出版)以及2004年起公開出版文集《歐亞形勢與展望》等涵蓋大量有關中東歐問題的研究成果。一些曾經被派駐中東歐國家的高級外交官和中東歐問題專家在該研究所任職或兼職。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上述機構除少數停止活動外,大多更改名稱(有的被并入新的綜合性研究機構),一些公開發行刊物和內部刊物或更名,或停刊。進入21世紀后,(中)東歐研究機構大幅減少。2000年春,作為國內最早成立的一家國際問題研究所和當時國內集中研究蘇聯東歐問題的教學科研機構,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與國際政治系合并組建國際關系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更名為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2001年,中國蘇聯東歐史研究會創辦刊物《俄羅斯東歐中亞歷史》。遺憾的是,該刊物只辦了一期便停刊了。

  隨著2004年八個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部分研究人員轉行他就,一些機構“關門大吉”,(中)東歐研究的蕭條局面一直持續到2011年前后。期間,2005年,吉林省東歐中亞學會更名為吉林省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2006年10月,黑龍江省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成立。2010年1月,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中東歐研究中心成立,此系國內高校成立的第一家專門從事(中)東歐研究的機構。2011年上半年,社科院歐洲研究所新設中東歐研究室。自此,社科院擁有兩家研究(中)東歐問題研究室。

  2012年“16+1合作”倡議啟動后,國內掀起了(中)東歐研究的熱潮。有關(中)東歐問題的研究機構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許多高校成立了中東歐國別或區域研究中心(研究院)。2012年12月,中國歐洲學會中東歐研究分會成立。2015年1月,中國—中東歐國家智庫交流與合作網絡揭牌,秘書處設在社科院歐洲研究所。

  經過幾年發展,一些研究機構形成和創建了自己的特色或品牌。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東歐研究中心自2018年起開始出版中東歐藍皮書《中東歐國家發展報告》。河北地質大學捷克研究中心自2015年起舉行年度中捷論壇。河北經貿大學中東歐國際商務研修學院致力打造成為集培訓、咨詢、研究及中東歐來華留學生教育為一體的專業學院。首都師范大學文明區劃研究中心自2015年7月起聚焦巴爾干并籌劃出版集刊《巴爾干研究》。

  此外,2012年以來,特別是過去三年來多所高校相繼開設一系列中東歐國家語言教學(參見表2)。目前,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是國內開設中東歐國家官方語種最多的院系。2017年12月,上海外國語大學俄語系更名為俄羅斯東歐中亞學院,下設俄語系、中亞語系和中東歐語系。2018年,吉林外國語大學成立中東歐語學院。另外,2016年6月,河北外國語學院與14個中東歐國家的17所大學簽訂合作協議,計劃開設13個中東歐小語種專業,涵蓋中東歐16國的所有官方語言。

  (二)研究人員:由相對集中到部分改行再到“跨界匯”

  很大程度上說,國內(中)東歐研究人員的變化趨勢與前述研究成果尤其是研究機構的變化相一致。80年代中期,全國研究蘇聯東歐問題的人員多達4 000人,既有一批長期從事蘇聯東歐研究的高水平專家,也包括一部分青年研究工作者。這種狀況大致保持到20世紀90年代末。進入新世紀后,隨著(中)東歐研究的“邊緣化”以及一些機構減員,不少研究人員轉行他就。而在2012年之后,與(中)東歐研究機構井噴式增長一樣,從事(中)東歐研究的人員激增。不過,除了本來就從事東歐或中東歐的研究人員之外,更多的是新入業者或從其他領域跨界進行研究的學者。總體來說,與前述研究的三個階段劃分大體類似,國內(中)東歐研究人員也可分為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的第一代、21世紀初至2011年的第二代和2012年以來的第三代。當然,這只是大致分法,與年齡無直接關聯,而且三代之間的疊合現象也比較明顯。

  在第一代研究人員中,來自社科院蘇聯東歐研究所東歐研究室的學人占了相當大比重。19811982年間,東歐研究室已經擁有了一批研究民主德國、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家學者,他們有的來自該研究所編譯組和蘇聯外交室、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有的來自中調部和新華社,有的剛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留學歸國,還有的剛從大學畢業。到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每個研究對象國都有23名科研人員進行專門研究。直到90年代初,該研究室國別研究能力強,集體成果多以國別研究為基礎。與此相一致的是,研究人員的中東歐小語種水平高,編譯文章能力強。這從當時研究室出版的成果可見一斑。

  在這些研究人員中,長期擔任所領導的張文武撰寫和組織編寫/編譯了不少關于東歐總體情況和經濟體制的研究著作和譯著,同時編寫了不少內部資料。東歐研究室室主任趙乃斌對東歐問題特別是東歐經濟問題以及南斯拉夫問題有獨到的研究。汪麗敏對南斯拉夫以及解體后獨立的斯洛文尼亞研究頗深。此外,孫祖蔭和劉仲春(波蘭研究)、葉明珍和張穎(保加利亞研究)、蔡祖淼(阿爾巴尼亞研究)、陳廣嗣(捷克斯洛伐克/捷克研究)、章永勇(南斯拉夫/塞爾維亞研究)、李秀環(羅馬尼亞研究)以及高德平(民主德國研究)等等都是業內知名學人。

  在東歐史研究上,社科院世界歷史所、北京大學歷史系和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是重鎮。世界歷史所的馬細譜、劉邦義、闞思靜和康春林研究員分別在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以及羅馬尼亞歷史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詣。特別要強調的是,馬細譜研究員是東歐歷史研究的大家。作為新中國最后一批赴東歐國家學習的留學生,他分別在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留學和進修并在南斯拉夫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是國內東歐史學界唯一一位既精通保加利亞語、俄語又通曉塞爾維亞語和馬其頓語的人才。他撰寫和翻譯的關于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和巴爾干問題的著作就有近20部。北大歷史系劉祖熙教授不僅以波蘭史研究見長,而且通曉東歐史和俄國史。他于1960年在波蘭華沙大學歷史系獲博士學位,培養了一批在俄國/蘇聯史、東歐史及相關領域的杰出學生,先后出版系列論著。南開歷史學院陳志強教授在拜占庭史和巴爾干古代史研究上享譽中外。他于1994年畢業于希臘亞里士多德大學并獲歷史與考古學博士學位,是國際拜占庭學學會中國首席代表。他不僅著作等身,社會職務多,而且培養了一批繼續從事拜占庭史教學與研究的專家。

  東歐文學研究經歷了起伏。建國后頭十年,中國同東歐國家關系處于“蜜月期”,東歐文學翻譯也掀起了一個高潮。此后,這項事業幾乎進入停滯狀態,直到改革開放后迎來東歐文學的翻譯和研究齊頭并進的新時期。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東歐文學研究室和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系是當時國內主要陣地。前者于1990年出版50多萬字的《東歐文學史》,2004年出版五卷本《20世紀外國文學史》,后者于1999年出版“外國文學史叢書”。這是這一時期的代表。參與撰寫前述編著和叢書的都是國內東歐文學研究專家,如興萬生、林洪亮、張振輝、蔣承俊、馮植生、李孝風、王敏生、陳九瑛、樊石、高韌、鄭恩波、易麗君、馮志臣、楊燕杰、李梅和楊春等。這些名家大多在東歐國家接受教育,或有留學進修經歷,有不少個人專著和譯著出版,培養了不少優秀學生。

  20世紀80年代,波蘭學者弗·布魯斯、捷克斯洛伐克官員學者奧塔·錫克、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等人都是當時中國學術界的座上嘉賓,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議程設置產生過重要影響,廣受當時中國經濟學界的關注。當時,國內諸多著名經濟學家如劉國光、于光遠和蔣一葦等率先同這些東歐經濟學家進行交流與接觸,頻繁訪問東歐或接待東歐經濟學家代表團訪華,將東歐的情況與中國進行比對,把東歐經濟學家的有益思想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撰寫了大量學術論著和內部報告,提出了一系列適合我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和主張,為改革開放的實踐做出了重大貢獻。與此同時,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集中了一批對東歐或東歐各國經濟的研究專家,如馮存誠(東歐經濟、民主德國經濟)、許木蘭(波蘭經濟)、劉開銘(羅馬尼亞經濟)、孟傳德(匈牙利經濟)、白靖宸(民主德國經濟)、江春澤(南斯拉夫經濟)以及朱行巧(南斯拉夫經濟)等。東歐劇變后,這些專家的研究內容逐漸調整。世紀之交,隨著專家們逐漸退休和該研究所學科調整,作為(中)東歐經濟研究的整體不復存在了。

  另需提及的是,在新聞媒體界,曾經在中東歐國家常駐的王洪起、侯鳳菁、余志和以及周東耀等記者退休后在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從事研究工作,結合自身的經歷撰寫了不少有價值的著述。

  第二代研究人員大多已在20世紀90年代嶄露頭角,有的甚至早已是科研骨干,進入21世紀逐漸成為(中)東歐研究的領軍人物。在國際問題領域,第二代研究人員雖然都有自己的研究重點和國別焦點,但更多從事的是綜合研究。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朱曉中研究員聚焦中東歐宏觀問題,在中東歐與歐洲一體化、中東歐轉型方面有著深入的思考。先后在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和歐洲研究所工作的孔田平研究員對中東歐經濟、波蘭問題以及南斯拉夫問題有相當造詣。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高歌研究員以中東歐政治研究為本行,兼顧歐洲一體化和中東歐國家對外關系研究。在高校中,北大孔寒冰教授著作等身,研究領域廣泛,幾乎走遍了中東歐國家的城市和鄉野。目前他還從事包括北京大學新中國留華校友口述項目以及部分國內(中)東歐研究人員的口述史工作,開辟了(中)東歐研究的新路徑。2010年他率先主持成立高校第一家中東歐研究中心,培養了一批從事(中)東歐研究和教學的博士、博士后。

  此外,在高校中專門從事中東歐研究的學者還有不少。同濟大學楊燁教授、華東師范大學余南平教授研究領域較廣。前者對中東歐政治、外交等問題有專門研究,后者對中東歐政治、經濟、社會政策等領域均有涉及。忻州師范學院王志連教授、山東大學方雷教授在一段時期內對中東歐政治有著較為深入的研究。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莊起善教授主要從事世界經濟特別轉軌經濟的研究,發表了不少關于中東歐金融體系、銀行體系和金融危機的論著。

  這一時期的東歐史研究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斷層。社科院世界歷史所俄羅斯東歐史研究室、北大歷史系在第一代研究人員退休后,幾乎沒有全職進行東歐史研究的人員。南開陳志強教授在這一時期逐漸轉向關注巴爾干現實問題,特別是撰寫了不少關于科索沃問題的論著和報告。雖然華東師范大學沈志華教授及其主持的冷戰史國際研究中心開展了大量關于東歐歷史檔案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并對冷戰期間的東歐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如,但他本人并非專門研究東歐歷史。此外,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劉勇教授長期致力于羅馬尼亞史和中羅關系史研究,并就此出版了一些論著。

  這一時期的東歐文學研究陷入巨大困境。不少東歐文學研究者進入老年,翻譯和研究隊伍青黃不接。曾經人丁興旺的社科院外文所東歐文學研究室也隨著最后一位研究者的退休而不復存在。尤其遺憾的是,在大轉型年代,文學如何反映社會風貌和人生百態無人跟蹤研究,失去一個很好的研究機會之窗。由于人才短缺,東歐文學研究的斷檔情形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改善。但令人欣慰的是,外文所高興研究員不僅堅守其研究旨趣,而且通過策劃和主編“藍色東歐”譯叢將國內東歐文學的翻譯與研究推向一個新高度。與此同時,雖然北外歐洲語言文化學院的老專家們也多退休,但中青年領軍人才不斷涌現。羅馬尼亞語丁超教授、波蘭語趙剛教授和阿爾巴尼亞語柯靜教授等在當時的《東歐》(后更名《國際論壇》)以及《世界文學》《國際漢學》等刊物發表了不少有關東歐文學方面的論著,教學和研究成就更是受到對象國的高度肯定。三位教授率領團隊在學院創建了《歐洲語言文化研究》學術集刊、中東歐研究藍皮書《中東歐國家發展報告》以及數個研究中心等學術平臺。

  在進入第三代研究人員介紹前仍有必要強調,所謂“第三代”只是結合國內(中)東歐研究的大趨勢(始于2012年“16+1合作”倡議啟動)進行的假定,并非是排斥和封閉的。從前面的介紹可以看到,不少第二代甚至第一代研究人員至今仍然活躍并引領學術界。同時,一些看似年齡應屬第二代但在2012年后才(開始)較多關注(中)東歐研究的學者也統稱為第三代。

  這一時期,(中)東歐研究可謂“蔚為壯觀”,并具有較強的“跨界匯”特征。社科院兩個中東歐研究室仍是中東歐國際問題研究重鎮。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所中東歐研究室有著近40年的傳統,至今依然保持國內研究人員較多、中東歐語種較全的優勢,并繼續在強化基礎研究上兼顧對策應用研究。朱曉中研究員對中東歐基本問題和前沿問題保持高強度研究,其著述在學界產生廣泛影響。與此同時,歐洲所中東歐研究室2011年成立后,隊伍不斷壯大,重點開展應用研究,并借助“17+1”智庫網絡秘書處(2015年成立,2019年更名)推動智庫交流與合作。劉作奎研究員在“17+1合作”、中東歐具體問題以及西巴爾干研究等領域的論著頗豐。在社科院世界歷史所,馬細譜研究員繼續從事巴爾干近現代史和南斯拉夫史研究,而李銳副研究員和劉凡副研究員則分別專攻東歐國家檔案、東歐農業集體化。此外,社科院外文所除高興研究員外,舒蓀樂博士也加入了東歐文學的研究隊伍。

  高校的(中)東歐研究人員也不斷增多。北大國際關系學院孔寒冰教授和項佐濤副教授延續傳統,重點對(中)東歐基本問題進行研究。南開陳志強教授傾向研究巴爾干現實問題。其他高校的研究人員或聚焦一個領域,如遼寧大學殷紅教授(中東歐轉型)、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尚宇紅教授(中東歐經濟)、江西財經大學楊友孫教授(中東歐少數民族問題)、西安外國語大學姬文剛副教授(波蘭問題)和華東師范大學邰浴日副研究員(匈牙利劇變研究)等,或在歐洲研究框架下關注中東歐問題,如華東師范大學高曉川副研究員、同濟大學宋黎磊副教授等。此外,社科院歐洲研究所陳新研究員和賈瑞霞副研究員、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崔洪建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崔宏偉研究員、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李俊副研究員以及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龍靜副研究員等也兼帶關注中東歐區域或國別研究。當然,從事“一帶一路”、歐洲問題、世界經濟、世界史以及文化藝術等領域專家“竄門”(中)東歐研究的現象頗為常見。

  值得提及的是,一些高校語言院系在深耕東歐語言和文學研究的同時,將視野拓展至國際政治領域。其中,北外歐洲語言文化學院最為突出。該學院不僅東歐語言和文學等領域的教學與研究在全國獨領風騷,而且建立了數家中東歐區域或國別研究中心(見表1),一些頗有成就的專家如丁超、趙剛、柯靜、林溫霜和董希驍等也在帶動一些青年教師積極參與到國際問題研究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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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徐剛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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