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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原則與法經濟學
2020年02月21日 08:25 來源:《中國法學》2019年第2期 作者:賀劍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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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賀劍,北京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

  內容提要:《民法總則》第9條的綠色原則并非僅有環境保護一端,而是有環境保護與節約資源雙重面向。環境保護誠然是綠色原則的重點,但無論是在公法層面還是在私法層面,環保意義上的綠色原則均難以有所作為,諸多應用舛誤重重。節約資源有片面和全面之分,片面的節約資源在目前實踐中頗為常見,但均為綠色原則之誤用;全面的節約資源等同于社會成本最小化或社會財富最大化,即法經濟學,而這才是綠色原則的未來。

  關 鍵 詞:節約資源/環境保護/社會成本最小化/民法經濟分析/民法基本原則

  綠色原則是我國民事立法的一大創新,規定于《民法總則》第9條:“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目前的主流觀點是從環境保護角度理解綠色原則。但綠色原則還有另一種可能的理解。從文義來看,綠色原則有“節約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雙重面向。如果“資源”僅指環境法上的自然資源,節約資源與保護生態環境自然都指向環境保護。但是,“資源”也可以作寬泛理解,節約資源因而可能指節約任何財產或資源。節約資源不同于環境保護,只是正確認識綠色原則的第一步。事實上,節約資源本身也可能有不同理解。第一種是司法實踐普遍采取的片面理解,即節約資源是指節約特定財產或資源。本文將論證,此種片面的節約資源意義上的綠色原則之適用均為誤用。第二種理解乃本文主張的全面理解,即節約資源并非節約特定財產或資源,而是節約所有相關財產或資源,即社會成本最小化或社會財富最大化。此種效率意義上的綠色原則,與法經濟學相當。這是學界和實務界迄今未曾論及的一種理解。

  一、環境保護:有心栽花花不開

  (一)環境公法意義上的綠色原則純屬歧途

  在公法層面,綠色原則目前有兩種適用方案。第一種方案將綠色原則視為一項立法指導原則,認為在制定民法典各分編時,應予以貫徹和體現,包括在合同編規定破壞環境為合同無效事由之一,增設各類“綠色”有名合同等。

  第二種方案將綠色原則視為一項“轉介條款”,使環境保護的強制性規范通過技術化裝置進入私法,法官在具體案件中通過引致環境立法中限制民事主體權利的強制性規范(即相關環境立法),對私主體環境保護義務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作出評價。民事主體基于綠色原則負有環保義務,因而必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形式合憲性)和比例原則(實質合憲性)。

  上述兩種公法層面的適用方案均難以成立。首先,綠色原則文義上只調整“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且體系上位于民法,從中很難解釋出某種公法甚至憲法義務。而且,即便有公法意義,綠色原則也不過是既有規則(《憲法》第26條第1款、《環境保護法》第6條第1款)的重復,并無實益。前述兩種方案的錯誤根源在于:雖然民事權利可因環境保護而受限制,民事主體也可因環境保護而負有義務,但一為公法限制,一為私法義務,彼此不無關聯,卻又不容混淆。

  (二)環境民法意義上的綠色原則窒礙難行

  綠色原則只可能是一項民法原則(私法原則)。作為民法基本原則,綠色原則大體有兩種適用可能:其一,作為“價值宣示”,表明環境保護是民法的基本價值,雖不能直接適用,得出具體法律后果,卻可以在目的解釋等利益衡量的場合間接適用。然而,綠色原則很難作如是觀。首先,前述綠色原則或環境保護的價值僅體現于環境侵權等少數制度,不具有普適意義,與“基本”原則實難相稱。其次,綠色原則在概念上已為《民法總則》第8條的公序良俗原則之“公序”(社會公共利益)所涵蓋。作為價值宣示,在公序良俗之外強調環境保護,似乎并不意味著環境保護是一種位階更高或權重更大的公共利益,亦不代表著其是一種更為確定、更有可操作性的“類型”,進而可以增強法律適用的安定性。

  其二,作為“造法條款”,經由造法得出具體民事法律后果,然后直接適用。在邏輯上,環保意義上的綠色原則有雙重功能:一方面,援引環保法規以規制民事活動;另一方面,偏離環保法規(即提出更高或更低的環保標準)以規制民事活動。

  環境民法意義上的綠色原則主要面臨兩方面的挑戰。一是,與諸多既有規則或原則重復,因而無適用必要。二是,就基于環境保護而限制權利或課予義務的所有情形而言,如果只是單純關乎環境公益,而不涉及當事人私益,相關當事人或者缺乏權利(如沒有損害而無法請求損害賠償),或者雖有權利但缺乏足夠的行為激勵(如私益未曾受損而不愿請求繼續履行),此類環保的私人執行機制難免淪為具文。此時,更適合以公法手段(如罰款)而非私法機制保護環境。而如果權利限制或義務課予同時涉及環境公益和私人利益,就私益保護而言,誠實信用、公序良俗等既有民法原則即足以勝任,此時環境保護實為私益保護的“副產品”,而非與之并駕齊驅的目的。誠然,本文尚未能窮盡所有情形,故不宜蓋棺論定,徹底否定環境民法意義上的綠色原則,但斷言其窒礙難行,應無疑義。

  在筆者統計的50份裁判文書中,僅有兩例在環境公法的意義上適用綠色原則,且明顯有誤,例如作為濫伐林木罪的定罪依據,除了引用《刑法》條文,居然還引用了綠色原則。另有17例在環境民法的意義上適用綠色原則,其或為無關宏旨的引用,或為不當重復,甚至純屬誤用。

  二、片面的節約資源:有洞見也有誤解

  節約資源不同于環境保護,是現有關于綠色原則的研究很少述及、但在司法實踐中卻非常普遍的理解。這無疑富有洞見。但是,司法實踐中所謂節約資源都是指節約某項特定財產或資源。此種理解有片面之嫌,因其無法回答為何節約此資源而非彼資源,更無法回答資源的無端浪費與正常消耗的邊界何在。總體而言,此種對節約資源意義上的綠色原則的片面理解極易被誤用,除了無關宏旨的引用或不當重復,甚至可能淪為六經注我、予取予求的工具。

  在前述50份裁判文書中,至少有31份在節約資源的意義上適用了綠色原則。其中,僅一例與執行法即公法有關,且系誤用。其他均是民法層面的適用,具體情形包括:1.無關宏旨的引用。2.作為合同解除事由。3.作為合同解除阻卻事由。4.作為合同解除后返還請求權之限制事由。5.作為合同履行期限之解釋依據。6.作為合同繼續履行請求權之否定依據。7.作為無因管理請求權之否定依據。8.作為排除妨害請求權之否定依據。9.作為物上返還請求權之否定依據。10.作為侵權法上恢復原狀請求權之否定依據。

  其中,第10種情形是實踐中為害不淺的一種誤用。以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個裁定為例:被告未經原告允許,在原告的港區項目用地上建設煤炭儲運基地,原告訴請恢復原狀。法院未予以支持,主要依據為,原告“有關恢復原狀并返還海域的請求雖為物權保護的方式之一,但并不是唯一或不可替代的方式”;在“被告已經對案涉海域進行大量投資建設的情況下,機械執行只會造成社會物質的極大浪費及案涉海域的不可恢復性破壞”。盡管結果未必有誤,但說理實難以服人。若如其所述,今后侵占他人財產時只要有足夠投入,就可以節約資源之名,行“征收征用”之實,不公至極!

  三、全面的節約資源:法經濟學的春天

  本文認為,節約資源并非節約特定財產或資源,而是節約所有相關財產或資源,即將某項民事活動涉及的一切資源,或者說因此產生的一切成本和收益納入考量。節約資源因而對應于社會成本最小化(避免浪費資源)或社會財富最大化(有效利用資源),與法經濟學上的效率相當。如此,《民法總則》第9條將成為法經濟學入法的典范,綠色原則也將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效率原則”。

  (一)作為民法基本原則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將效率意義上的綠色原則作為一項民法基本原則,有相當的合理性。因為與環境保護不同,效率是民法領域內的一項普遍價值,在諸多制度中都有體現。可以說,法經濟學在民法中可以走多遠,效率在民法中就有多少體現。

  將效率作為一項民法基本原則,還可以更好地統合與之類似的價值或原則,如交易安全、信賴保護等。這些類似的價值雖在名義上各有所求,但實質上都指向如何降低交易成本,使其處于合理范圍;而對于何為“合理”,它們卻無能為力。而在法經濟學之下,前述合理、善意、可歸責性等概念均可得到較為精準的界定。

  將效率意義上的綠色原則作為一項民法基本原則,也有一定的必要性。首先,這可使綠色原則免于淪為具文甚至錯誤規定:綠色原則在環保意義上無所作為,在效率意義上仍可有一番天地。其次,效率意義上的綠色原則并非公序良俗原則之贅文。與環境保護顯屬于公共利益不同,效率或節約資源是否僅屬于公共利益不無疑問。若兩者無隸屬關系,自可分別規定;即使有隸屬關系,鑒于前述疑問,也不妨特設規定予以澄清。最后,效率價值誠然可以游離于實證法之外,但既然現行法將諸多價值列為民法基本原則,使價值判斷“有法可依”,那么使效率價值位列其中,亦有助于避免其此前天馬行空、單純訴諸他人價值認同的局面。一旦奠定效率在實證法上的根基,可以期待,民法的經濟分析將不再只是玄妙的法律與社會科學思想,而可同時為現實的法律制度與法教義學之組成部分。

  當然,效率意義上的綠色原則只是民法基本原則之一,而非唯一或最高原則,故確認效率價值在現行法中有一席之地,并不意味著要定于法經濟學一尊。在利益衡量時,未必總以效率為先。只有預先承認或考慮效率價值,法經濟學才有用武之地。

  (二)作為民法基本原則的應用空間

  效率意義上的綠色原則之適用,實為法經濟學在民事司法中之應用,前人之相關研究蔚為大觀,卑之無甚高論,但相關法教義學框架仍有說明必要。首先,作為民法的基本原則,效率意義上的綠色原則必須讓位于那些業已包含效率價值的具體規則,不能與之重復適用。其次,該原則主要是一種價值宣示,而非造法條款。故其不能經由造法得出具體法律后果,然后直接適用;但可以與其他規則結合適用,即經由目的解釋等利益衡量的管道,明確某項構成要件或法律規則的含義。

  《民法總則》第9條的綠色原則并非僅有環境保護一端,而是有環境保護與節約資源雙重面向。環境保護誠然是綠色原則的重點,但無論在公法層面還是在私法層面,環保意義上的綠色原則均難以有所作為。

  綠色原則的未來不在于環境保護,而在于節約資源。頗為可貴的是,目前的實踐已先學說一步,注意到此種面向,但其僅片面解讀了節約資源,將之視為節約特定財產或資源,因而不足取。本文認為,對節約資源應作全面理解,考慮所有相關財產或資源,即將某項民事活動涉及的一切資源,或者說因此產生的一切成本和收益納入考量。節約資源因而等同于社會成本最小化或社會財富最大化,綠色原則也因而與法經濟學若合符節。民法的經濟分析本身并無新意,但經由對綠色原則的闡釋,讓其在實證法上有據可依,并廓清其教義學適用框架,卻是本文希冀作出的貢獻。總之,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綠色原則的環境保護之路雖然前途未卜,節約資源之路卻可能越走越寬。綠色原則未必能夠促成環境法學在民法中的勃興,卻在不經意間埋下了法經濟學入民法的種子。

作者簡介

姓名:賀劍 工作單位:北京大學法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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