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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學模:“不能守舊,不怕守舊”
2020年02月19日 12:11 來源:文匯報 作者:陳瑜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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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陳瑜

  與時俱進的教材

  “不能守舊,不怕守舊。”從傳統中走來,蔣學模終生堅持馬克思主義,但并不拘泥于傳統,而是根據中國的實踐經驗不斷創新,為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注入了時代養料——首版于1980年,面世以來不斷修正,再版13次的《政治經濟學教材》便是最好的例證。

  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進程,他及時地將實踐證明是科學正確的經驗轉換為教材建設的鮮活素材。這部教材的編寫工作,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不斷演進的一個縮影。

  【學術檔案】

  蔣學模(1918.3—2008.7)浙江慈溪人,經濟學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經濟學會原名譽會長。2004年獲上海市第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貢獻獎。在近70年的學術生涯中,共出版學術專著30余部,主編政治經濟學教材和著作10余部、文學和經濟學譯著10余部。其中包括連續再版13次、印刷達2000萬冊高等學校通用教材《政治經濟學教材》。他還是《基度山伯爵》中文版初譯者。

  回顧自己的人生,蔣學模是心滿意足的。他曾經說:“人的一生能經歷如此波瀾壯闊的歷史巨變,是難能可貴的,特別是,當歷史演變的腳步同個人追求的價值目標相一致的時候,其欣慰與滿足,更是不能用言語來表達的了。”作為我國政治經濟學的奠基者之一,出生于1918年的蔣學模目睹了舊中國的滿目瘡痍,等來了新中國的成立,見證著中國如何一步步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邁進,而他也把自己的學術生命,全部融解于中國近一個世紀以來波瀾壯闊的時代變革中,“為這理想的大廈添上了一磚一瓦”。

  與老一輩的經濟學家一樣,蔣學模最初也是出于“樸素的無產階級熱情”,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結下了不解之緣。“不能守舊,不怕守舊。”正如他的座右銘,從傳統中走來,他終生堅持馬克思主義,但并不拘泥于傳統,而是根據中國的實踐經驗不斷創新,為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注入了時代養料——首版于1980年,面世以來不斷修正,再版13次的《政治經濟學教材》便是最好的例證。這本教材累計發行達2000萬冊,創造了社會科學教育普及成果之最,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數代大學生必讀的教科書,直到今天仍在使用。

  為“人人都有工做,人人都有飯吃”而走向政治經濟學

  蔣學模曾說:“走上以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作為畢生的選擇,不是偶然的,這同我所處的時代條件有關。”

  1918年,蔣學模出生于浙江慈溪。6歲時,隨父來到上海。他的父親是一個普通的銀行職員。這份工作固然讓他家不愁溫飽,但成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積弱積貧的現實讓年幼的他感到異常苦悶,期盼著“中國這頭睡獅早早醒來,不再受帝國主義的欺侮。”

  同時,他還有另一個煩惱,那就是害怕家人失業。一次,他的父親算錯了一筆賬,雖然只是幾分錢的事,但還是受到了銀行的警告處分。這也引發了家人的恐慌,因為萬一父親因此失了業,他們兄弟姊妹3人都得失學。雖然最后是虛驚一場,但家里還常常有失業的親戚和同鄉來訪,請求為他們介紹工作。身邊親人們的際遇,也讓他期望著能有那么一天,“中國人人都不愁失業,人人都有工做,人人都有飯吃”。

  兒時的兩個苦惱和愿望,最終演變成了四個問題:中國往何處去?中國的出路在哪兒?個人往何處去?個人的出路在哪兒?為蔣學模答疑解惑的途徑,是讀書。首先引起他興趣的是孫本文的《社會學ABC》,讓當時只是中學生的他驚奇地發現,“原來錯綜復雜的社會現象,是有人專門把它當作一門學科的對象來研究。”后來,一本波格丹諾夫關于社會意識形態發展的書,更讓他豁然開朗:“原來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現在世界上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都是要發展到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而在未來社會里,將不再有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

  從此,他更是如饑似渴地閱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作。但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能找到的只有河上肇的《〈資本論〉入門》和里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等寥寥幾本書。后來在四川大學經濟學系,老師在課堂上講資產階級經濟學,他自己卻私下硬啃1938年在重慶出版的郭大力和王亞南翻譯的《資本論》第1卷。

  1941年,大學畢業后的蔣學模先是在香港的《財政評論》社當編譯,但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他幾經流離顛沛,回到重慶進入財政部的財政研究委員會當編譯。但國民黨政府的研究機構官僚氣息濃重,每天上班就是喝茶、抽煙、看報紙、聊天,初出校門不久的他,“在那樣的氣氛中,簡直感到要窒息了。”

  所幸不久后,復旦大學的《文摘》社遞來“橄欖枝”,蔣學模毫不猶豫地辭去財政部的工作,成為該社的編輯。從1945年進入《文摘》社到1949年《文摘》社解散,除了每月承擔兩期《文摘》約10萬字的翻譯任務外,他還翻譯了多部文學古典名著、長篇小說、人物傳記和歷史著作,完成的譯作總計9部約230萬字,平均每年46萬字。其中,使他一舉成名的《基度山恩仇記》的翻譯工作,便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上世紀80年代,該書改名為《基度山伯爵》重新出版時,一時間洛陽紙貴。今天,市場關注度最高的仍是他的譯本。

  在兒子蔣維新看來,回過頭來看父親早年的這段經歷,從事翻譯工作可以說是當初動蕩時局下的謀生之舉,盡管父親表現出了驚人的天賦,他簡明輕快的文筆成就了《基度山恩仇記》,也讓29歲的他因此“一炮而紅”,但這只是他璀璨人生的一面——大學畢業后謀生的不易、抗戰時期的顛沛流離、國民黨統治下的社會動蕩,都讓他深深感到,兒時的愿望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愈發嚴峻迫切,這也使得他并沒有繼續走上翻譯家的道路,而是選擇了政治經濟學作為他的終身事業。

  正如《基度山恩仇記》的結尾寫道:“人類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這四個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終于,蔣學模等來了新中國的成立,他毫不猶豫地投身于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為之奮斗終生。

  “他很早就紅極一時、名聲遠播”

  上海解放后,蔣學模進入復旦大學經濟學系任教。他先是開了兩門新課“蘇聯經濟建設”和“東南歐經濟”,不久便轉而教授政治經濟學。解放初期,我國的政治經濟學幾乎是亦步亦趨地學習蘇聯。1950年,黨中央建立中國人民大學,邀請蘇聯專家來講課,并要求全國各地的高教局選派高校青年教師來學習,蔣學模便是其中之一。

  在人大的兩年,蔣學模認為最大的收獲就是“有整整兩年的時間來讀原著”——盡管在解放前,他已經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產生極大興趣,但完全是出于“零敲碎打”的自學,也從未接觸過馬、恩、列、斯的原著。這期間,通過閱讀原著,尤其是仔細研讀《資本論》,使他“初步樹立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奠定了學術的根基。

  學習的同時,蔣學模也筆耕不輟。兩年光陰的另一項收獲,是1952年由開明書店出版的《政治經濟學講話》。回到復旦后,他還與同事們一起編寫了供大學本科使用的《政治經濟學講義》。由于這兩本書是國內第一次撰寫包括有社會主義部分的政治經濟學讀物,受到了社會的普遍關注。1955年,蔣學模更是因此受邀進京和王惠德、陳道一起編寫了《政治經濟學常識》,以配合當時全國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熱潮,該書一年之內印行了280萬冊。只是這段時間,蘇聯教科書的觀點在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中還是處于支配地位。

  但“分歧”很快開始出現——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的不同、中國工業化道路和社會主義改造途徑與蘇聯的不同,以及蘇聯教科書中關于變革生產關系時只講物質前提不講上層建筑的問題……這些都使得無法將蘇聯的理論“生搬硬套”到當時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中去。基于這樣的矛盾,編寫一部“國產”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成為當時學者的努力方向。

  于是,這一時期全國各地掀起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編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的高潮。編寫教材期間,“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記錄”成為各地編書組的理論指導,也讓時為上海編書組成員的蔣學模“如獲珍寶”。在晚年的回憶中,他寫道:“我當時覺得,毛澤東給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注入了辯證法,注入了革命精神,注入了主觀能動性。”

  當時,13個省市編寫了14個版本的教科書,1960年到中央黨校討論,會后有兩本教材公開出版,蔣學模與姚耐、雍文遠等主編的上海版教材是其中之一。后來華東局組織的教材評比會中,這一版教材被推選為范本。有學者曾評價,“這本教材的出版是當年政治經濟學建設中的一件大事,是解放以來我國自創全新系統以嶄新面貌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至此才打破了蘇聯教科書一統天下的沉悶局面。”

  在政治經濟學領域的突出成就,讓蔣學模兩次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接見。1958年毛主席在上海接見教育、衛生、藝術界人士,談家楨、蔣學模、孫懷仁、章靳以等六位教授受到接見。蔣學模當時40歲,時為副教授,與談家楨等資深教授一起與毛主席面對面進行了交談。1964年7月17日,毛主席同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接見高、中等學校政治理論課工作會議代表,蔣學模位列首排。可以說,作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政治經濟學大師,他“很早就紅極一時、名聲遠播”(周秉騰語)。

  但很快,“文革”開始了。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熱潮和體系構建工作基本被打斷。蔣學模的學術之路,也因此耽擱了10年。

  “他一直站在他們那一代人的前面”

  改革開放后,包括蔣學模在內的老一輩經濟學家們面前,一段嶄新的歷史徐徐揭開序幕。盡管“改革”已成為社會共識,但很長的時間里,怎么改?改到什么樣子?這場沒有腳本的改革里,他和當時其他人一樣,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1979年,我們黨撥亂反正,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政治經濟學新教材的編寫工作被提上日程。蔣學模再次被委以重任。這年夏天,接到了高教部政治經濟學教學大綱的編書任務后,他立即組織復旦的政治經濟學教師編寫教材。

  當時,身為主編的蔣學模已經62歲。為了完成《教材》的統稿任務,開不動“夜車”的他一改年輕時的工作規律,開起了早車。每天凌晨4點左右起床工作,泡一杯茶,書桌上放一些干點心,這樣一直工作到中午12點。經過一個月左右緊張的統稿工作,1980年7月,第1版《政治經濟學教材》終于橫空出世。此后,為了及時反映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和實踐的新觀點、新經驗,教材每兩年就要作一次較大的修訂,從1980年到2005年,一共出了13版。

  思想大解放的氛圍中,蔣學模把過去長期郁結在心頭的問題大膽提了出來,對以往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看似“真理”性質的判斷提出了質疑。1978年,他發表了兩篇頗具爭議性的文章,引發學界廣泛討論:其一是關于“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他指出蘇聯教科書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作為一個經濟規律來表述,是不符合實際的;其二是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也可以發生經濟危機”,對長期在社會主義各國流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無危機不斷增長”的傳統觀點發起了挑戰。

  對此,有學者批評他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念歪了,自由化了”,甚至將他的思想歪解為“資本主義無貧困,社會主義有危機”。蔣學模卻不以為然,并且提出,“在理論研究工作中應該提倡實事求是的好學風,避免對社會主義‘肯定一切’和對資本主義‘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學。”

  類似的這種對政治經濟學傳統觀念的“撥亂反正”,在蔣學模那里是一個無止境的過程。在他看來,“不破不立”,“對‘左’的指導思想下形成的傳統觀點不破除,就不能接受根據新的歷史條件下把馬克思主義推向前進的鄧小平理論和黨的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或許,正是這種與時俱進的開放心態,讓他得以“站在他們那一代人的前面”,很快跟上了日新月異的新形勢——

  早在1978年,蔣學模就接受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的觀點。1992年,在黨的十四大和鄧小平的南方談話發表后,曾經把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特征奉為真理的他,在看到私有制經濟在增加就業、社會產品供應、國家稅收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后,也逐漸想通并接受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斷。隨后不久,他還進一步撰文探討了我國的國有制和國有企業的改革如何與市場經濟相容,回應實踐提出的新問題。

  提出“市場經濟”后,“勞動力是否是商品”一度成為當時學界討論的熱點話題。蔣學模撰文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也應該承認勞動力的商品性。當時,同為著名經濟學家、蔣學模的一位關系非常要好的同學看到后,立刻回信“質問”:“你今天說我們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也是商品,我們社會是什么性質?”甚至還開玩笑地說,“如果你堅持這個觀點,朋友情誼也要‘一刀兩斷’。”

  回溯這段歷史,思想解放是一個長期而艱難的過程,也恰恰印證了那句話,“改革沒有完成時,改革只有進行時”。正如蔣學模所說,“改革實踐不斷向傳統的理論觀點提出挑戰,要求經濟理論界根據新情況,研究新問題,提出新的理論觀點以適用和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

  多年來,這些思想修正和理論創新全部反映在了《政治經濟學教材》的一次次修訂中,每一版的改動都吸收了最前沿的學術動態和理論共識。復旦大學資深教授伍伯麟就認為,“蔣先生的教材修改,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進程,及時地將實踐證明是科學正確的經驗轉換為教材建設的鮮活素材”。這部教材的編寫工作,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不斷演進的一個縮影。

  “深入淺出”本身就是重要的治學過程

  蔣學模曾經說,有兩本書代表了他的一生,那便是《基度山伯爵》與《政治經濟學教材》,這兩本廣為流傳的著作,也是數代人的共同記憶。無論是《基度山伯爵》還是《政治經濟學教材》,為什么“蔣學模版”總能從諸多版本中脫穎而出,被首推為經典并廣泛普及?

  正如馬克思所說,“理論的威力就在于能夠武裝大眾”,蔣學模正是把握了經濟學理論研究使命的精髓,其明快流暢的文筆和嚴密的邏輯結構,總是能把深奧的經濟理論講得淺顯易懂、引人入勝。他經常告誡學生,做學問不能“深入深出”、“淺入深出”,那是自我清高和賣弄風騷;而是要“深入淺出”,這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治學過程。在對所研究問題有深刻認識的基礎上,還必須做到“淺出”,以明白易懂的方式傳播給大眾。能否“淺出”,實際上是對學者所研究問題有否真正掌握的檢驗。

  這種“深入淺出”的治學智慧不僅落于筆尖,也反映在他的教學風格上。“蔣先生講課條理清晰,口才非常好,也很幽默。”許多學生的回憶里,他的課總是座無虛席,外系的學生也來旁聽,遲來的學生只能站在后面過道上;當年他開一次講座,蜂擁而至的人群像現在的明星開演唱會。有學生至今對他的一場講座記憶猶新,講座的內容是關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商品經濟,蔣學模在開頭提到了當時被列為“禁曲”的《鄉戀》。“老師的思想很開放,李谷一的這首歌因纏綿悱惻被批判為‘靡靡之音’,他卻覺得沒什么問題。”

  “開放”,這也是學生們提及最多的老師身上的特質。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張暉明談到,1977年到1978年,上海幾家大型圖書館的經濟學科領域藏書都少得可憐,外文圖書更是非常少,蔣學模就組織青年教師去北京圖書館查閱,并安排相關的資金復印材料。上世紀80年代初,蔣學模是當時少數代表中國經濟學家參加國際會議的學者,一回校就組織向全系師生作考察報告,將所見所聞分享給大家。“老師很喜歡與年輕人對話交流,也很善于接受新的學術成果。在教材的修訂過程中,也充分尊重和聽取年輕人的意見,寬容地吸納了西方經濟學的一些范式和內容。”張暉明這樣說。

  晚年的自傳中,蔣學模將自己的治學之道總結為“不能守舊、不怕守舊”。對于自己的理論研究工作,他也曾這樣自我剖析道:“像我這樣年齡的理論工作者,受高度集權模式的影響較大,一般把我歸為‘保守派’之列,但我自信還不是頑固派。不是先知先覺,但還不是死硬派,是隨著時代脈搏前進的人。”他還說,“但我又絕非‘風’派,我講課或寫文章中的觀點,總要自己想通了才寫,自己沒有想通,人云亦云,這樣的文風是沒有的。”

  這不免令人回憶起上世紀8 0年代,兩位經濟學家蔣學模和于光遠之間的一段著名對話:一次學術研討會上,于光遠戲稱自己是“死不悔改”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蔣學模隨后回應,寧愿把自己稱作“是一個不斷改悔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工作者”。

  “用今天比較時興的表達語言就是‘與時俱進’。”張暉明這樣理解老師的“不斷改悔”,“以問題為導向,思考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新時期如何保持活力,能夠聯系中國改革的實踐,做到不斷豐富發展,這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

  【兩次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

  ◆1958年毛主席在上海接見教育、衛生、藝術界人士,談家楨、蔣學模、孫懷仁、章靳以等六位教授受到接見。蔣學模當時40歲,時為副教授,與談家楨等資深教授一起與毛主席面對面進行了交談。1964年7月17日,毛主席同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接見高、中等學校政治理論課工作會議代表,蔣學模位列首排。

  【譯著《基度山伯爵》受稱贊】

  ◆著名翻譯家陸谷孫曾這樣評價蔣學模翻譯的《基度山伯爵》:“雖然蔣先生翻譯的《基度山伯爵》是從英譯本轉譯而來,但這絲毫不影響他的譯本的可讀性,我認為翻譯得很好,讀上去很舒服。至今我依然記得小說中基度山伯爵偽裝成英國人,蔣先生這樣翻譯道:‘他邁著大不列顛子孫特有的步伐……’非常妙!”

  【做學問的“秘密武器”】

  ◆做學問時,蔣學模有個“秘密武器”。那是一個木制卡片箱,四個小抽屜裝了3000多張資料卡片,卡片上是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按照規律進行了編排。這是他幾十年研究工作的見證。他說,“一個人的研究只能在有限的領域內開展……每天都會有新的觀點、新的數據出來,我做這些卡片就是為了積累各方面的資料和數據,在必要的時候就可以用上。”

作者簡介

姓名:陳瑜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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