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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演達與毛澤東農民問題理論比較研究
2020年02月13日 10:02 來源:《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18年第2期 作者:蔣建農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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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蔣建農,華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1 蔣建農(1961-),男,河南信陽人,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毛澤東思想。

  關鍵詞:鄧演達/ 毛澤東/ 農民問題/ 比較研究/ Deng Yanda/ Mao Zedong/ peasant questions/ comparative study/

  內容提要:鄧演達、毛澤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領導農民運動的代表性人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及大革命失敗前后有著從事農民運動的共同經歷與合作,對農民問題理論存在著各自見解與分歧。鄧演達是大革命后期推動農民運動發展的主導者;大革命失敗后鄧演達所倡導的是小資產階級的農民問題理論;鄧演達與毛澤東農民問題理論的本質區別在于是否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

 

  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在大革命后期,分別擔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和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的鄧演達與毛澤東,都充分認識到農民問題的極端重要性,都主張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都倡導發展農民武裝,都提出必須建立農民政權,以動搖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勢力的統治基礎,推動國民革命的深入發展。他們是國共雙方領導農民運動的領軍人物。研究和分析他們在大革命失敗前后兩個時期關于農民問題理論的異同,探討其相關主張的淵源、得失和影響,對于全面認識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對于系統總結中國土地革命的歷史經驗,對于深入探尋鄧演達平民革命理論和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源頭和內涵及其相互關系,意義重大。

  鄧演達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和主張,以大革命失敗前后為限,分前后兩個時期。毛澤東與鄧演達在農民問題上的交集主要是在前一個時期。有多位研究者認為,毛澤東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和主張給予鄧演達以很大的影響,并且大多都認為鄧演達之所以在武漢國民政府時期能夠有激進的農民問題主張,主要是因為受到毛澤東的感染和影響。客觀地講,毛澤東對鄧演達的確有很大影響。但是,這種影響是單方面的呢,還是互相的?他們二人當時關于農民運動的主張和作為,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這里以毛澤東和鄧演達對貧農問題的論述為例進行分析。

  有學者認為,由鄧演達、毛澤東和陳克文①聯名向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提交的《對農民宣言》中關于“中國的農民問題,其內容即是一個貧農問題”“貧農問題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一個土地問題”等提法,與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的提法幾乎完全相同[1]。可是重新閱讀《報告》原文,并且對照《報告》當年的幾個不同版本發現,《報告》雖然講“鄉村中一向苦戰奮斗的是貧農”,雖然講“這個貧農大群眾,合共占鄉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么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勛”,雖然講“這個貧農領導是非常之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雖然講“并隨即開始經濟斗爭,期于根本解決貧農的土地及其他經濟問題”(這句話在1927年公開發表時沒有,毛澤東1943年在編輯《六大以前》收入《報告》時才加上的——引者注)[2]P20-21、33,但是其表述與《對農民宣言》的表述相比,意思雖有相近之處,可實際的出入還是明顯的。事實上,毛澤東在1927年2月16日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情況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倒是有更近似的表述,他寫道:“農民問題只是一個貧農問題,而貧農問題又兩個,即資本問題與土地問題。這兩個都已經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要立即實行的問題了。”[3]P183與毛澤東特別強調貧農在國民革命中作用的觀點相近,鄧演達也曾談過貧農問題,他說:“本黨始終站在貧農的地位,在鄉村是要把雇農、佃農、半自耕農、自耕農組織起來,對大地主及一班鄉村執政者實行鄉村革命;至于中小地主可使中立,必要時得其同情。”[4]P113他又說:“我們的農運,始終是代表貧農作政治斗爭的,這是國民黨的農工政策的立腳點。”[4]P119他對土地問題說得更直接,“土地問題可算是我們的中心問題的中心問題,是我們黨最重要的一種工作,我們很快的要實現總理(指孫中山)所說的‘土地應歸于農’。”[4]P69鄧演達的表述與《對農民宣言》的表述有相近之意,與毛澤東的論述是相通的。但相對而言,毛澤東對貧農問題相關觀點的闡述在前,鄧演達的論述在后;毛澤東有過很近似的表述,起草《對農民宣言》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鄧演達也不是簡單的復述或照搬,而是有感而發,也就是有他自己的思想認識基礎,有他自己的理解和新意。

  《對農民宣言》究竟是由鄧演達還是毛澤東執筆,亦或是由陳克文執筆,似乎已無從做出確切的考證。這里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引據他們的一些相關言論,旨在說明:他們二人在農民問題上的見解是共鳴,而不是一個人左右了另一個人,都是出自他們個人的主見。

  綜合起來看,鄧演達和毛澤東分別是國共黨內領導農民運動的主要領導。鄧演達作為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補選的中央執行委員、中政會常委和中央農民部部長,在國共合作的條件下,對推進全國農民運動的發展起主導作用;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全國農民運動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他在農民問題上的理論建樹和組織才干深受鄧演達倚重,被他聘請為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農民問題討論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中央農民部農民運動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委員、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委會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鄧演達還積極支持毛澤東創建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建議和行動,委任他為農講所的常委,主持日常工作。他們二人在各自黨內分別從事農運工作,二人又合作開展或共同參與農運活動,在武漢國民政府時期,一方面,因為毛澤東從事農民運動的時間更早、更長,在第一線的實踐更深入,投入的精力更多(在武漢政府時期,開展農民運動是毛澤東最主要的工作,而鄧演達還有大量其他的軍政事務),特別是毛澤東在以往從事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和統一戰線工作的實踐基礎上,更熟練地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分析的理論,對中國社會和中國農村的各階級、各階層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科學分析,因此,他對農民問題的闡釋顯得更全面,更具理論色彩;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二人之間的影響是互相的,是在個人獨立見解基礎上的交流,并形成共識。一則是他們在不同場合分別發表過許多文章和演講,對一些相關見解的闡述互有先后;二則是這一時期他們對農民問題的觀點和主張,幾乎是完全一致,不分伯仲;三則是武漢政府所有關于農民問題的行動都是他們共同組織、共同參與的,所有的宣言、文件和決議案等都是他們共同討論、共同制定或聯名提出的。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珠江流域、長江流域,乃至黃河流域的廣大個體農民,第一次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被組織起來。全國有上千萬的農民參加了農民協會,并且有了他們自己的全國性組織——中華全國臨時農民協會。組織起來的農民爆發出他們所蘊藏的巨大能量,正如毛澤東在《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2]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認識:大革命后期興起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高潮,既得力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的理論探索和在基層的發動,又受益于以鄧演達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自上而下的大力號召和積極推動,這是國共合作在軍事領域之外最重要的成果,也是國共合作的大革命具備前所未有的革命徹底性的具體寫照。

  學術界對鄧演達和毛澤東在武漢政府時期關于農民問題理論的異同,已經有比較詳盡的對比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二人在攜手領導全國農民運動和探索關于農民問題理論的過程中,還有一些相同和不盡相同的特點,這主要是:

  第一,和毛澤東一樣,鄧演達也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考察農民問題的重要性。鄧演達說:“中國農民問題不是現在才發生,是由各代嬗遞而來的。各朝代中因為土地問題無法解決,同時又無法增加生產,遂發生此問題。所以歷代的農民問題都是政治的中心問題,歷代之換朝都是農民暴動。”[4]P73他認為,因為以往沒有給農民實際的利益——解決其土地問題,沒有動搖封建制度的基礎,因此,不過是新的真命天子替代舊的真命天子,每一次農民暴動的結果,只不過是舊的鎖鏈剛掙脫,新的鎖鏈又鎖住了。太平天國起義和辛亥革命都是如此。他指出,“辛亥年革命失敗的結果教訓我們:如果我們的黨,不能夠把實際的利益給廣大的痛苦群眾,尤其是給農民群眾,革命一定是要失敗的。農村的經濟基礎,是封建制度的基礎,如果作為封建制度的剝削農民制度不把他打碎,不把他解決,那么革命簡直是沒有意義。”[4]P23正是基于這種對歷史的深刻洞察,他得出結論:“農民問題,在政治上說是推翻封建的統治,即地主與土豪劣紳勾結軍閥官僚的統治權柄,造成民主的鄉村自治。在經濟上說是推翻租佃制,推翻地主與其他封建統治者的剝削,使土地農有,以及發展農村生產,促進工業,使帝國主義的剝削基礎動搖。”[4]P125鄧演達的上述思想,與毛澤東在《報告》中關于“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墻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的觀點,與毛澤東“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地主階級權力的革命”的定性,與毛澤東“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2]P15-17的結論,如出一轍。這是他們農民問題理論的出發點和基石。也正是基于他上述對中國歷史、中國社會和由之而來的對中國革命現階段任務的深刻認識,當社會上(包括國共雙方的上層人物)對湖南農民運動“過火了”“糟得很”的斥責聲甚囂塵上的時刻,鄧演達卻能獨樹一幟與實際考察過湖南農民運動的毛澤東形成共鳴,熱情謳歌湖南農民運動。他說:“湖南農民給全國農民一個確實的信仰,一個好榜樣,他們把鄉村農民都組織起來,實行自治,結果,已把怠惰者、花鼓戲、賭博、鴉片煙和土匪都消滅干凈,真是真明(命)天子也辦不到的事,湖南農民倒辦到了。”[4]P77當時,鄧演達對于農民問題重要性的認識,不僅在國民黨人士中獨領風騷,而且也使中共領導人陳獨秀等相形見絀。

  第二,和毛澤東相近,鄧演達部分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能夠初步地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社會問題,這是當時其他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革命家所不具備的。鄧演達認為:“革命是偉大的群眾要求,是偉大群眾的痛苦呼聲,每個人都不過是在整個的人類社會進程中的一個小小的工具”“只有與偉大的、運動的社會連成一氣,勇猛前進,才有生命。”[4]P19-20從這種唯物史觀出發,他得出結論:“中國的革命必要廣大的群眾即農民群眾參加”“因為農民占了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也就是國民革命的主力軍。”對于廣大農民,鄧演達沒有泛泛而談,而是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進行了比較準確的界定。他首先對農民與地主進行劃分:“這里所說的農民是指自用勞力使用土地的人,所以有土地而不耕種的地主,不在此內”;進而對農民進行分析:“農民對于土地的分配,各有不同,故生活亦有差等。有自耕農;半自耕農,他們因為自己的土地還是不足,故佃地主的土地來耕種;佃農,他的土地則全是從地主佃來的;及雇農,他因為不能得著資本,結果,連佃的土地尚不能佃到手,只能充當雇農,或一天一天地雇與人家工作,或一月一月地雇給人家工作,此外無人雇時,就變成無產者、失業者,這是農民生活的差等。”鄧演達接著指出:“由土豪、鄉紳一直到帝國主義者,造成各有系統的剝削,這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能看得出來。農民外受帝國主義的剝削,內受軍閥等的掠奪,便得著整個兒的痛苦。”[4]P72-73基于此,他主張:“農民要得到解放,一定要注意聯合戰線,要使佃農雇農自耕農都站在一條戰線上,去反抗土豪劣紳大地主。”[4]P119不僅如此,鄧演達把對各階層農民的分析推廣到對整個社會力量的分析,他認為革命的同盟者城市的工人、革命的工商業者及鄉村中小買賣者,“同是受帝國主義、軍閥的壓迫和剝削的,他們也是要反抗帝國主義,反抗軍閥,所以他們是革命的同盟者,是革命的一部分力量。把農人、工人、革命的工商業者的利益,找出共同的地方來連成一片,這便是整個的革命的力量。”[4]P112鄧演達對中國社會力量,特別是對中國農村階級和階層的分析,與毛澤東相比,雖然沒有指出誰是革命的領導力量(鄧演達只籠統地講領導者為革命政黨——國民黨),雖然沒有細化各階級和各階層在不同情況下對革命態度上的變化和差別,但在總體上區分了敵我,明確了革命的主力軍問題。這是他農民問題理論的精華和核心內容。

  第三,和毛澤東有所不同,鄧演達更直接、更系統地繼承了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學說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在鄧演達的文章和言論中充斥著“我們要把總理的主義還原”“我們總理創造國民黨的基礎問題,就是農民問題,也就是土地問題”“總理告訴我們‘使耕者有其田’,這是要農民拿出自己的力量,才可以得到這樣的利益”“中國革命,即是農民革命,是總理所承認的,也是革命的必經階段”“我以為總理的三民主義是我們革命的張本,照著總理的三民主義做去,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數民眾——尤其是農工群眾的擁護,可以完成國民革命。”[4]P121鄧演達引用孫中山的話,既闡發孫中山的思想,但更多的則是借題發揮,賦予新的含義。比如他說:“我們總理的民權主義,就是要使鄉村的農民起來,使他們自己管理鄉村政治,打倒貪官污吏,肅清土豪劣紳。這樣農民既然握到鄉村的政權,由各鄉而至改組各區,由改組各區而至改組各縣,由各縣而至改組省政府,這政府才是人民的。”[4]P48再如,他在引用孫中山關于“中國的革命就是農民的革命”觀點之后講道:“民國十三年以前的國民黨,沒有力量來領導農民革命,沒有方法使黨的革命力量表現出來。改組后,把黨重行作價、重行建筑其基礎于農工之上,其目標在解放農工,故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打倒封建勢力的軍閥。”[4]P65鄧演達不再是把平均地權作為消弭社會矛盾防范貧富分化的手段,而是賦予其動搖封建統治基礎的意義,與實現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聯系起來;鄧演達不再是簡單地從農民占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來談論其對中國革命的主力軍作用,而是從分配土地給農民、解除地租剝削、發展生產、促進工業,動搖帝國主義剝削基礎來談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鄧演達不再是一般性地贊同土地國有,而是認為在目前階段不能實行土地國有(他認為最終是要土地國有),應該給農民實際的利益,“農民仍須納生產品百分之五十以上交給地主,這是農民根本的痛苦,農民要根本解除痛苦,須不納地租給地主,即是要得到土地”[4]P91。鄧演達從農民與中國革命的關系和如何解決農民問題(特別是土地問題)兩個方面,繼承和發展了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思想。[5]P91

  第四,和毛澤東有所區別,可能是由于各自所處的地位不同,鄧演達關于農民問題的主張,既有理論分析,但更側重政策、措施和一些操作性的內容。除去主辦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培訓農運骨干,除去進行農民運動的宣傳鼓動和理論研究,除去直接組織韶山地區的農運和實地考察湖南農運期間的指導農運工作,除去通過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和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等平臺推動全國的農運外,毛澤東對于如何開展農民運動還有一些具體的籌劃和舉措。他不僅與鄧演達等向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建言,而且也在中共黨內積極發動。1927年4月中旬,他召集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連續三天開會,討論如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提出“要沒收全部出租土地”“進而徹底消滅土地私有制”。[3]P193-194但是,他關于發動農民和農村革命的舉措,三次遭到陳獨秀和共產國際顧問維金斯基、鮑羅廷的否定。一次是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在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上,毛澤東贊同中共湖南區委李維漢關于應該著手解決農民土地,實現耕地農有的主張,陳獨秀等則反對把贊成與不贊成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視為區分左右派的標準,認為目前馬上解決土地問題的條件不成熟;[6]P79第二次是毛澤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后寫出的《報告》,在3月12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周報刊發了前七個部分,因陳獨秀和彭述之的阻撓,后八個部分未能繼續刊發;第三次是在中共五大上,毛澤東在會前邀集彭湃、方志敏、易禮容等各省農協負責人制定的分配土地的方案,被陳獨秀拒絕。不僅如此,中共五大還改組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撤銷毛澤東的書記職務,改由譚平山接任,毛澤東只保留委員職務。

  毛澤東關于農民問題的主張卻得到鄧演達的高度認同和積極支持。和毛澤東不同,鄧演達由于在武漢國民政府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農民問題討論委員會和土地問題委員會由他組織設立,每一次討論的結論由他做;關于農民問題的提案和建議由他提交國民黨中常會討論;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的會議由他召集;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的農運計劃由他發布。因此,這個時期他有《中國農民運動之發展》《最近中國農民運動之狀況及國民黨關于農運之計劃》《土地問題的各方面》《農民運動最近策略》等帶有總結和政策性的文獻發表。在這些文獻中,鄧演達系統地闡述了如何開展農民運動和如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措施和辦法。比如,1927年4月他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確定了六項近期要做的工作和四個方面的工作計劃。其中在“用具體的方法,實現中央對農民的決議案”這一工作計劃中,他提出八條措施:“一、盡量向農民宣傳決議案的內容;二、促進農村推翻封建勢力的活動;三、會同農政部和全國農民協會組織委員會訂定鄉村自治機關之組織法和實行計劃;四、會同農政部和全國農民協會速辦農民自衛軍,并設法武裝農民;五、會同司法部廢除有礙農民之法律;六、會同農政部規定減租減息的辦法;七、會同財政部規定農民銀行的辦法;八、會同農政部和財政部取消苛捐雜稅”。[4]P80鄧演達這些主張和措施,既是他個人關于農民問題理論智慧的結晶,也凝聚有毛澤東等其他農民運動領袖的探索和思考。這些文獻和其他的一些相關演講、文章,真實記錄了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與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密切合作通過開展農民運動推動中國民主革命進程的光輝歷史,同時也表明,鄧演達是那時全國農民運動最主要的領導者,他關于農民問題的主張更具操作性和實踐意義,他對中國現代農民運動的杰出貢獻,彪炳史冊。

  1927年春夏,蔣介石集團和汪精衛集團的相繼叛變革命,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徹底破裂。矢志于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事業的鄧演達,在大革命失敗后,仍然高舉孫中山新三民主義旗幟,另辟蹊徑,繼續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農工大眾的解放而努力奮斗。在此過程中,他創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提出平民革命理論。鄧演達不再沿用“內含與實際的表現,已非常模糊不清”的“國民革命”,他從孫中山“為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話語中,取“平民”的概念,稱謂其即將進行的革命為“平民革命”。他首先正確地分析了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他認為,“蔣氏所領導的南京統治,已先后的把滿清時代及民國時代的余存勢力和盤接受”[4]P218“整個的中國社會,還滯留在封建勢力階段,還是前資本主義的時代。同時又因為帝國主義勢力支配著中國的緣故,使中國社會益呈復雜的狀況。”[4]P343他雖然沒有如毛澤東等那樣明確中國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是他超出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和逐漸游移出共產黨隊伍的陳獨秀等對當時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水平,認識到中國社會是個“復雜體”,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仍居于支配地位。這就找到了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要障礙,實際明確了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仍是反帝反封建。其次,他分析了新形勢下的階級關系。他認為,凡是自食其力而不剝削他人的勞動者,包括直接參加生產的工人、手工業者、自耕農、佃農、雇農和間接參加生產的設計、管理、運輸、分配等部門的職員,“他們都是被現存封建勢力及資本勢力壓迫著,都是要求解放的平民。”[4]P350在闡述其平民革命理論的過程中,鄧演達雖然也強調要以農工為核心構成革命力量,但卻沒有像武漢國民政府時期那樣突出地強調農民的中心地位和主力軍作用,而是把農民與工人、手工業者、小商人及青年學生在都是“中國被壓迫剝削的革命民眾”的意義上等同起來,把他們作為與其對抗的仇敵“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地主、土豪紳士及與他們相結之高利貸資本家者”[4]P336-337的對立面等同起來,比較多地強調了“平民”之間的一致性,模糊了同屬于“平民”中的各階級在經濟地位、政治遠見、革命徹底性和堅定性等方面的差別,對農民重要作用的認識明顯比過去有所淡化。盡管如此,鄧演達能夠準確地把握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革命動力和革命對象,反映出他運用馬克思主義比較科學地分析中國實際和比較正確地判斷形勢的能力,以及愛憎分明的革命立場。從上述他對中國革命性質、任務、動力、對象等的分析和認識,我們不難判斷,他所提出的平民革命理論是順應歷史發展潮流和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革命理論,并且富于革命的堅定性。令人惋惜的是,鄧演達平民革命的新實踐和關于農民問題的新探索,因為他的被捕和英勇犧牲,于1931年11月戛然而止。

  和鄧演達一樣,大革命失敗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繼續從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業。有所不同的是,他們打出共產黨的旗幟,通過發動一系列武裝起義和暴動,創建了工農革命軍(紅軍),并深入到廣大農村探尋新的革命道路。在新的實踐中,毛澤東等把大革命時期他和鄧演達關于發展農民武裝、建立農民政權和沒收地主土地給農民的主張,發展成為土地革命、武裝斗爭和以創建工農民主政權為核心的根據地建設,將這三者有機地統一起來構成“工農武裝割據”理論,并在以后的斗爭中獨立自主地開辟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工農武裝割據理論和在開辟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征程上的其他理論創新,奠定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基礎。其中,圍繞如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毛澤東始終戰斗在土地斗爭的第一線,進行了長期的不懈探索。他非常注重社會調查,認為“對于擔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具有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礎的知識。”[7]P789而這一點正是鄧演達所欠缺的。毛澤東經過制定《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和參加中共閩西一大、主持閩西南陽會議等一系列的摸索,到1931年2月,終于形成“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這樣一條切合中國實際的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線。這條土地革命路線的實施和發展,最大程度地發揮了中國億萬農民的革命主力軍作用,對于完成孫中山、鄧演達等民主革命先驅的未竟之業,最終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創建新中國,其作用至關重要,無可替代。

  大革命失敗后,鄧演達和毛澤東在兩條平行的道路上繼續探索和實踐各自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毛澤東的探索取得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豐碩之果;鄧演達的探索卻因其犧牲而終止。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假如鄧演達能夠繼續探索并將其探索成果付諸實踐,其效用會如何呢?歷史不能假設,但是我們可以從對鄧演達與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關于農民問題理論的對比分析中,窺其端倪。

  第一,關于領導權問題。鄧演達雖然仍舊高度重視,認為“要使革命成功,必要有堅強統一的革命領導”,但是卻有所偏頗。他在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時指出:“前面的革命,很明顯的埋伏了一個失敗的重要原因: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領導共行存在,而且公開地向敵對的程途發展。”[4]P295他在這里有一個矛盾的現象,一方面,能夠比較熟練地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分析問題的鄧演達,在大革命失敗之初曾經對中國工人階級的階級地位作出過比較精到的分析。他說:“新興產業工人,數量雖較農民特少,而因其生活刺激較為強烈,及經濟政治環境惡劣之故,其對于政治的覺醒程度,實較任何階級為高;其爭斗決心,實較任何階級為堅決;其對于革命之成績貢獻,已為數年來中國歷史上不可磨滅之事實。他們必為中國革命之機輪。”[4]P336但是,另一方面,他后來又改變了這種認識,反而斷定,“很客觀的說,中國本身應該不會發生共產黨出來,更不會發生蓬勃的共產黨出來”。他本人解釋出現這種矛盾狀況的原因,“卻是因為歷史的社會的條件所限制,使國民黨的領導整個的被豪紳高利商人所篡奪,廣大的平民大眾無所依歸,而共產黨在第三國際的撫育抱持底下,在豪紳高利商人的統治下面,自然有突飛的威迫劫持的機會。”[4]P295

  事實上,通覽鄧演達的文稿和言論,無論是武漢國民政府時期,還是在大革命失敗以后,鄧演達始終不承認中共對國民革命(即鄧演達后來所謂平民革命,也就是毛澤東后來概括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權,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本來不是中國客觀的社會要求所產生,而寧是第三國際的養子”[4]P273。究其原因,其一是他看到了中國自身的資本主義經濟薄弱,在新式工業中,外國資本家占80%以上,因而得出中國資產階級先天不足無力領導中國革命的正確結論;卻沒有看到中國無產階級的資格比資產階級老得多,不僅產生于民族資本主義企業,而且最早產生于外國資本主義在華企業里,比中國資產階級聚集著更雄厚的力量;他只看到中國“產業工人的數量,連煤礦工人及碼頭工人計算在內也不過占全數人口0.5%(千分之五)”[4]P341;卻沒看到中國工人階級雖然人數不多,但由其階級的先進性所決定,最大公無私、最富有革命的堅定性和徹底性等突出的特點和優點。其二是鄧演達看到了中共曾經有過“把有產變無產”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卻沒有看到或者是無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對“左”傾錯誤的抵制和糾正,沒有看到毛澤東等已經在實踐中摸索出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革命道路,沒有看到中共領導農村土地革命已經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深遠意義。他認為中共領導農村革命已成燎原之勢的現實“絕不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觀勢力所鼓動,更不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綱領適合于民眾要求所發生,實在主要的是由于南京統治的橫暴與貪污所產生”[4]P271。其三是因為中共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接受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觀點,認為在大革命失敗后,不僅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叛變了革命,而且小資產階級也背叛了革命,繼續革命的只剩下工人、農民和城市貧民。[8]P282因此,在把持中共領導權的“左”傾教條主義者的主張下,中共一度放棄對小資產階級的領導。周恩來回憶:“一九三〇年鄧演達回國后,曾找我們談判合作反對蔣介石,可是我們沒有理睬他,這是不對的。”[9]P166歷史轉換時期的風云際會,使鄧演達這位共產黨人最親密的戰友,未能在其有生之年繼續與中共直接合作。

  鄧演達在武漢國民政府時期把國民黨作為國民革命的指導機關。大革命失敗后,他宣布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臨時行使革命指導之機能”。在他留下的著述中,未發現有明確哪一個階級為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的論述。但是,在他主持下,1930年8月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成立時發布的《組織工作大綱》卻明確規定,雖然該黨“要以工農分子為主體;不過從目前的狀況看來,就落后國家的一般狀況而論,青年學生分子對于革命具有熱烈的情緒,實在是最明顯的事實。所以,我們在第一階段內,還不能不以青年學生為重心。”[10]P108該黨的這一規定,實際是基于鄧演達對知識分子的分析。他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除了極少數已爬到上層統治階級以外,都客觀地非革命不可,而主觀的又已先后接受了革命的熏陶。他說:“革命的知識分子現在已經分布于農村中及城市中,特別是在新興反動的軍隊中服務,甚至在灰色的掩蓋下面,假裝著為統治者的核心,這種狀況,自然是使革命群眾的組織不發生十分大的困難,而且在反動統治的胎中,使革命的力量早熟”。他認為這是中國革命“一個特殊有利的條件”[4]P301-302。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是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周恩來稱他們為“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11]P301-302。鄧演達對這部分力量特別倚重,作為其新組建政黨的組織重心。這清楚地表明,他把小資產階級作為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階級基礎,他所追求的是小資產階級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這和毛澤東等共產黨人的觀點是截然不同的,毛澤東在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中,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2]P48

  關于領導權問題上的差別,是鄧演達與毛澤東農民問題理論的根本差別。

  第二,關于政權問題。和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專注于建立農民的鄉村政權以支持農民獲取地主土地的主張不同,在這個時期鄧演達主要是把目光投向奪取全國政權,更多的是闡述國體和政體問題,以及平民政權的性質問題。他根本否定叛變革命后建立起來的南京政權,也一針見血地指出改組派、新月派和人權派的所謂“人權”“約法”“憲法”是癡心夢想。鄧演達認為“政治制度是政治斗爭的結晶,而所謂‘民權’只是被統治被壓迫者經過長時期的奮斗以后所得到的報償。中國勞動平民大眾做統治者的牛馬奴屬已好幾千年,現時唯一要求是要翻身起來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發展自己,而其最切近的第一步目標是要推翻傳統的官僚統治,建立真正由人民直接參加及組織起來的政權”,即“平民政權”。[4]P151為保證平民政權能夠“以工農為重心”,鄧演達主張以有組織的職業團體代表和準職業團體代表構成中央及地方政權的發動機關——國民大會、省民大會、縣民大會和鄉民大會。他規定直接參加生產的農民工人應占代表比例的60%,其他代表占40%。[4]P155在政體上,鄧演達拋棄了包括孫中山也熱衷的三權分立制(孫中山將三權分立進一步發展為五權分立),“主張立法機關不與執行機關分離,一切權力屬于國民大會,在國民大會之下設立執行機關”。他認為“必須用這樣的組織才能使平民群眾相信革命黨的領導,才能免除那些假借‘訓政’及‘以黨治國’的名義去壓抑平民群眾剝削平民群眾的流弊。”[4]P352這是一種議行合一的政體,源于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

  鄧演達關于平民政權的設想,其革命性和進步性顯而易見。但是和毛澤東同時期的實踐和主張相比,其差距也是明顯的。其一,毛澤東雖然也把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為目的,但其著力點在建立新的農村政權,首先著眼于贏得農民的支持;其二,1927年11月打下茶陵后,毛澤東否定沿襲舊套路建立政權的辦法,改由工會、農會和士兵委員會各選出一名代表組成工農兵代表會議,然后建立起第一個縣級的工農兵政權;其三,毛澤東總結茶陵建政的不足,在建立遂川工農政權時,提出紅軍的三大任務,組織隊伍深入農村打土豪和發動群眾,并制定實施了切實可行的《遂川工農政府臨時政綱》,把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政權聯系在一起,把土地革命、武裝斗爭和政權建設聯系為一體,夯實了工農政權的執政基礎,真正保證了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性質。相比而言,鄧演達的主張沒有實踐支撐,僅僅用農工代表在平民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國民大會占60%的比例,是不足以確定該政權性質的。問題的關鍵在于是由哪個階級領導、在于能否實施符合群眾利益從而贏得群眾支持的措施和行動。

  第三,關于農民武裝問題。在武漢國民政府時期,盡管出現蔣介石集團的分裂和叛變,武漢政府和鄧演達仍有數量眾多的國民革命軍以及馮玉祥的部隊為支撐和依托。那時,他關于建立農民武裝的主張和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而防范地主武裝的反抗。這和武漢政府的主力部隊是繼續向黃河流域北伐,還是準備東征討蔣這樣的重大軍事行動,無直接的關聯,是另外一方面的問題。而在大革命失敗后,鄧演達已沒有主力武裝可為依托。因此,當務之急是打造一支能為其所用的新型軍隊,而如何武裝農民的問題,則是較低層次的問題,已不再是當務之急和他關注的重點,因此很少提及。盡管如此,非常難能可貴的是,作為堅定的民主革命家,鄧演達深刻認識到舊軍隊的危害性和建立新型革命軍隊的重要性。他說“我們在過去犯了一個瘋癥,就是‘在老虎頭上捉虱子’,就是拉攏封建地主的軍隊去做土地革命!”[12]P163他提出要創建一支來自農工、代表農工利益、與平民政權相聯系,還要不斷經受政治訓練和勞動訓練的平民革命軍,“成為人民——農工平民的武先鋒,是永遠為解放中國民族建立平民政權促進社會主義而產生而犧牲作戰。”[4]P312

  鄧演達雖然反對再走利用軍閥反軍閥的老路,雖然已經勾勒出如何建設他理想中的新型革命軍隊——平民革命軍的藍圖,但是在現實斗爭中,他對真正人民的軍隊——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有嚴重偏見,認為他們是鄉村流氓無產者的化身;他對群眾性的武裝——大革命后期的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也不滿,認為他們本身脆弱表現不出什么力量,他只好寄希望于“具有農工平民意識的青年軍官能自覺的接受革命的任務,自反動統治的營壘中發動出來,做掩護人民起來的前衛。”[4]P302他把葉挺、黃琪翔、嚴重、季方、周士第、余灑渡等在北伐時期已嶄露頭角的軍事人才吸收到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內;他組織黃埔革命同學會,專門策反蔣介石軍事力量的基礎——黃埔系軍官;他還先后與他曾經激烈抨擊過的馮玉祥、陳銘樞以及程潛、楊虎城、鄧寶珊、張軫、盧興邦等地方實力派(軍閥)建立起較為密切的聯系,甚至曾親自到北平嘗試聯系曾被他視為主要敵人的奉系張學良;他特別注重聯系兩廣的反蔣力量,他在被捕后坦承:“我的政治主張始終站在國民黨左派的立場,與現時廣東一部分的政治家接近,廣東政府在精神上給我以幫助。”[12]P316鄧演達當時所倚重的這些力量,雖然那時都程度不同地具有追求民主進步的傾向,雖然都贊同反蔣,但是,他們和鄧演達理想上所向往的那支來自農工的“平民革命軍”,還是有本質差別的。

  鄧演達建立新型武裝的軍事反蔣行動,因他被捕和犧牲而中斷。我們無法假設如果他不被捕的話,其行動能否成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毛澤東同時期的行動和主張與之相比,最突出的不同之處是,毛澤東始終面向農民、扎根農村。毛澤東認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2]P98他在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時就明確,“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發動起義之初,部隊的三團兵力,有兩個團是農民自衛軍和安源的礦工;起義受挫后,轉向農村,通過開展土地革命,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在廣大農村的轉戰中,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注重思想建黨,強調政治建軍,成功地摸索出在農村環境和農民為主要成員的情況下如何建立一支共產黨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歷史經驗。毛澤東沒有陷入再走利用軍閥反軍閥老路的窘境,而是把他和鄧演達在武漢政府時期發展農民武裝的主張,引入一個前景光明的新天地。

  第四,關于土地問題。和在武漢國民政府時期相同,鄧演達在這一時期關注和熱切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拳拳之心不改。但是,他不再堅持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主張,轉而提出:“我們反對無條件沒收土地的方法”“我們解決農民耕地問題的方法是著重在用政治手段,而不是用沒收的手段。”[4]P310他認為在建立農工平民政權后,應“立行宣布免納佃租,其耕作中的佃農及雇農可暫行保有原來佃耕土地的使用權與收益權,聽后詳細辦法解決。但地主回村并能實際耕作者,主佃兩方,暫時共享土地使用權與收益權,其形式以契約定之。”與此同時,他重拾孫中山的主張(也有所修正),規定“在允許私人占有耕地最高額以外的土地,應由國家以全國國有土地為抵押,發行五十年長期土地公債,按照國民會議所規定的土地定價原則及地方政府所決定的土地價格,收買歸為國有”“所有一切收歸國有的土地,應由土地管理機關按照土地分配原則及各地方標準,負責分配給耕作的農民。原日佃耕的佃農,及無地的雇農與退伍的革命軍人等,應有同等的機會領用土地,但只限于使用權和收益權。”[4]P366-367很明顯,這一時期鄧演達關于農民土地問題的主張較過去溫和了許多。他不再提建立鄉村農民政權問題,也不再提發展農民武裝問題,在已經失去武漢國民政府時期擁有的那種執政地位的情況下,他這時關于解決農民土地的主張,既孤立無助,又軟弱無力。沒有武裝和政權為支撐的農民,與地主訂立共享土地使用權和收益權的契約有可能嗎?在已經運行兩千多年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之下(遍及全國),作為發行土地公債抵押的國有土地從何而來?即使是地主階級能夠俯首聽命,農民得到的也只是土地的“使用權和收益權”,仍然不能滿足廣大無地和少地農民得到自己土地的渴求。

  相比之下,這一時期的毛澤東,他認真貫徹中共八七會議關于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始終堅持“無條件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創造性地提出并成功地實施了一條“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2]P98,并在實踐中不斷地修正與完善中共的土地政策,明確保證農民的土地所有權,逐步形成并成功實施了切合中國實際和億萬農民愿望的土地革命路線,從而為奪取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關注和致力于中國現代農民運動,在共產黨內可能有早于毛澤東的,而國民黨內早于鄧演達的也大有人在;但就農民問題的理論建樹和實踐成就而言,共產黨內無人能出毛澤東之右,鄧演達則無疑是國民黨內的佼佼者。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條件下,他們二人關于解決農民問題的赤誠和熱情,以及理論觀點和行動步驟,出奇地一致。他們共同領導了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由于在各自黨內和武漢國民政府內的地位不同,身居要職的鄧演達比毛澤東有更多的權力與資源,因此,他在推動當時的農民運動中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居于主導地位。大革命失敗后,他們循著兩條平行的路線繼續致力于農民革命,鄧演達這一時期關于農民問題的主張,在其他所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中,是與毛澤東和共產黨人的主張最接近的。但是,由于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和眼光的束縛與制約,他否認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領導,因而導致他在發展農民武裝、建立農民政權和分配地主土地給農民等問題上,裹足不前,以致壯志未酬,未能像毛澤東那樣闖出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

  盡管如此,鄧演達和他所領導的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及其所團結的廣大民眾,在平民革命的旗幟下,繼續孫中山的未竟事業,沉重打擊了蔣介石新軍閥的反動統治,揭露了汪精衛等黨派力量的投機嘴臉,在客觀上給予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土地革命以有力的呼應,壯大了人民革命的聲勢和力量。不僅如此,他們的革命行動和犧牲精神,表明作為中國革命基本力量之一的小資產階級在大革命失敗后的政治態度,充分說明小資產階級仍然是中國革命必不可少的革命力量;他們對中國社會性質、中國革命性質和中國革命對象、中國革命力量的新探索,他們對農民問題的新觀點,客觀上成為中共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和土地革命路線的重要借鑒,豐富了毛澤東等對中國革命理論問題的認識。鄧演達等威武不屈、富貴不淫的道德品質和矢志于民族獨立、農工解放的革命堅定性,贏得了毛澤東等的尊重,使越來越多的共產黨人看到了工農以外的小資產階級以至民族資產階級中凝聚著的革命力量,為中國共產黨糾正那種所謂“小資產階級也已叛變革命”的錯誤認識,完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提供了客觀依據。

 

  注釋:

  ①時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秘書,相當于副部長。部長不在時,主持或代理部務工作。1927年7月,鄧演達辭職后,就是由他接任部長職務的。

  原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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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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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蔣建農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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